在伦敦市政府，在市长在场的情况下，我被起诉。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来为自己辩护。我被判罚100英镑。我没有交齐罚款，因此我放在剑桥的财产被他们卖掉来冲抵罚款。而我的几个朋友又把它们买回来还给了我。我感到自己的抗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这期间，三一学院所有的年轻研究人员都应征入伍，并被授以军衔，而我被取消了讲师职务。
反对服兵役协会发行了一份名为《特别法庭》的周报，我经常为它写社论。在一期社论中我写道：美国士兵如果到了英国，会被用来破坏工人罢工，这本是他们在自己国家干惯了的事情。我是参照一份参议员报告的内容写了这段话。因此，我被判刑监禁半年。但这并不让我有多难受。它让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让我有机会去思考一些比人类毁灭较少痛苦的问题。由于贝尔福出面干涉，我被关押在轻罪囚室，这样我就可以阅读和写作，但不准进行和平主义宣传。我的感觉是，在监狱里呆着也蛮惬意的。这里不会有穷于应付的约会，不会有难以作出的决定，不会有不希望的人来访，不会有人来打断我的工作。我读了许多书，写了一本名为《数理哲学导论》的书，是对《数学原理》一书的通俗化，同时还开始写作《心的分析》一书。我对同监狱的人产生兴趣，认为他们的道德水准并不见得比其他人低下，或许其智力要略逊一筹，他们被抓进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在轻罪囚室，蹲监狱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严厉惩罚，对于那些习惯于读书和写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多亏贝尔福，我才免遭此厄。我很感谢他的干涉，但我仍然激烈反对他推行的政策。到达监狱时，看守照例进行详细询问，他的问话让我乐不可支。他问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问这个词怎样写，然后十分感叹地说：“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宗教，我还以为大家相信的是同一个上帝呢！”这话让我乐了将近一个星期。一次，我在朗读斯特里基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录》，读到得意处不禁放声大笑起来，看守立即跑过来制止我，并说：一定不要忘了监狱是施行刑罚的地方。
我获准每星期可有一次来人探视，当然看守必须在场，而这仍然是让我特别愉快的时刻。往往是阿朵林和克莱特轮流来看我，有时还带有人。我发明了一种秘密通讯方法，就是把信隐藏在还没有划开的毛边书页里。当然，我不能当着看守的面说明这种方法，我就把一册《伦敦数学学会会刊》交给阿朵林，对她说，这个会刊要比它表面上看起来更加有意思。此前，我还尝试过另一种方法：将给克莱特的情书编进可让典狱长审查的书信中。我对典狱长说，我正在阅读法国大革命回忆录，发现了吉伦特党人比佐给罗兰夫人的信件，我将写给克莱特的法文信谎称为是从这些书上抄下来的。即使典狱长懂法文，比佐的情况跟我很类似，他也未必分辨得出来真假；而据我猜想，他并不懂得法文，却又不愿承认这一点，就稀里糊涂地让我的信通过了。
监狱里有许多德国人，其中有些人不乏才学。一次，我对一本论述康德的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立即有几个德国犯人过来同我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在我被关押期间，苏俄的李维诺夫也被关在这里，远远地我可以看到他，但没有机会同他谈话。
我在监狱的心情可以从当时我给哥哥的信中得到反映，这些信都是必须经过典狱长审查的：
“(1918年5月6日)……这里的生活就像坐在一艘航海客轮之中，你同许多普通人被关在一起，除非你躲进自己的舱房，否则是无法避开他们的。我并不觉得他们要比一般人坏，如果根据其面部表情来判断的话，也许他们的意志力比较薄弱一些，我也只能根据这个来判断他们。这里的生活最难受的是见不到朋友。那天见到你，我感到快乐极了。下次你来时，最好再带两个朋友来，你和伊丽莎白都知道应该带谁。我渴望见到更多的朋友。你好像以为我在这方面的要求会逐渐冷淡下去，你想错了。要见朋友的渴望是不会冷谈的，虽然对他们的思念也会获得一种满足。
“在这里没有我原先预想的那样感到烦躁，烟抽完了也没有觉得特别恼火，不过再过一阵子也许就不是这样了。在这里就像是在休假，而且没有任何负担，再没有比这更为惬意的事情了。在这里无须关心尘世上的事，心境平和，灵魂安妥。在这里完全摆脱了这些折磨人的问题：我能够再做些什么？我是否还有未考虑周全的实际行动？我是否有权将一切撒手不管而钻进哲学之中？在这里我是不得不把一切撒手不管，这要比本想撒手、又怀疑这一选择是否正确省心得多。在我看来，监狱在某些方面要远远超出教会之上。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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