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进一步指责墨子说：“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 （《荀子·富国》）他认为墨子提出的“非乐、节用”主张才是祸乱天下的“公患”。他说，如果墨子当了天子或国君，他会愁眉苦脸地穿粗布衣服，吃糟糠之食，成天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反对音乐。这样人们的享受十分微薄，就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欲望满足不了，有功的人就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如果墨子当了天子或国君，他就会减少做事的人，裁减官职，治国者就很辛苦，跟老百姓做一样的事情，干一样的活。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威严；失去威严就无法有效地惩罚犯罪者。无法进行奖赏，贤人就得不到进用；无法进行惩罚，坏人就得不到黜退，这样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都得不到适当的安排。于是整个世界就乱了，事态会失去控制，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像被烧焦了一样，墨子他即使自己穿粗布衣服，束着绳索做腰带，吃野菜，喝凉水，又怎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呢？既然已经伤毁了天下的根本，枯竭了它的源泉，就只能让它枯焦了。（《荀子·富国》）
荀子这里说的天下，只能是富人、强人、统治者、上层人士的天下。若按照墨子“非乐、节用”那一套实行，利益受到损害、不能如以前那样享受特权生活的，就是他们，他们当然要觉得“若烧若焦”，荀子是代表他们来抨击墨子的。若实行了墨子的这一套，天下的穷人、弱者、被统治者、下层人民就可能有基本生活保障，对于他们，不是什么“若烧若焦”的问题，而是快要被晒得枯焦的禾苗得到甘霖。
庄子也指责墨子说：“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庄子·天下》）梁启超认为，“庄子此论，可谓最公平最透彻。”尤其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一句。（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31）
庄子说的天下，也不是广大百姓、下层人民的天下，而是他这样以关心个人内心生活为主的隐士之类人物的天下。他们也许不十分讲究吃穿等物质生活享受，却讲求精神生活的自在飘逸，对于音乐艺术也是十分看重的。墨子非乐，为万民而忧苦，生活辛勤沉重，这些都与庄子的生活方式相悖，所以庄子说他“反天下”、“天下不堪”。墨子的作为确实是扫了庄子一流者的兴，使他们觉得不堪，但天下百姓的感觉恐怕不会跟庄子的一样，他们现在的生活才是十分不堪，而墨子的思想如果得到实现，或许可以让他们摆脱这种不堪的生活状况。
当代学者也有十分认同庄子对墨子指责的，他引用庄子这段指责墨子“不合人情”的话，并说：“墨子一系用充满工具理性色彩的思想来批评维护价值理性的思想。……如果只是寻求实用和功利，很可能使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仪礼和象征都丧失，而丧失了这些的人类，也丧失其人之为人的依据而沦落为生物。”（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107-108）
看到这一批评，我不禁想起孟子对墨子的批判：“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虽然“沦落为生物”的说法没有“是禽兽也”那么难听，其意思是一样的：只寻求实用和功利的人就不是人。墨子以天下万民之利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否就一定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我认为不是。如果要说有什么价值理性，那么其根本就应该是主张和维护人的生存权。墨子的主张符合这根本的一条。那些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穷苦百姓，很可能“内心情感及寄寓这些内心情感的仪礼和象征都丧失了”，但这并非墨子学说宣传的结果，而是社会造成的。
墨子所倡导的，并非要大家都丧失这些东西。在《非乐》篇的开头，他就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饰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他是知道这些给精神和情感以愉悦的东西具有的价值，但认为应该将这些价值放在一个更为根本的基础上衡量，那就是是否合乎万民之利。
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如果说墨子似乎有禁欲的倾向，那也是禁止一部分人过度的欲望，以满足一切人最低限度的欲望。墨子的节用思想，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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