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非乐》）他反问，如果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老百姓就能得到衣食财物吗？显然是不能得。三患照样存在。他还说，现在是“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非乐》）如果为此而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这种天下之乱就可以得到治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撞钟需要身强力壮、耳聪明目的青壮年人。如果使男人撞钟，就会浪费他们耕田、种菜、植树的时间；如果使女人撞钟，就要荒废她们纺纱、绩麻、织布等事情。给王公大人跳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糟糠，因为他们吃得不好，脸色就不好看了，衣服不美，体形动作就不好看了。所以他们必须吃好的、穿好的，但不从事生产衣食财物的劳动。所以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是掠夺百姓的衣食财物。
墨子指出，社会上各种人等，一旦迷恋上音乐，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王公大人因迷恋音乐而不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士人君子因迷恋音乐而不花费精力去治理官服、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农夫因迷恋音乐而不早出晚归耕田、植树、种菜；妇女因迷恋音乐而不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这样一来，国家的治理和生产都荒废了，所以墨子要“非乐”。
梁启超认为墨子的非乐是“仅见有之之利，而不见无之之用也。是犹筑室者以室中空虚之地为可惜，而必欲更辇瓴甓以实之也”。（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30）同样的观点认为，“墨子重物质而忽精神，其非乐全由实利主义而来。音乐美术恒与实用相反，故墨子主以足民之财，为治平之先务，至于精神上之快乐，则未计及。”（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98年影印版，p.121）相同的看法还有：“就否定音乐和艺术的价值而言，墨子的思想显然有其偏狭处。人毕竟不是动物，除了生理需要之外，还有感情和意义等问题，这些问题仅从实用的角度是根本无法回答的。”（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69）
这些评论显然没有准确理解墨子的意思。墨子反对音乐，不是否定音乐对人的良好作用和积极功能，主要在于当时音乐的制作和运用只是供统治者享乐，不仅不能消除人民的“三患”，反而大大增加人民负担，给他们造成极大伤害。墨子曾举古代圣王造车船的例子，说那也向百姓征取了许多钱财，但由于这些车船造成后都用于百姓，所以他们并不抱怨，都送出钱财。“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非乐》）他说，如果乐器也是这样反而符合百姓的利益，我是不敢反对的。可见他并非认为音乐本身没有价值，只是当时统治者耗费巨资在音乐方面，使百姓遭受灾难，而获得享受的却是统治者。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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