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的大同思想，它打着孔子的招牌，实际上是墨家的思想。关于此点，伍非百先生解说得十分清楚：“今考礼运大同说，与其他儒家言不甚合。而与墨子书不但意义多符，即文句亦无甚远。天下为公，则尚同也。选贤与能，则尚贤也。讲信修睦，则非攻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兼爱也。货恶其弃其地，力恶其不出于身，则节用非命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又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之文也。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则‘余力相劳，余财相分，良道相教’之意也。诈谋闭而不用，盗贼窃乱不作，亦‘盗贼无有’、‘谁窃’、‘谁乱’之语也。纵观全文，约百余字，大抵摭拾墨子之文而成。其为墨家思想，甚为显著。”（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年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p。200-201）

　　梁启超先生说：“墨子的兼爱的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但孔子的大同，并不希望立刻实行；以为须渐渐进化，到了‘太平世’才能办到，在进化过渡期内，还拿‘小康’来做个阶段。墨子却简单明了，除了实行兼爱，不容有别的主张。孔墨异同之点在此。”（梁启超：墨子学案，1921年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p。23）这里他对礼运篇大同思想的实质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墨家的思想；但他预先认定《礼运》中“大同”那一段话确是孔子说的，这并没有什么根据。

　　李泽厚先生评论说：“儒家的目标是‘小康’，……所谓‘天下大同，一家一人’的乌托邦社会，基本上是下层群众不满现实的墨家理想和上层士大夫疾俗避世的道家理想，后来被改编成孔子和儒家的学说了。”（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p.168）他认为“大同”是墨家思想后来被改编成孔子和儒家的学说，这是说得很准确的；但说大同思想也反映了道家理想，则没有什么根据。虽然其中有“大道之行也”之类的话，但这个“道”跟道家说的道并不是一回事。

　　张岱年先生认为：“周秦之际之儒家之所作之《礼运》，有‘大同’之说，以大同为人类社会之最高理想。所谓大同，实即以兼爱为原则之社会。……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p. 279-280)我很赞同他的说法。惟张先生说创造该思想的作者是周秦之际的儒家，比较笼统。我以为在时间上还可以作进一步限定。至少可以断定的是，它不可能是“孟子以前遗物”，不可能是孔子的学生所记的孔子原话。

　　孟子一个基本的立场和态度就是对墨家思想的批判，以此为己任。《孟子·滕文公下》中将墨翟和杨朱的学说称之为邪说诬民，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言论遍及天下，使得孔子的学说不能发扬光大；而墨家的思想主要是兼爱，其实质是“无父”，这跟禽兽差不多；能够对墨翟和杨朱的思想进行批判的人，才是圣人孔子的门徒。如果那时果真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由孔子的学生（通常说是子游）直接记录下来，以孔子的名义流传于世，孟子不可能不知道。那么，他对于墨家兼爱思想的批判，也就等于在批判孔子，批判老祖宗了。这跟《孟子》一书中对孔子推崇备至，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命的态度是互相矛盾的。

　　伍非百先生认为：“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言出入。学者或疑为非孔子书，或以为学老庄者摻入之。实则墨子之说，而子游弟子援之以入儒耳。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人世。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故当时学者多逃儒而归墨。子游弟子等忧之，乃援儒入墨，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明知墨家之兼爱，与儒家之礼不相容，别为大同小康二说。谓时机未至。姑先行小康之治以徐企于大同。此礼运所由作也。”（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年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p.200）

　　我认为伍先生这一分析合情合理，十分精到。这里想补充一点的是，援墨家思想以入儒家学说，从而产生“孔子曰大同”的记载，这是“数传”到什么时候的儒家弟子干的？伍先生没有说。我认为这应该是在孟子之后发生的事，而不可能在孟子之前。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