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就对这些根据逐一进行分析。
这些论者的一个根据是《论语·季氏》中的一段话：“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他们认为这就是孔子的理想社会状态，也就是“大同”社会。（易永卿：孔子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转换，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75～78页、王佃利、刘宗贤：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第74-80页）实际上这里孔子是针对季氏伐颛臾而言的。他的意思是，对于诸侯、大夫而言，他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国或家太穷，而应该考虑财富是否分配得当；不是人民太少，而应该考虑境内是否安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通常认为是错简，应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否则与下文“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相对应。）只要财富分配得当，就无所谓贫穷；境内和平共处就无所谓人少；境内安定就不会垮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均”，并非平均分配的意思，而是指按照不同等级、身份而有不同的分配。（参看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这里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些论者将《论语·公冶长》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说法看成是孔子具有大同社会理想的根据。（王佃利、刘宗贤：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第74-80页]、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p。253）其实孔子这里说的是，他希望自己生活圈子里（也就是同一阶层和等级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对自己有好感，并不是在谈论一种社会制度或理想。这从“朋友信之”的“朋友”二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泛指所有与他年龄相仿的同代人。这里与“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硬要扯上，那是牵强附会。
有论者举出《论语》中“泛爱众，而亲仁”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认为这与大同社会的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提法一样，都是“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实行广博的爱。”（杜振吉：孔子伦理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 杨朝明、修建军主编：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p.271-272)但《论语》中这两句话的语境与《礼运》中的话完全不一样，无法类比。《论语》前一句的全文是，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里孔子是对处于社会较高阶层的年轻人提出做人和行为的要求，根本不是谈什么社会理想。而且首先要求做的是孝和弟，与“人不独亲其亲”的思想毫不相干甚至相反。这里的“泛爱众”并不是要年轻人去爱所有的人，只是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跟本等级、阶层、家族的人接触而已。
至于《论语》中的后一句话，则更是跟“大同”思想毫不相干。原话的全文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首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他的学生子夏说的。其次，子夏说这话时，也不是谈什么社会理想，而是在安慰那个没有兄弟的司马牛，告诉他如何做才可能获得有众多兄弟的感觉。这句在特定语境下安慰别人的话，不知怎么就成了儒家的社会理想了。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
有论者提到，《论语》中“博施济众”的思想跟《礼运》中的大同社会理想是完全相同的。（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p. 253) 《论语》这段话的全文是，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这里倒是讨论社会治理的问题。子贡问，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仁”。孔子的回答是，这何止是仁，简直可以说是圣了。尧、舜都难以做到。仁只是自己想立的东西，也要让别人去立，自己想达到的，也要让别人达到。这段话涉及到民，说到“济众”。但这里的说法仍然是含糊的，并没有明显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并没有与墨子“兼爱”类似的思想。
通常的理解是，这里孔子提出一个比“仁”更高更大的范畴“圣”，很自然的，它应该是孔子更高层次的理想。但孔子的意思，并不认为“圣”高于或超过“仁”。徐复观先生说，当时一般所称之“圣”，是以智能为主；孔子的意思是“你所说的博施济众，与仁无干；一定要全能的人才可以”。“何事于仁”是说“事于仁”的人未必能济众；能济众的人未必就是发于内心之仁。（徐复观：释《论语》的“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p.243）我认为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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