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孔子论大同和小康的话，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大同”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如上世纪30年代，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然则何者为孔子之所谓郅治乎？读《礼运》一篇，则知孔子之所慨想者，在于大同。而其行之之序，则欲先恢复小康。”(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p。57)同时期还有学者认为：“孔子晚年之政治理想，有‘大同’、‘小康’二种。大同为孔子理想政治之极则，若大同之治，不可一朝企及，则必先自小康始。礼让为国，小康之极盛，由此可臻于大同之域。故大同与小康，即在‘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之分别。”（ 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p。75)

　　近年来学者中持此种观点的也不少。如有人评论说，孔子“最高境界是全社会抛除私有观念，共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易永卿：孔子经济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现代转换，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75～78页）还有学者说：“孔子崇尚‘大同’社会那种天下为公、有而不与的精神，……孔子的社会理想是由远期的‘大同’社会和近期的‘小康’世界这两个目标层次构成的。在《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小康’的完备描述，都发端于孔子的社会理想之中。”（王佃利、刘宗贤：孔子仁学的社会伦理导向，东岳论丛1994年第6期，第74-80页）类似的观点认为：“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是由‘小康’进入‘大同’。……他认为必须通过整顿和恢复周礼秩序，首先建立一个统一的‘礼’的等级压迫王国，才能最后进入到无等级压迫的“大同”社会。”（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p.71-72)

　　仔细研读了有关材料，我认为《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不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大同”之说见于《礼记》的礼运篇，而《礼记》是汉代编辑而成的书，虽然其中有不少“孔子曰”的地方，不能断定就是孔子当时说的，不排除后人杜撰的可能。

　　有学者根据湖北荆门店战国楚墓出土竹简中有后来收入《礼记》的《表记》、《坊记》》、《缁衣》三篇的内容，断定“《礼记·礼运》篇的作者为孔子的学生子游或子游门人。其中所记述的孔子有关‘大同’、‘小康’的言论，为孔子亲述。”（ 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p.72）但这种所谓的“间接证实”，其实并没有证实什么，因为竹简中并没有礼运篇，也没有《礼记》其它绝大部分内容。（小戴《礼记》共49篇。）

　　《礼运》还见于《孔子家语》一书。有论者根据庞朴先生的一段话，得出“《孔子家语》是‘孟子以前遗物’”的结论，并由此顺理成章地得出“《礼运》应该成在孔子弟子之手，《礼运》应该出于言偃自记”的结论。（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p.242，p.245）但细读该论者所引庞朴的话，只是说对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民之父母》篇，重读《孔子家书》的《礼论》篇和《礼记》的《孔子闲居》篇，应该承认它们是“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同上，p.242）这里说的只是两书中各自一篇文章，不知怎么到了该论者那里就成了对整本书成书时间的判断。而且这一判断与该论者后面的说法是相互冲突的，在那里他说，《孔子家语》是由汉代的孔安国写定的。（同上，p.244）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新出土的地下文献，可以确定《礼运》的写作年代以及其中“孔子曰”的话确实是孔子本人的言论。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