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思想的意义就在于，这是对以家族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一次反叛，孟子骂他“无君”，并不是冤枉他，而是道出了杨子思想的实质。至于有这种思想的人是不是“禽兽”(孟子语），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韩非子在议论了杨子的观点和作为后，指责那些礼遇这样的人的君主说：“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韩非子·显学》）的确，依照杨子的观点，人们是不会为君主卖命的，因为人的生命是太尊贵了，超过了一切。作为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杨子是第一个提出以个人为本的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高于国家和社会。

　　写到这里，我想拿西方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有关言论进行对照。黑格尔认定，中国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千年如一日，实际上是没有历史的。他这样说有什么根据？ 或者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无从发见‘主观性’的因素；这种主观性就是个人意志的自己反省和‘实体’（就是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成为对峙。”“在中国，那个‘普遍的意志’直接命令个人应该做些什么，个人敬谨服从，相应地放弃了他的反省和独立。”黑格尔对此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解说。他认为中国人民“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十分轻贱；中国人“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等等。（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p。123、126-127、130、143)

　　黑格尔对于中国人特性的描述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人没有个人意识和自由意识，自轻自贱，甘愿作皇帝的奴才。可以笼统地这么说吗？例如，可以说杨子没有个人意识和主观性吗？你能说他不是将自己的主观性与“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对峙起来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中国，有这种意识的决不是杨子一人。孟子虽是杨子的论敌，也不得不承认：“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当时的中国人有杨子这样意识的不在少数。由此可见，黑格尔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论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准确把握杨子的思想，给以适当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是一件十分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看到一篇关于中学政治课教学设计的文章，其中谈到杨子说：“我国古代的杨朱是享乐主义人生观的典型代表。杨朱是战国初期的哲学家。他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好、喝好、穿、玩好、听好，享受满足口、腹、耳、目欲望的快乐。这是他主张‘乐生’‘纵欲’观点的具体体现。同时，他主张‘为我’‘重己’，把‘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当作为人处世的法则。真是‘铁公鸡’一个。”（王景贤：“走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误区”课堂教学设计，政治课教学2004年第6期）这一介绍是极不准确的，在许多地方歪曲了杨子的思想，但很可能在该解说者的印象中，杨子就是这样的，他所能接触到的材料都是这样说的；以讹传讹，最后杨子就成了这样一种供人们批判用的靶子。而我们研究者的责任则是，应该以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探讨和评价杨子，尽可能地还其本来面目，而切切不可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