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如胡适说，杨子的学说来自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为腹不为目”、“甘其食，美其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127)我认为，这里杨子和老子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老子说的是治国者对待百姓应取的态度，而杨子则根本不会从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他只是从一个人自身（而这人多半不是社会上层）的角度看问题。杨子不仅要实其腹，也要“实”其心，即在精神上、思想上有自己的不同于治国者的见解和主张。他也不会“为腹不为目”，而是既为腹，也为目，只要是人的欲望，都在适度的范围内予以满足，而不是厚此薄彼。
冯友兰认为，“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p。57) 杨子确实具有这一特点：杨子主张“为我”，自贵其生，自重其身；拔身上之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老子和庄子是否也是如此，则大可探讨。老子明确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13章》）看来老子对自己这个身体不但不特别看重，而且认为是个累赘。在这个问题上，老子一以贯之地玩弄他的辩证思想以及将人的行为与宇宙论联系在一起：“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成其私。”（《老子·第7章》）这样说来，老子似乎还是看重自己这个身体的，只是不执着追求于它，反而能得到它。是不是可以说，老子和杨子的目的一样，全身保命，只是手段不同？我认为这样说并不准确；老子其实是说，不重视身体、生命，或可保存身体、生命，但其所作所为并非为了保存身体、生命，只是为了实现那个“道”，其行为目的跟杨子并不一样。全身保命，对于老子只是附带而已。
我们顺着杨子的思路往下探讨。杨子的态度是“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但如果他遭遇到下述情况：如果他不去服兵役，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甚至危及自己的生命，他将何以自处？入危城、处军旅，只是有可能遭遇生命的危险，而拒绝服从入伍的命令，则处罚是一定的。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据说是杨子的弟子子华子的话：“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贵生》）全生就是人的总体欲望得到适当满足。亏生是指人的各种欲望分别得到满足，但总体欲望没有得到适当满足，而且各种欲望分别得到满足的程度越高，总体欲望得到满足的情况就越差，因为它们妨碍了总体欲望的满足，所以叫亏生。其次是死亡。还有一种是迫生，即人的各种欲望都不能得到满足，子华子说，这种情况比死还糟糕。他举例说，当人被别人支配、凌辱时，就是迫生，生不如死。这样看来，他认为还有比人失去生命更坏的事情。他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杨子的意思？也就是说，像上面所设想的状况，杨子究竟会宁可死也不去当兵打仗呢？还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向压迫他的人屈服呢？从我们已知的关于杨子的言行看，他很可能会采取子华子说的方法做，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是相对于个人对社会的关系而言的。如果这一生命由于社会的压榨而扭曲变形，那就失去了个体生命本来的意义。
但如果是庄子，答案大概会不同：这人会顺从统治者的命令，去当兵打仗；在战争中，他一方面瞅准机会保自己的命，另一方面在心中神游天地，以洞穿一切的心态面对现实的一切，以此在精神上获取救赎。庄子的办法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保全生命的办法是在社会里混，无论好坏，不要显得太突出。而杨子的办法是让自己避开和脱离社会，不受任何人的威胁和统治。冯友兰摘引庄子上述言论，认为它是庄子著作中的杨朱思想，（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p.56）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
胡适称老子为“革命家”，说其学说是“革命的政治学说”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36、39）这一评价恐怕并不恰当。老子并非完全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说话，他有不少言论是给统治者出主意的。而杨子可以说是真正不从统治者角度看问题的人，所以孟子骂他“无君”、“禽兽”，这也从反面说明，杨子的思想确实有一种革命的作用，他确实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鼻祖。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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