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批判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君，是禽兽也。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从杨子的作为看，孟子对他的批判似乎并没有委屈他，尽管“禽兽”的说法近乎谩骂。按照韩非子所说，像杨子这样的人“义不人危城，不处军旅”。（《韩非子·显学》）也就是说，他拒绝上战场打仗，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命。谁有权力命令他上战场打仗，当然是国君。拒绝应征入伍打仗，当然不把国君当回事，所以是“无君”。

　　有论者认为杨朱是代表某些上层人士说话，其根据是：“《韩非子·六反》中有‘降北之民’来指称杨朱，值得注意。所谓‘降北’，是指投向北面称臣的意思，所以‘降北之民’很可能是指在社会变革中，臣服归顺而偷生的大臣或君王。既然是他们这些人，当然就无所谓‘君’、‘义’了，唯一目的就是保全性命，那管什么天下大义。”（石昕辉：杨朱和《列子·杨朱》的思想，南都学坛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我认为这一根据是不能成立的。《韩非子·六反》中的原话是：“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这里“降北之民”’与韩非子在另一个地方提到的“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 （《韩非子·显学》）是指的同一些人，即那些拒绝上战场打仗或者被迫上战场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投降的人。一个国家的“大臣或君王”是不会亲自上战场打仗的；为国君当兵打仗的，是一个国家的中下层人民。

　　诸侯国都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制度之上的。那些血缘关系疏远乃至最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人，就成了民。追根溯源，他们与那些贵族、上层统治者在历史上有过血缘关系，所以在与别的以家族为基础的国家打仗时，仍然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一家族、国家的人。随着战争的频乃发生，各国君主为了少数人的私利不顾国家广大人民的死活，那些处于下层的当兵的人（他们有的是专业士兵，有的是战时打仗、平时当农民种地）越来越失去这种认同感。杨子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的代表。有论者说：“杨朱学派的社会思想，是站在没落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他们所反映的是那些在社会变革中没有前途的一部分人的利益。” （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27）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也许有一些贵族没落了，处于下层，会认同杨子的思想，但并非所有认同其思想的人都属于这一阶层。相反，更多的认同者本来就处于社会的下层。杨子的这一思想在当时能获得极大影响，是他代表了大量对于诸侯争霸战争、“率土地以食人”厌恶、反感、憎恨的下层民众的情绪、态度和立场，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该国统治者的认同感，感到只有自己的生命才是最为宝贵的，而其它一切均不能与之相比。杨子这一思想之所以可能在当时得到传播，在于周王室崩坏、诸侯称霸割据，天下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广大人民在这种统治者的矛盾中，有了一定的迁徙自由权，相对于原先家族、宗族的依附和受到的束缚减弱了。

　　《淮南子》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氾论训》）《韩非子》将杨子这样的人称为“轻物重生之士”（《显学》）《吕氏春秋》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阳杨古通）《吕氏春秋》还有几句话，可以看作杨子关于“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进一步解释：“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 （《孟春纪·重己篇》）一个人的生命之可宝贵，拿天子的爵位来也不换，拿天下的财富来也不换，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失去就不可能再得到。这一思想现在看起来挺简单，当时对于处在家族等级制束缚下的人们来说，应该具有极大的震撼和解放意义。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