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想象十分美妙，可惜是完全虚假的，是不可能的。该文的所有想象和描述，都是立足于这一点：毛泽东由于骑马出行，能够真正体察国情、民情，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和做法。真的会这样吗？此前毛泽东也不总是坐在中南海内不出门，他也常常外出“调查研究”，不过不是骑马，几乎都是乘坐火车专列。这坐火车跟骑马，在搞调查方面会有根本区别吗？我看没有。实际上，从调查的效率来讲，坐火车（或汽车等）要大大高于骑马，除非调查者的本意不在尽快搞调查，而在流连于山水之间，才会选择这种非现代化的方式。
问题不在于是骑马还是坐专列，甚至也不在于调查与否。该文举的一个例子反而可以说明这一点：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四川搞调查，田回京后交上一份农民吃不饱、农业衰退的报告，毛泽东“心有不悦”，田“从此就再不受信任”，“文革”一开始田即自杀。毛泽东所希望的调查结果是合乎他的看法和做法的，而不是相反的东西。这样的调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形成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其用语十分委婉缓和，唯恐触怒了毛泽东，结果仍未能幸免，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三年大饥荒时期残酷的事实说明彭德怀是对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认错。
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其实不然。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对三年大饥荒时期因饥饿而死亡数以千万计的人这一事实只字不提，所谓承认错误的地方只有一句话：“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看起来这里说得很爽快，但拿他讲的另外一句话——“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对照着看，就会发现，这等于是没有承认任何错误：如果中央做得是对的，那是他作为主席领导得好；如果中央犯了错误，那是因为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多数人不赞成他的正确主张所致；他永远是正确的。但在表面上，你又挑不出他这两句话的毛病：前一句似乎体现了他勇于为错误承担责任的态度，后一句则体现了讲民主的精神。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谋略或手段。
我们只有对照事实，才可以看穿他说话的真实意图。事实是，在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不赞成他的多数存在。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只不过写了封信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反映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并没有“不赞成”毛泽东的话，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打成反党头目，那谁还敢说话？该文也举了事例：由于陈云和邓小平这两位常委有些讲话不合乎毛泽东的意思，遭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从此，逆耳忠言渐少，继而鸦雀无声。邓小平推说耳聋再不主动问政，陈云则经常称病住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不赞成他的多数存在？
由此可见，他的讲话不但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是文过饰非，以“高姿态”为自己辩解。他在讲话中大批特批省、地、县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错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称之为“霸王别姬”；如果设想当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这都是跟你学的，你难道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吗？”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场面。当然，在这样的体制下，这样的人是不会有的；如果有，他会被看成是疯子。
我认为，即使毛泽东骑马出行，事情不会有任何根本变化，“文化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文革”的实质是，最后毛泽东嫌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那种虚假的徒具形式的“多数赞成”也太麻烦，索性连这个也不要了，换成“最高指示”，不再是赞成或不赞成的问题，而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里“最高指示”就相当于皇帝的圣旨。
该文最后说：“一个犯了错误而又不知反思的民族是更悲哀的民族。”我很赞同这句话，不过要看是怎样的反思。像该文这样的，我认为不是真正的反思。该文仍然是期盼着一个有道的明君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殊不知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而在于体制。在那样的体制下，毛泽东骑马或者不骑马，结果都是一样的；进一步说，即使不是毛泽东，换一个人当权，也好不到哪里去。真正有意义的反思，应该落实到体制的层面上，对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作深入分析，而不是去作明君之盼。
写于2012年
【附注：此文发表于《粤海风》杂志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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