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第一部分约8万字，专谈“毛罗对话”，得出的结论是：“我进行了长达近七年的实地考证，大量史实表明，毛泽东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类似假如鲁迅活着，会坐入共产党监狱的话）。”（《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秋石先生“调查考证所得的结果”是，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面带微笑”说：“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而断非黄宗英女士在其‘亲聆’一文中向我们告示的那种杀气四溢的‘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的表述。”（《追寻》，第77页）
这一结论的根据呢？秋石先生说：这一结论是“经多方调查、考证（未经审阅）”得出的。（《追寻》，第77页）他还特别在一个附注里说明“未经审阅”的意思：“后经多年比对及再探索，综合毛泽东在同一问题上的多次诠释。惟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不如意的原因，加之当事人很快去世……”（《追寻》，第78页；该附注到此结束，省略号为原书所标。）这段话的语义有些模糊，甚至话都没有说完，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其实秋石先生的结论或调查结果是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毛泽东“面带微笑”，听他说“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在《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中，秋石先生又是另一种说法：“据一位现场亲历者讲，确实谈到了鲁迅——也确实是由罗稷南说起。毛除了重申四个月前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四次有关鲁迅、鲁迅杂文的认识与论述，他的原话是：‘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这样说来，是有一个现场证人确实亲耳听到毛泽东这样说。
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我应该相信哪一种？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确实有一个“现场亲历者”听到毛泽东说这话，秋石先生不会不披露这人的姓名以及详细情况，因为这是唯一的证据，对他的结论太重要了；他没有这样做，只有一种可能：这人其实是不存在的。毛泽东的这句话，包括说的时候“面带微笑”，都只是秋石先生的想象而已。
秋石先生要否认毛泽东说过“类似假如鲁迅活着，会坐入共产党监狱的话”，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贺圣谟先生的证言。贺先生转述罗稷南的话是：“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贺圣谟：“孤证”提供人的发言，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这里的“班房”不是“共产党的监狱”是什么？贺圣谟转述的话跟黄宗英所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南方周末，2002年12月5日），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说话的口气略有差异。罗稷南的侄子陈焜在《北京观察》2002年第3期发表致周海婴的一封信，说明罗稷南也向他说过类似的话；即使没有黄宗英的文章，贺圣谟的证言也不是孤证。
据秋石先生说，“贺圣谟教授无论为文，还是为人，皆正派实在。有一说一，说一不二，听恩师说就是听说，决不掺杂任何私假水分，而且对造假行为深恶痛绝。”（《追寻》，第23页）那么，罗稷南先生确实向贺圣谟说过这番话，是无可怀疑的了。而据秋石先生“多方调查、考证”，毛泽东说的却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那么那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如果贺先生所说为真，则秋石先生的结论为假；如果秋石先生的结论为真，则贺先生所说为假——而这跟秋石先生对贺先生的评价又是冲突的。我不知道秋石先生怎样才能从他自己制造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追寻》一书对贺圣谟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一文有大段的引用，却把最为关键的转述罗稷南的话省略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一旦引用，就跟秋石先生自己的结论相冲突了，他就不得不在否定黄宗英的说法后，再来否定贺圣谟（以及陈焜）的说法，而这对他来说，难度太大了。他不是不想否定，而是否定不了。他的矛盾心理还反映在下述事实上：在《追寻》的另一个地方，针对“北大某教授”列举“罗稷南侄子、学生等人在内的转述文章”，他说：“罗稷南先生侄子等人的转述文章均系二手，没有向读者提供可资考证的时间、地点人员等要素，令人无法辨其真伪。”（《追寻》，第80页）这“无法辨其真伪”的文章中就包括贺圣谟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而他前面却盛赞贺先生“有一说一”、绝不掺假。
秋石先生还大段引用了毛泽东在1957年3月几次讲话中涉及鲁迅的内容，作为毛泽东不可能说出“类似假如鲁迅活着，会坐入共产党监狱的话”的论据。（《追寻》，第78-79页；第245-246页重复引用）我认为，这一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段是中共动员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帮助整风，鼓励他们大鸣大放。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鲁迅的“勇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到了7月7日，情势早已改变。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后作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文件下发。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到7月7日，反右运动已达高潮。在这一情势下，毛泽东回答罗稷南的问题“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时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连鲁迅这样曾被他高度褒扬的人，如果不听话，也会落得坐班房的下场，那些“猖狂进攻”的头面人物，一个个还不得乖乖地缴械投降？在这两种场合，毛泽东都不是就鲁迅谈鲁迅，而是借鲁迅说事，来达到他希望的谈话效果。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像秋石先生所说，毛泽东是“面带微笑”说“依我看，鲁迅的性格，即使住进了班房他还是要说，要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鼓励右派分子即使被抓进“共产党的监狱”，也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吗？毛泽东可能这样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秋石先生说，对《追寻》一书，“中共中央文献室会同新闻出版总署开辟了绿色通道，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审读小组，不足两个月审毕，仅改动80余错别字及病句，没有史实、情节出入，办成了铁案。”（《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看了这段话，我觉得很不是滋味。明明是探讨一个史实问题以及两个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怎么就成了办案子，而且还办成了一个“铁案”？这是不允许不同观点的人说话吗？这一态度让我想起鲁迅所说的那种“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横暴者”。 据秋石先生说，他自己在“‘文革’中两度因文字遭受磨难”。（《关于“毛罗对话”及其他》）照说有过这样遭遇的人是深知文化专制主义的危害的，不想秋石先生却也染上了这样的毛病。
其实在学术探讨方面哪有什么“铁案”？黄宗英是否听到毛泽东同罗稷南的谈话，尽管《追寻》一书以很大篇幅专论此事，其中许多内容与该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那些直接相关的论据并不足以证明黄宗英不可能听到“毛罗谈话”，所以这一问题仍有探讨的余地，不能说是已定“铁案”。至于毛泽东同鲁迅的关系、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问题，则更为复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决不是某人说了一种看法之后，就成了定论，旁人再议，就成了“翻案”。其实如果《追寻》一书第一部分的观点不能成立（如上所说，它确实经不起推敲），那么其第二部分即毛泽东同鲁迅的关系之论述就失去了基点，更加站不住脚，哪里还谈得上什么“铁案”？不过将这一问题深入探究下去，已经超出本文题目的范围，那么就此打住吧。
写于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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