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末节谈到，《诗经》中“草木角色的植入”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为了综合文字创作时运用的美学技巧（通俗来讲，就是通过押韵，形成和韵文类似的节奏感和形式美）。

　　以大家较为熟悉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散文「爱莲说」为例，莲在文中的象征色彩贯穿全篇，此中植物对文学作品本身的美学构成缺乏实义，更多是借助对莲花艺术手法的处理，从而形成技巧方面的完善。拿《诗经》作比，这种植物在押韵上的特殊作用主要见于《诗经．国风》，要知道，《诗经》里出现草木的频率高达132种，不同种类的草木与创作描写的融合，不可否认，增加了文艺作品当中包含的抒情基调。而涉及“赋比兴”三义的发掘，也无疑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整体内蕴。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为［赋］作过释义：【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诗经》里与其首先对应的是《周南．葛覃》，但实际上《葛覃》所述并无此意，该诗虽用〖葛〗开篇，归根只有“衬托”的用途，没有敷陈的对象。从诗艺表达的全局来看，有协助主题阐述意味，这点和《诗经．国风．隰有苌楚》中〖苌楚〗在诗中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而则，《国风》里真正有［赋］义的作品并不多，以《国风．豳风．七月》例举，通篇采用“铺叙”的创作手法，以“赋”义为主线，反映了西周时期农民四季多视角苦于耕作的面貌，以至为了展现草木敷陈其事的意指，适当放宽了脚韵的协调。这在以严格遵守韵文格式的［比、兴］手法运用上极少显露。

　　［比］作为《诗经》其一的表现手法，有比喻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现代修辞手法里“暗喻”与“明喻”的综合。其中最能体现［比］义的篇目，当属《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此处每行诗句具有重叠复沓的形式，只有少量用字的差异，“木瓜”一词在该诗中有围绕其叙述的中心语特征。初看很像［赋］义的形式，实则是典型的［比］义的运用（《国风．卫风．木瓜》一诗严格遵守韵脚，且被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

　　至于［兴］这类手法的应用，在《诗经》三义的解析中最为复杂，我们暂且把它看成类似古诗词里“拖物言意”的表达。即：找一个与想要阐述的意思相似（或者说有共通特性）的事物做比较，渲染情感，以达到“言此极彼”的效果。最常见的，首推《国风．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借雏鸠于河中小洲互唱应答，引发主人公对心中贤淑女子的相思和追求之感。可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换言之，《诗经》中［兴］义手法的作用，旨在美化行文，可以说，它为中国古典传统抒情诗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范本。也因为有“类比性质”，人们在日常初步识读《诗经》的同时，常常将两者合称“比兴”，其实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然，［兴］义的运用远胜［比］义深奥，细节之处还需在研读《诗经》中多番考量。

　　总而概之，《诗经》里所包罗的人文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草木与三义的发掘，为开辟后世，尤其对中国传统诗词的“定基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延伸来讲，如若对比中西方古今诗文的发展脉络，我们会看到，现代诗歌其实是向《诗经》，诸如《荷马史诗》等类作品的“回归”，它们强调写实和浪漫手法的并用，同时不完全拘泥于音节、韵脚的连续性。而这恰恰与现代诗不全然依附格律，朝向“口语化写作形式”的转变等等方面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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