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冬闲，奶奶会去她的几个姑娘家住，过年前回来。五七年春节前，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风夹雪整整下了一天一夜。窗玻璃只剩下屋檐下的一小溜能露出点亮。屋里漆黑，门也推不开。天晴了，家家都在外除雪，妈推了几次门都推不动，缸里都没水了。妈领着我们几个孩子围着个小被坐在炕上。快到中午了，听见大门响。隐约一个人挑了一担水拿把铁锹进来了。院子里雪并不大。风把雪全部旋在房前，把门窗堵得严严的、死死的，窗户挖开了，屋里一下子亮了，看见来人是本家的旭二哥。她比妈年岁还大，按辈份叫妈是婶子。不一会儿，门也挖开了。他把水倒在缸里，就走了，妈说：“这样冰天雪地，还能想着咱们娘几个，真是个好人哪！”

　　五七年秋，我上了三年级，仍在大刘家村上学。那年开始反右运动，到处打右派。十一月初的一天，老师突然把我的大队委撤了，换了别人。赐教撤的还有小梅子的两道杠，小玲子的小队一道杠。我的队标志放在家里桌子上好几天，妈妈看见了，问我这几天怎么不戴了？我说，老师把我撤了。妈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什么错误也没犯。妈问还撤别人了吗？我把撤的几个同学告诉了妈。妈一看这几个孩子，不是出身不好，就是家里成份不好。妈说，你爸这点事还要影响孩子一辈子吗？妈还说，干部当不当不要紧，书一定要好好念。我含着眼泪点点头。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一天晚上，她让我看家，说她出去有点事，很晚才回来。第二天早上妈三四点钟就起来烀了地瓜。把我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书包一起包起来，来不及吃饭，包了两根热乎地瓜，拉着我，把我送到了前街的教堂。前街教堂的女主持叫淑月。当时政治气氛紧张，听说来传教的牧师是特务已被抓了。教堂已有一阵子不做礼拜了。她的妹妹在沈阳给她找了个老头，那天早上摸黑就走，妈听说了，托她把我带到大姨家。

　　我的突然来到，使大姨很吃惊，大姨说：“怎么突然把孩子送来了，事先也不来个信儿？”淑月说：“咋天晚上她妈来我家求我把孩子带过来，说信马上就到。”完了算算钱，妈给了她5块钱，除了车票和在车上她给买的一人面包还剩3块多钱，她和她妹就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

　　几天后，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大姨不识字，姨夫看完了，大哥看，红姐当时已在哈工大读书了。大姨说：“丫头，去给大姨打酱油。”我去了。回来后，看妈的信已收起来，不知放哪儿了，也不知妈信上都说了什么。几天后，听大哥对大姨说，去了几个学校，因为我没有改户口，只有转学证，人家不收。我上不了学，就这样在大姨家呆了下来。因为走的匆忙，有些东西在学校，我只带来了语文算术两本书，和一个木头铅笔盒。铅笔盒里有两支长短不一的白杆铅笔，一块黑乎乎的橡皮。又过了几天，大哥给我买了一打花杆的带橡皮的铅，我喜欢极了，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铅笔。大哥让我自己看书，看不懂的问。大哥当时在文化馆干得很好，工作很忙，常有些哥哥来找他。他像姨夫，脾气性格好，聪明好学，他上学的年龄正赶上兵荒马乱，不然的话，他会更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