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国难当头”。秀山县政府，意图积极为驻扎在重庆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筹集战备物资，也借机大力发展边贸市场，专门出台了一项“三年不征税”的优惠政策。川籍商户邓戡棠、龙文直。初到边城时，只做小本买卖，由于重视信誉，又擅长经营收益颇丰。再后来，俩人花钱买通了当地驻军的一个军官，依靠信息灵通，大发国难财，渐成当地巨贾。他俩又合资，在边城兴建了一家资金雄厚的永盛恒商店，蜚声商界，本地商户大多数实力，很难与之抗衡。俩人受到秀山县政府招商官员的招抚，便着力鼓动洪安镇内部分有实力的商家合股加入永盛恒商店；同时，他俩又发动入股商户集资，将永盛恒商店迁往了洪安城外的半边荒坡上，在此兴建了一个集商贸、集贸为一体的大型边贸市场。市场建成后，那半遮盖亭角似的中西结合式建筑，极大地方便了经营商户和赶集群众。

　　受到启发，在边城镇内的经营商户杨东宇、戴子甲等人，也不甘示弱在边城隘门口河码头附近的一片荒地上，也集资兴建立了一处类似的集贸大市场，并取名为诚盖商号，来与之角逐。市场有利可图后，诚盖商号进一步扩充规模，以收购方式，将镇内的鼎裕商号以及侯新民等大商户兼并，合资成立了一家德厚商号，专门经营贵重商品和急需物资。由此，在全国各地凤毛麟角、非常稀少的钟表、圆口胶鞋等商品，纷纷出现在边城市场，市价格能够卖到三块银元左右。

　　徐殿初，系边城镇复裕信托钱庄的年青老板，毕业于四川省凯里师范学校商学科会计专业，颇学得一些经营策略。他看见边城市场极为繁荣，便邀请当地二代商户徐世记、傅尧宣、杨先治、钱庆熙、庄世文、刘子云等八人，以入股方式投资复裕信托钱庄，开办了一个专门为四川、贵州的往来客商代办金融理财服务的“川黔庄信托”业务。他们按照“卖出货物收取百分之一，买进货物收取百分之一点五”的标准，收取手续费；坚持“讲信誉、不坑害顾客、服务周到、收费合理”，对普通客户笑脸相迎、竭诚相待，对远来客商无论大小则无偿招待食宿，并侍之烟茶。其所发展的信托业务，很快便成为复裕信托钱庄的主要收益来源，并在湘、鄂、川、黔、渝边区成为了一个叫得响的经营品牌。据参加入股的徐世记，后来介绍说：“钱庄信托业务，采用一套崭新的经营模式进行日常管理。特别是，专门设立了一名经营会计，专司往来商品的账务处理和每日帐货的查对工作，做到账务‘日清月结、帐货相符’。同时，钱庄录用学徒，三年内无一分钱工资，仅供食宿。在生活上，则对学徒关心倍至，有困难一定相助，大家均能够安心做业务，经营长久不衰。”

　　不过这话，还得分两头讲。就在边城市场极度繁荣的同时，随着大量难民涌入湘西，各地市场上出现了食盐等日常物资紧缺的现象。国民党驻军却并不顾及，反而利用派粮、派租、派捐、派丁，在农村各地大肆烧杀抢掠，更是搞得民不聊生。永绥县吉卫镇第五堡盐井寨的苗族农民麻老板和麻老魁，言称盐井苗寨出了一个小皇帝，封他俩为大将帅，跟着布将帅可以刀枪不入。他俩以此为旗号，并提出了“参加布将帅，消灭保、乡、县长”的口号，组织了一支上百人的本地苗民抗暴队伍，在吉卫附近地区广泛开展起“抗捐、抗粮、抗丁、抗食盐涨价”活动。这一“布将帅”活动，在比邻的贵州省松桃县境内的周边村寨产生了较大影响，活动波及最大的松桃县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布将帅”，他们积极抗粮、抗捐、抗丁和抗食盐涨价，与松桃县政府官员不断发生冲突，松桃县政府看见事态无法控制，便将情况向清剿总部汇报。清剿总部接到告急后，纠集了驻扎在永绥、松桃县境内的两地驻军进行弹压，许多的家庭由此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布将帅运动亦受到了严重打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必有反抗。也就在这一年，永顺人彭春荣又领导成立了一支湘鄂川边区民众抗日游击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千人，他们在周边各地群众的支持下，连续围攻湘西境内的龙山、永顺县城、比邻的湖北省鹤峰县城，弄得三县政府官员和军警被迫龟缩在城内，所辖各个乡镇的乡、保政权几乎瘫痪。受郭思演指令，清剿总部少将参谋长袁德彤率领江防总队第三大队、湘警大队及永、保民团共三千余人，兵分两路由永绥、保靖两地县城出发，途经保靖县巴茅乡、隆头镇、苗儿潭等地，前去永顺县境内进行清剿，双方在苗儿滩一带发生了遭遇战。袁德彤指挥的清剿部队，被击毙一名中队长、数名分队长，共计七十余名官兵，袁德彤因贪生怕死无法再组织进攻，故而撤回到了保靖县城，为了掩饰失败，他向郭思演谎称已歼灭彭春荣部六百余人。

　　这个傅仲芳，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有着自己嫡系的情报人员，当然不信郭思演留下的战报。傅仲芳亲自坐镇指挥，以清剿总部的名义，调集了国民党正规军八十六军三个团、十八师三个团、独立一旅一个团、五十五师一个团、一四二师一个团、一四九师一个团、两个湘警大队，共约十四个团近两万人的兵力，全力围剿彭春荣抗日游击军根据地。双方汇聚在龙山和永顺两县境内的贺虎溪、七溪、南北墩、乌龙岭一带，发生了四次激战，抗日游击军在力量极度悬殊的情况下遭受了重创，被俘两百余人，死伤九百余人，二千余人被打散，国民党军共缴获枪支三千余支，边区人民抗日游击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彭春荣率领剩余的少部分战士，被迫退到了地势险恶的永顺石堤西一带山区打游击。傅仲芳击败抗日游击军以后，则转而实行分化瓦解和招抚政策。他委派清剿总部下属党政处长董其平和科长周祖厚，前往永顺县石堤西与彭春荣进行谈判，提出招安抗日游击军。

　　彭春荣看到当地形势不利于农民抗日武装的发展，逐与抗日游击军的其他将领进行了密商，提出了一个“保存实力、利用诏安休整队伍，伺机再扩大武装”的大胆设想，同时决定委派游击军副指挥潘月櫵带领一百名抗日军战士，偕同董其平和周祖厚，先期赴永绥地区接受第一批改编。潘月櫵则受命代表抗日游击军，前往清剿总部面见傅仲芳，进行更为具体的全面谈判。潘月櫵等抗日将士，在历时近一周时间的步行后，到达了永绥县城。傅仲芳却下令团长向中，以县城城防安全为由，将潘月櫵、田大象、黄泽基、孔胜武、彭绍春等七名抗日军领导人员全部软禁了起来，其余战士则一律被收缴了武器。在被软禁看管期间，抗日游击军副大队长田大象，经不住傅仲芳的封官许愿和向中的美色诱骗，密告了彭春荣委派潘月櫵作为代表，前来谈判的真实意图。得到密告，傅仲芳随即将潘月櫵，以及其他二十余名不愿叛变的抗日军战士，集体枪杀于永绥县城天王庙外。

　　再说，一直被关押在清剿总部监狱近三年之久的抗日革屯军骨干董道平，则被军警黄兴初用电刑屈打成招，傅仲芳看见招供书后，即刻下令在农历五月十二这天执行枪决。临行那天，傅仲芳也害怕董道平的旧部劫救，便在城内至执行地点郊区望城的沿途和四周山头、路口，都布满了岗哨。董道平被军警反绑着走出永绥县城大街，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沿途大骂：“狗日的黄兴初害我，我前头去，你后头来！”引起当地许多围观群众的愤愤不平，大家纷纷指指点点，人群涌动，清剿总部的军警害怕闹出意外，不敢在原先确定行刑的县城郊区望城坡行刑，只好转移到距离永绥县城南门外几十米远的穿山碉，匆匆执行了事。时年，董道平年仅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