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聂娥娇。我家祖上是在常德城里开药行的。当年，在常德城里，提起百泰堂药行，妇孺皆知。百泰堂的朱砂深得顾客信赖，远销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对于门市销售的药品，我祖父和我父亲在选料方面特别讲究，如天麻，要色白透明，如黄芪，要选用内蒙古的正路货。药物的处理，糖制，酒砂等，都是古法炮制，一丝不苟。如百泰堂自制的参茸丸，配方系用高丽野参和关东鹿茸，而其它药行制作的参茸丸，大多选用石柱参，西党参和南茸、西茸，原材料价格不及百泰堂的五分之一。又如百泰堂创制的“百泰虎骨酒”，制作更是费尽心机。先要将虎骨熬膏，然后用汾酒浸泡。汾酒购自湖北汉口的最大酒坊“李大有酒号”。李大有酒号卖给百泰堂的汾酒，酒质要比卖给其它药行的高十度。“百泰虎骨酒”驰名湘、黔、川。
百泰堂药行在经营上也与众不同。店面是三层牌楼的石库门面，店堂内高悬“天人共鉴”、“存心有天知”金字匾额，橱柜窗台陈列的药物琳琅满目，又配以风物说明，新颖别致。店堂内安置铁笼，笼中关有活虎，引得路人围观。到了冬季，店堂内更是当众杀活驴、活鹿来炖胶。
我祖父对我百般宠爱。自我懂事时起，祖父在百泰堂药行里坐堂应诊，总让我在一边旁听。收购药材时，他常把我带在身边，耐心地教我识别参、术、苓、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药材。湘西、川、黔一带的药材商人把药材卖给百泰堂，百泰堂再把这些药材远销外省，称为“下货”生意。跟在祖父身边，我熟识了湘西、川、黔的各种名贵药材，如朱砂、水银、吴萸、虎骨，穿山甲、麝香等。
我祖父还经常亲自到野外去采集药物，每次外出，他总会带着我。跟着祖父，我走遍了常德地区的山山水水。
在澧县文庙的大成殿里，祖父指着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的灵牌对我说：“我的小娥姣呀，你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你要是个男孩，我一定好好供你读书。只可惜你是个女孩。孔夫子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你以后读几年书，能识文断字就行。你从小跟着我尝遍百草，将来要是落难了，靠读书救不了你，行医问药或许能帮你度过难关。”
走进石门县的夹山寺，祖父告诉我：这里是闯王李自成的归隐地。他念起了墙上的诗：“捣碎乾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时来作恶天还怕，运去念经佛不灵。”
接着，祖父对我说：“人一辈子能不能过上好日子，关键还是靠时运。‘时运不齐，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像李自成这样的英雄，一辈子也没有风光几年。娥姣啊，人活一世，能过十年舒心的日子，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
祖父拉着我的手说：“聂娥姣，你要记住：你现在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舒心日子，如果将来遭了难，你不要想不开，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享受过好日子的，现在吃点苦是应该的，有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好日子呢！’这样，你就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了。”
来到桃源县的桃花源，祖父又对我感叹道：“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免不了有纷争，世上没有世外桃源。”
在野外采草药时，看到山坡上的南瓜，祖父会牵起一根南瓜藤，对我说：“好水嫩的南瓜藤！把外面带刺的皮剥了，生吃起来味道也不错。”
我对南瓜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南瓜藤了。家里的餐桌上经常会有南瓜，我从来不吃南瓜。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沅水里捞起来的鲤鱼。
祖父又说：“南瓜藤一时吃不完，可以趁着它鲜嫩的时候，用几个大坛子把它们腌起来。到了秋天，地里的南瓜藤枯了，坛子里的南瓜藤还可以接着吃。”
春天的时候，棕榈树上会长出一种板状的嫩籽，祖父指着它对我说：“这种籽不甜不酸，苦中带一点涩，吃了不会坏肚子，闹饥荒时可以充饥。”
我心中暗想：“沅水里的鲤鱼鱼籽我都吃不完，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棕榈树籽呢？”
在枞树山里，祖父用锄头挖出了一种叫土茯苓的东西，他把这种粉红的土茯苓拿给我看，说：“生吃，或是煮熟了吃，味道都不错。”
我那时还小，不理解祖父的话，我家百泰堂撇开零售不说，光是做“下货”生意，一年获利就成千上万，难道我会有吃南瓜藤的日子？
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祖父是有先见之明的。
最初是川军在常德胁迫商民筹饷，把常德总商会会长绑起来作人质，商会不得不向商户分摊。有的商店弃店逃走，有的将妻室儿女的金银手饰拿出来抵交摊派。我们家不得不变卖桃源县老家的田土来交摊派款。
接着是土匪抢劫，绑架。从沅陵来的一伙土匪，不仅把我们百泰堂的现金洗劫一空，还把我父亲绑走了，让我祖父筹钱到沅陵赎人。
后来是日本飞机轰炸，百泰堂的大堂被炸垮，日本人还从飞机上投下了大量的大豆，高粱，麦子等谷物，以及一些零散的破棉絮，破布条，稻草。三四天后，街头巷尾出现了许多死老鼠，大家不以为然。几天后，鼠疫就开始在常德城蔓延了，我祖父和我的一个哥哥死于鼠疫。
日本人攻陷常德那一年，百泰堂百分之八十多的货物毁于战火，百泰堂差不多只剩下几幢房子了。我父亲在逃难路上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二十岁时离开百泰堂，从常德城里嫁到了汉寿县蒋家嘴镇。我夫家姓蒋，在当地是大户人家。我丈夫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营长，我跟着丈夫四处漂泊，生下了五个孩子。
解放前夕，我丈夫负伤了，我随他回到了汉寿县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彻底破了产。划分成份时，村子里还是蒋姓的堂兄掌权，我夫家当时已经没有田产，只剩一栋老宅，按理应该划分中农。但是，这们掌权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将我夫家划为破落地主，因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会给我们一家带来终身的厄运，不仅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还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蒋家嘴土改时的打人杀人，就吓得我们晚上睡不着。有的地主被吊在树上打，有的在批斗时，被台下的群众用扁担打死。还有的地主被用麻袋装起来，绑上大石头，沉到了江里。
我丈夫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当兵，他这个“破落地主”在当地没有民愤，更没有血债，我这个地主婆虽说是蒋家嘴的媳妇，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与当地人无冤无仇。不过，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后，我决定将全家迁往常德。
常德娘家没有我们的住处，百泰堂的房子已经被我的哥哥嫂子们占据了，我们只好在德山租一处房子住下来。但是，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我丈夫身有伤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处行医糊口。后来我一狠心，把我的两个女儿放到穷人家去做了童养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靠着娘家的关系，进了中医院工作，分配在制药室上班。当时，我万分高兴，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当游医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职工正在制药室制药，忽然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手里的白芍说道：“呵，这白术看起来很地道啊。”
我纠正他说：“这不是白术，这是白芍。”
那个人怔了一下，说：“看起来明明就是白术嘛，怎么会是白芍呢？”
旁边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还是说：“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说成是白术呢？这是中药，不能随便混淆的。”
那个人笑了笑，说：“你呀，你真是内行人。看来，我是个外行。”说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出去。
我旁边的一个职工小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新来的中医院书记，你怎么能跟书记顶嘴呢？”
我满不在乎地说：“他说错了嘛。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出不得半点差错。”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经常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医院的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医院的职工一个个见了我，脸上都会露出异样的神色。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勒令站在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婆”、“坏分子”。有人高呼口号：“这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反动军官家属，她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叫她灭亡！”
我的小女儿就站在台下陪斗。医院的职工在发言中，还把我小女儿牵扯进去了，她们说：“这个地主婆，以前四处当游医，赚了很多钱，她的女儿穿的都是丝绸衣服，从小过的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后来，批斗会升级了，我在批斗会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写有“五类分子”这个新的封号。
我这个“五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经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讯问。
在中医院过得很压抑，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我该怎么活呢？
我母亲看我处境艰难，就让我带着小女儿从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这老宅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都不欢迎我的到来，说什么“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几个嫂子天天指桑骂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儿逼走。
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又给我惹祸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银饰盒拿出来玩。银饰盒里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金链子，邻居家的孩子看见了，就告诉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举报，说我家里藏有黄金。
派出所的人跑来了，把百泰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拷问了好几天，说我丈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在蒋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黄金。
从派出所回来，我把小女儿狠狠打了一顿，扫帚都被我打断了。
百泰堂的人再次联合起来，威逼我母亲，要把我和小女儿赶走，
说我这个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带着女儿搬了出来，重新开始租房住了。
三年苦日子到来了。我在常德县农村四处当游医。到处都是饿得浮肿的人，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对我讲过的话。我开始吃南瓜藤，吃棕榈树籽，吃土茯苓，我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的儿女们吃。
我的大儿子在蒋家嘴造纸厂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大儿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贫下中农子弟，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请我这个未来的亲家去作客。
我到了蒋家嘴，大儿子带我去他女朋友家。没想到，大儿子却把我带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问大儿子：“怎么把我带回自己家里来了？”
大儿子说：“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时，这栋房子被分给我现在的岳父了，所以，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是你亲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边，看着这栋气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样不平静。我想：“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着花轿嫁进了这栋房子里的呀。那时候，我是这栋房的女主人，我在这里侍奉公婆，在这里生下了五个孩子。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儿也送人了，我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呢？”
我的亲家知道我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可他们接待我时，丝毫也没有不安和尴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亲家公笑嘻嘻的，两颗爆牙露在外面。我想：“当年，他大概就是凭着这两颗爆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我选择跟这户人家结亲，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夺回来。”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居委会的陈主任每天到我家训话，要我小女儿下乡。我小女儿躲了起来。陈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缴了我家的购粮证，停止了我家的口粮供应。这一招最狠毒。没办法，我小女儿只好下乡了。她到桃源县的菖蒲公社插队落户。
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二十一种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众，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严。每次戒严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种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集中关押，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说乱动。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男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画上鬼脸，女人们被剪成了阴阳头。
我们这些人被绑着双手，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众。冬天，我们打着赤脚，走在铺着薄冰的路上，脚板钻心般疼。夏天，头顶烈日，打着赤脚，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脚板上的皮被一块一块扯了下来。
由于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有好几次，我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讪笑说：“看哪，这不是当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吗？她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不搞游行示众了，来了一个新运动，叫遣送回原籍。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为二十一种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汉寿县蒋家嘴。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时，因为害怕，我离开了这里，如今，我又被强行遣送回到了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住处，我只能住在生产队的牛栏里。社员们见了我，都说：“还乡团又回来了。”
我的亲家公对我说：“你又跑回来干什么？想反攻倒算？还是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开斗争大会。我同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可开起会来，这些族亲们一点也不手软。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我亲家公对社员们说：“这个地主婆这一次回家，是来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变天帐的，谁分了她的田，谁分了她的房，她将来都会要跟我们算总帐的。”
大家听了，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亲家母从茅厕里舀来了一端子大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大粪是你当年住这里时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粪，死死咬紧牙关。有人跑回家，拿来了火钳，撬开了我的嘴，把大粪灌进了我的嘴里……
散会后，我独自到沅江边去漱口。望着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进江里一死了之。这时，我想起了祖父对我说过的话：“娥姣呀，你是享受过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点苦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蒋家嘴这个地方了。
我开始逃亡，一边逃亡一打听，看看哪里有合适的人家，我要找个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军山铺公社，在一户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贫农家里安了家。
没想到，我在这个独眼龙家里还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独眼龙就会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你原来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亩水田，都被我赌博输光啦，我现在成了贫农。我们家里有两个阶级，阶级斗争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个地主阶级不许乱说乱动，必须乖乖听我这个贫农阶级的摆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他会骑在我身上，一边用竹枝抽打我，一边喊道：“快跑！快马加鞭！”
有时，他还会一边打，一边痛哭流涕。
我被他打得浑身是伤。
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
我再次决定逃跑。为了不让这个独眼龙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汉寿县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儿插队的地方。
我小女儿插队的菖蒲公社，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环绕着这个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时，外人很少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也难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庙的墙上，留下的还是当年土改时的标语。我想，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儿家。我小女儿家的隔壁也住着一位知青，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说话。没想到，第二天，她主动跑来同我聊天。
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吗？哎呀，那个时候，你可不得了哟，在上学路上，我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剥糖果吃，把糖果纸随手往地上扔。我们几个悄悄把它们捡起来，贴在嘴边，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浓浓的奶香味呢。我们眼红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这么高级的糖果。你那个时候啊，走路时，头昂得高高的，对旁人看都懒得看一眼，哪里会晓得有人捡你的糖果纸来舔呢？”
我一点也记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口饭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婊子。”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摆放着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那些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了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衬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几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几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庆生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庆生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庆生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这里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年，我和吴庆生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这附近的产妇就不敢再请我接生了。吴庆生堂客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变脸。吴庆生堂客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
更可气的是，吴庆生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庆生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庆生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吴连生堂客也在一旁帮腔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还有生产队的知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逼我交出发报机。我交不出，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
知青们到生产队插队之前，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但那些民兵、社员们从来都只是喊一喊口号，从来没有人动手打过我。这一回不同，这一回知青们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
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大概是属于‘杀’的那一批。”
我又安慰他说：“杀你干什么？你只是历史反革命，又没有现行破坏行为。”
我丈夫说：“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