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倡导的是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政治服务，文学是具有阶级性的，于是乎随这各种政治需要涌现出了大量的‘天作’。这类天作以文学为手段，深入的刻画出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嘴脸，虽说是假的，却能跟真的一样。把黑五类子弟的畸形心态，被阶级敌人腐蚀堕落的走资派等人，加上阴险，狠毒与狡诈的阶级敌人玩弄的各种手段，可以让人鲜明的感觉出；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随着形式的变化，反修反防修等天作又出来了，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上下勾结，与黑五类的瓜葛，地富资本家等等利用儿女做诱饵，妄图复辟等等，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后来的反右倾翻案风，创业的神话等等，无不是一个套子。就连言情武侠都飞来飞去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了。

 

    这也难怪，因为靠天作起家的大师以及他们的学子学孙们掌控着主旋律出版大权，自然喜欢跟风，跟时髦，因为他们实在是头脑空空。他们曾像纳粹文学家编造犹太人的丑恶与无耻一样，创作出许多天作，并由此换来了名利及数不清的好处，他们是强者，是时代的骄子，是听不到脚下痛苦的呻吟的。原因有一个，他们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阶级敌人，而是高高在上的传教者，与戈倍尔一样。假话说一千遍就成为真理，说假话能带来数不清的实惠，谁还敢说皇帝是在光着腚？ 

 

    随着阶级斗争的衰落，反修防修的废止，大骂走资派没了市场，文人们便无所适从了。于是乎就形成了风，清宫风，女皇风，白蛇风，康熙风，陈毅风，戏说风，言情风，武侠风，林林总总，相同的题材一涌而上，如同样板戏一样，有一个，跟百个。浮躁与浅薄，随处可见，基本上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当武侠们用气功移山倒海时，在空中飞舞打斗时，痴迷的孩童们从高楼往下跳了。当三角恋，四角恋，爱情成了调味品时，女孩子们开始前卫解开裤腰带了。当殖民地文化成为文化主流时，黑恶势力，黄赌毒不再可耻，而是江湖豪杰。当劝诱人们改变就业观念时，主奴之分成为理所当然，金钱的权威彻底竖立了起来，穷人应该为奴。 

 

    文学本来是人学，是抒发人类的情感。巴金，冰心等老一辈文学家在青年时抒发情感成了名。由于不能紧追时代潮流，写不出天作来，不得不沉默了。按天作的高于生活，根本不需要全国抗战，也不需要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八路军，游击队就能打败小日本。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民族的骄傲，很长时期人们崇拜小米加步枪精神，对于现代化嗤之以鼻。

 

    鲁迅的小说都是源于生活，却没有高于生活。祥林嫂没去参加娘子军，润土也没去参加革命。画圈不圆的革命者被杀了头，革命者的母亲给儿子上坟感到羞愧。剪辫子是一种损失，末庄的贫雇农并不是真正的英雄。鲁迅没有写出天作，落后于时代。但他的笔下都是活人，而天作大师们的笔下都是些幻影，有毒液与暗箭藏身其中，毒害毁灭人类最宝贵的情感；人性。没了人性就不再是人学，而是政治武器了。武器是不用讲是非的，只讲胜与败，天作就属于政治武器。

 

    当天作不再有市场后，不具备人性的文学大师们就瞄上了性与欲，把人写成了发情的猴子。人类的情感与动物的本能不再有太大的区别，人类粗野化，原始化，动物化了。少男少女们看不进去[红楼梦]，却能领略那些露骨的性描写，感同身受。老一代的畸形心态传给了下一代，除了空虚还是空虚，人性的缺乏，使人们更加看重金钱与实际。文学也拜伏在金钱的脚下，向社会讨饭吃了。从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的政治说教沦落为媚俗，其实还是赶潮流，属于天作的变种。好在国内出版机构少，百万人摊不上一家出版社，出版权都让大师们与学子学孙们瓜分了。没有硬关系文字变不成铅字，每一个编辑年审稿都在五六万份上下，能用的不及百分之一，还不够圈里人分的呢。出版物没人看，就翻版老作品。每年品种数量倒不少，哪有一本能赶得上四大名著的脚趾头？ 

 

    在赞誉声中，文学在衰亡。它离生活越来越远，编造的天作又开始瞄上中产阶级，白领阶层了，他们又有钱，又有闲，不谈情说爱又能干些什么？且慢，这还是误导。谁要是相信那些个天作，还得上当，吃一辈子的亏。文学不能反映社会现实，只是编造天书与神话，一直是主旋律。虚假是文学的大敌，人就是人，而不是神，人有人的弱点与长处，每一个人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如其人，从作品中就能展示出作者的灵魂，文学不需要天作，而是活生生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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