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正值“商海风光正好，下海弄潮正忙”，余秋雨先生悄然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其时“金钱”和“效率”汇成的时代劲曲已如垓下之楚歌，而他却孤处“山居”，抱着“文明的碎片”疾声高呼：文明——。
余先生这声与“时代精神”神貌皆离的呐喊，我认为是在替时代和人类招魂。
难道我们的时代偏离了文明轨道？是的。尽管我们已有了数千年的“文明史”，但在“什么是真正的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理解老也不能到位。
不错，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付外在世界的手段越来越高明。靠着这越来越高明的手段，人类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文明”。但这一切促成了人类生存自由度的提高，却没有减弱同类间的你争我夺。本为养生而生产的物质，被大量的用于战争，制服了扰人的细菌又造出“细菌武器”来残害生灵。自认早已跨过蒙昧、野蛮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啊，手段的高明没有伴以灵魂的高尚，“历史的进步”“背反”着“道德的沦丧”，算是什么样的“文明”？正如余先生所言：“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与蒙昧与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把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文明是什么呢？文明就是人类在实践中获得的要求主动超越动物式野蛮的高贵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一步步走向自身理想彼岸的结晶之和。换句话说，文明就是人性（即理性不包涵动物性，这一问题另文专述）对自身的动物性（欲望）的点化——对过分的欲望的节制，对正常欲望的超越（与禁欲主义的消灭欲望有本质不同）并能意识到这种节制和超越的必要，且把超越作为个体和类的终极追求。因为过分的欲望不节制，就会导致野蛮的行为；正常的欲望不超越，人仍不过是一群“较高级”的动物。意识不到超越的必要，便不会有积极地超越；而不作为终极追求，便不会使超越的步履永恒。所以，余秋雨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把文明概括为“对琐碎实利的超越，对各个自圆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无疑，对世俗现实有切实的“提醒”作用。
但在我们的时代，“发展经济”被各国当成唯一的主题，“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一切”成了时代的共识，强权政治和野蛮发展也都滔滔不绝，振振有词。于是高新技术用向了战争，聪明的才智变成了算计，消灭了贫困挡不住腐败，打碎了“上帝”而供起了魔鬼。发展经济，落实到个人，便是拼命地赚钱，于是暴富等于英雄，大款变成了圣人，读书不如打工，斯文不如扫地，世人都忧贫不忧道，笑穷不笑娼。这样，类似幽州村的集体扒车，千岛湖的谋财害命，便不是中国独有的偶发事件。贩毒、绑票、贪污、受贿等丑恶的“生财”勾当便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愈烈愈演。横流的人欲，把前代诸贤艰难创建的文明前提冲决成了散落各个寂寞角落的“文明碎片”。
时代发展了，但没有进步；社会繁荣了，但没有“文明”起来。而在只繁荣没文明的社会里，“恶”的欲望会反客为主，把理性当做工具而使野蛮成倍地增加。
以人比拟时代，物质繁荣好似躯体的成长，文明的演进才是躯体的成熟。对着当下“私欲泛滥”却“自以为是”之世界余秋雨高呼“文明”，岂不是在为时代和人类招魂？
二 礼赞“高贵” 为时代“守夜”
人类本该一步步地走向文明的天国，但通往天国之途却曲折如黄河，难行胜蜀道。
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及“思想者”（与职业、身份等外在因素无涉，只与境界、意识、思维层次相关），是历史文明的继承者，现代文明的建设者和传播者，是能量大小不同的“文明核”。在这些“文明核”周围，始终存在着待机凝结的“文明粒子”群体 。如果“它们”不能凝结而是离散，那么，“它们”的时代一定会陷入黑暗。其同时代的物类就会逐渐习惯黑暗，进而拒绝光明。这时，“文明核”若因不知“红旗能打多久”而 军心动摇，并与习惯黑暗的物类一起否定“打红旗”的意义而全线撤退，对时代来说便是灾难性的“釜底抽薪”。目前，“全民经商”的浪潮，所谓的“价值转型”，实质上的“坐标颠倒”，使得“文明核”及其“生态群体”——“精神文明”生产者——已露“下海（反水）”迹象，余秋雨敏锐地发现了这可怕的苗头，用他的“忧患意识”驱使灵动的笔头，及时复活了一批“高贵的灵魂”（柳宗元、苏东坡，海南岛、宁古塔流放地的诸贤等）为时代高高地树起了健全的“人格坐标”。他写道：
部分文人之所以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造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如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鄙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死亡线的边缘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质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高贵”是什么？“高尚可贵”之谓也。因为这种“高尚”是个体为了群类，以牺牲诱人的世俗快乐为代价的，所以是“可贵”的。对外，这种“高贵”是作为个体对群类的“高贵”，作为群类对自然界其他物种的“高贵”；对内，是能意识到这种“高贵”，是对造成自身困顿的各种存在的从容、超越和不在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大自在。
余秋雨先生的“高贵论”，给茫茫黑暗中的“文明核”以家园的温暖，使他们迷顿的灵魂得到了安顿，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坚守的信心和勇气，从而为时代挽留了“最后的守卫者”，为文明反攻野蛮提供了建设性的可能。
三 理性批判 矫正灵魂
时代，既然不能是人类主动的选择，就难免会有应被剔除的部分。又因为每个时代都连着过去，因此就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历史没经选择的全部遗存。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理性精神”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大胆的怀疑批判和积极扬弃。所谓“跟着时代走”“跟着感觉走”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因为，只有大胆的怀疑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有清楚的认识才可能有有效的监督；有有效的监督才可能有准确地把握和引领。
余秋雨先生及时倡导并代表了这种时代最需要的“理性精神”，自觉出演着矫正着自己和时代的灵魂的角色。你看：
他首先跑到避暑山庄去“偷看自己心底的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多少要矫正”。
他撤销了长城作为“中华最高文明象征”的资格而代之以“都江堰”。
他从自己的角度，指出了被肯定的历代激进主义，特别是太平天国的负作用。
皇帝带头穿破衣服，他不说是美德而说是“气数将尽”。
他用理性的目光审视逝去的“王朝的脚步声”“历史的暗角”；用探寻的耳朵听辨“遥远的绝响”“祖先的脚步声”。
……
从“人格价值尺度”到“社会价值尺度”；从“表面生活现象”到“深层文化意识”，他都用诚实的理性进行了判断思考。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时代对这种“理性精神”和“批判勇气”的需要。
时代永远需要批判者和监督者，相比之下对歌颂者的需求就显得不那么迫切。因为没有歌颂者最多少点热闹，而没有批判者和监督者就无以从我们生存的大地上清除那些“非文明”和“伪文明”，从而开始创建“新文明”和“真文明”的工程。那我们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新世纪的曙光呢？
当年东坡盛赞韩文公排佛倡儒是“道济天下之溺”；现在，余秋雨先生面对“放逐意义，人欲横流”的疯狂时代，拾拣“碎片”，高倡“文明”，岂不可担此誉乎？
附注：
本文题目所谓“余秋雨的意义”之“余秋雨”，乃是由《文化苦旅》《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三书所“塑造”的“余秋雨”——这个“文化符号”
1995年8月28日初稿 2017年3月16日重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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