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的时候听说要来一位研究生老师，这对我们这个偏僻小镇中学来说是个福祉。如果不是那个极左年代，一个复旦毕业的数学高材生是不可能降临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教书的。

　　第一堂课我们满怀期待。

　　然而初次的见面让我们很是失望。因为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只能用两个字形容：邋遢。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而且凌乱，清瘦的面庞泛着青灰的菜色，佝偻前倾的姿势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洗得泛白的中山装污迹斑斑，右边的口袋沾满了粉笔灰。最令人不堪的是，他人还未到烟味就飘进了教室，板书时举起的食指和中指已被熏得黄黑。然而他的粉笔字写得遒劲飘逸，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也极有乐感。

　　后来我从同班的老师孩子那里听说，这个老头经历很是坎坷。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安徽劳动改造，“四人帮”倒台后落实了政策才摘了“帽子”，但大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老婆当年怕连累也跟他脱离了关系。这个同学还说，这个老头的几何教得特好，还说，不信你等着。

　　几节课上下来，我们发现这个老头的怪癖真是不少！他上课从没带过课本，也从没带过直尺圆规和三角板。但书上的东西他记得烂熟，连哪个地方表述有错误他都能记得。他画图形也从来不用工具。最绝的是，他竟然能背对着黑板徒手画圆，高兴时还冲着我们做鬼脸，然后身子一转，一个正圆闪了出来，引得我们哄堂大笑。这时候，他会照例把粉笔头迅速装进右口袋（他用中山装口袋装粉笔头的习惯真是不好），得意地打一个响指，潇洒的动作让你想象得到年轻时的他一定是个身材修长、儒雅倜傥的“上海小开”（指旧上海老板或家族中的公子哥，开，有“吃的开，混的开”的意思，也指普通的有钱、吃的开的年轻人）。

　　时间长了，我们还发现这老头不离手的紫砂茶壶里装的竟然是酒，怪不得前排的同学说上他的第一节课就闻到一股酒味。更让人惊讶的是，我们做习题的时候，他经常避到教室外，以为我们不注意，一口酒一颗花生米地站在那里小酌起来。细心的同学发现，老头的花生米装在左边口袋。从此以后，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烟酒生老师”。

　　老头每节课上正课的时间一般只有二十分钟，然后就是练习，练习题他一般不用书上的，都是从自己的参考书中精选凭记忆报给我们做的，题目的难易程度要视他的心情而定。如果前节课我们完成的作业不错，或测验考试成绩不错，他会出容易一点。有时看我们十分钟就做完了，他会很高兴地跟我们闲聊。从朱元璋的长相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去处；从官员数学家徐光启到上海徐家汇再到徐光启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从《陈厚耀算书》的中算方法到康熙的“积求勾股法”；从《数理精蕴》到《几何原本》的西算方法。海阔天空，扯得是水翻鱼跃，兴起时他竟然忘记了哪个口袋装的是粉笔哪个口袋是花生米，猛然间掏出准备板书的粉笔停在半空又像是要去板书又像是要入口。

　　要是那天心情不爽，我们可就倒霉了！先是把作业做得不好的同学痛骂一顿，开始用普通话骂，骂着骂着上海方言就出来了，什么“小赤佬”、“小瘪三”，“阿狗”、“阿猫”都出来了。然后你会看到他从口袋中掏出一本破书，从中找出几道超难的题目，一边抄一边咬牙切齿道：“阿木林（上海俗语，骂人行动呆滞，笨头笨脑），让你们开开窍啦！”

　　从此，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大好！

　　好到我们文科班参加全省的数学竞赛竟然拿到了两个二等奖！

　　我的数学也从此逢考必扬眉，好到与理科班同考一张试卷常拿第一，气得那些自封的“神童们”直吐气。

　　可是当时我们是没有一本资料的，实际上那个年代打灯笼去找也找不到一本资料。而且我们课下是没有作业的。老头说了，他没有布置作业的习惯，想学的自己去找，自己来问；不想学的，没兴趣的，学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够了，会数钱，会算个小账，将来做个买卖，当个家庭主妇也是工作嘛。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学生、家长和社会几乎都认定数学是必须要学好的一门功课。但我想，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如何做到减轻学生负担也能出成绩，这些恐怕是要好好琢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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