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耕历史很长的国家,因此,中国人对土地和住房,有着深深眷恋的情结。住房为居,土地为业,有了住房和土地,就能安居乐业。有钱人置田置房,有权人抢田抢房,穷人辛劳终生,节衣缩食,也要拥有自己的田地和住房。中国的父母,生活再艰难,也要为儿子盖一间房,有了房,才能为儿子娶回媳妇,延续香火。有许多老人,辛劳一生,房子盖好就咽了气。如果不能为儿子盖一间房,他们是死也不会瞑目的。
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我们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战火绵延一百余年,烧毁了多少房屋,烧毁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梦想。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开始重建家园。但那时国家困难,人民又勒紧裤带支援国家建设,住房条件极为简陋。政府告诉人民:国家富裕了,人民才能富裕,描绘了一幅美丽的蓝图: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这一代人,为了这幅美丽的图画,献出了宝贵的无法追回的青春和全部个人利益,一等就是三十年。可是,三十年后,当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政府又对人民说:“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人民又为改革作出牺牲,其中也包括住房利益的牺牲;可是,一些有权有势者却在那场改革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进行的那次住房制度改革,是一次国有资产的集中大流失,是一场有权者巧取豪夺、无权者流离失所的过程。当时改革的政策,是按照个人的职务和工龄等条件,以象征性付费,将公有住房转为居住者所有。有的领导干部一人拥有多套住房,调动一个单位,占有一套住房;有的夫妻双方都有住房;有的突击换房,用公款购买商品房,然后通过房改转为私房。1998年,我市某县一名副县长,调市直某部门任职,上任就用公款为自己购买住房。那时我在市廉政办,县处级干部住房分配要报廉政部门批准,他天天来催。我们是一个季度提请领导会办一次,我叫他不要急,他说:“怎么能不急?马上就房改了。”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部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职工至今没有住房,他们有的在这个部门已工作二、三十年,有的三代住一间房,他们都不着急?就你着急?你为什么不给大家都买一套房。”还有一个市直单位的领导,从县里调来后,将该单位处于市区繁华地带的一间商住房,作为房改房据为己有。甚至还有一个干部,占据了国家文物陆公祠,那是南宋末代丞相陆秀夫的祠堂,但一来他官职太小,二来做得也太离谱,结果被赶了出来;不过听说在我们省城,确实有许多国民党时期外国驻华使馆和国民党要人的公馆,在那次房改中,也成了一些领导干部的私人房产。就是在房改结束、在我国整整实施五十年的福利住房制度宣告终结以后,福利住房的恩泽,还绵延不断地惠及那些有权有势者。有许多调往上级机关的领导干部,政策规定他们可以将在当地分得的房改房交出,再由财政补贴到新的城市重新买房,级别越高补贴越大,那补贴的费用买一套更好的住房还有节余。有许多单位,将办公、生产用房拆掉建房,名之为“集资房”,再次享受福利分房。还有许多干部,已经享受过房改,还每年领取住房补贴;其理由是房改面积不足……这些,广大人民群众都没有能够享受。
中国的土地,养育着世世代代中华子孙,然而,中国土地的突出贡献,却是在中国近代,两次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事业的辉煌。第一次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使千百万农民得到了土地,激发了农民参军和支前的空前的热情,从而依靠农民夺取了政权。可以说,一个 “土改”政策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第二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运用房地产政策,成就了一个“崛起的大国”的美名。大约在10年前,当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欧美、祸及亚太之时,世界经济一片低迷,我们却是一路高歌,以GDP每年10%左右的涨幅,始终保持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我们总结了原因:党的坚强领导,科学发展的治国理念,社会制度的优越等等,但这都是虚话,真正的原因,是寻找到了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是房地产,房地产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最核心产业,房地产业的超级利润成为国家财政税收的最主要来源。因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三十年来地价已翻涨6700倍,寸土寸金,政府不需投入、只靠卖地就可以保证财税收入;土地卖光怎么办?还可以再拆,一拆一建都是增加GDP。住房,是一种特殊商品,和粮食一样,是生活的钢性需求,买不起汽车可以不买,喝不起茅台可以不喝,戴不起珠宝可以不戴,玩不起古玩可以不玩,但任何人都不能没有住房。于是,高房价应运而生,支撑起一个高GDP,救活了中国经济。从那时起,房地产业就在中国各地,疯狂地、无序地、畸形地衍生、发展。房价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幻、上扬。
2008年,小孩在上海工作后,我们准备在上海买一套住房,已经选好了房,正在筹款之时,房价一下上涨了百分之六十。眼看在上海买不成房,就准备到南京买房,然而等考虑定了准备买时,南京房价却又一下发疯涨了二三倍,原先买100平米的,只能买40平米了;踌蹰之间,又只能买一间厨房了;卖房的中介说,如果再不买,就只能买一个阳台了。在上海混不下去可以退到南京,南京是户口所在地,混不下去又能往哪儿退呢?曾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北京居民,将他的住房卖掉南下创业,生意不错,赚了一笔钱。可10年后衣锦还乡时一看,连本带利还不及他那住房现在卖价的一半。还有一个故事:我的一个朋友,10年前在上海贷款买了一套住房,2017年春节前房价值200万元,春节一过,涨至400万元。看来,搞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干什么实体,都没有搞房地产利润丰厚。
我们这种运用高房价政策,使国家成功地走出经济危机的做法,其实是转嫁了经济危机,将经济危机的重负,让老百姓来背负。高房价可不是“公债”,“公债”还可以兑现;高房价就是运用价格这个经济杠杆,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将老百姓的钱,转化为国家GDP,转化为国家税收,转化为房地产商的超额利润,这实际就近乎于抢劫。新中国红旗飘扬已近七十年,改革开放也已四十年,国家一天天强盛,人民也一天天富裕,可正在告别贫穷、展望小康的时候,高房价这座沉重的山,却向我们压来,压碎了我们的中国梦。
也有人讲,外国房价也很高。我想,人家未必就像我们这样疯狂;况且人家的工资,德国是 30美元一小时,美国是22美元一小时,泰国是2美元一小时,而我们是0?8美元一小时,世界最低。纽约房价只有上海的一半,而人均收入是上海的7倍,东京、香港的房价与上海差不多,而人均收入,东京是上海的8倍,香港是上海的4倍;中国首富地区的上海,2016年人均收入为3。8万元人民币,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到一平米住房。而且,人家是什么样的住宅呀,据说美国的住宅,大多带有花园草坪;同样大小的一块地方,人家建一栋别墅住一家人,我们建几栋大楼住1000家人 。 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社论,题目为:《社会稳定才能安居乐业》,我以为应该调整为,《安居乐业才能社会稳定》,而安居又是乐业的前提,工作劳累了一天,下班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他能安心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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