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数学开场前十五分钟，我头顶的那一块化不开的区域越发沉重，我感觉不妙，快到考场门口的时候又转身向学校大门口飞跑过去，结果被守在门口的武警战士给拦住了，快开考了，不让出校门，无论我怎么解释都他都不为所动。正在我急的满头大汗的时候，学生处主任从不远处的监控室里跑了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指着大门口外的一个太阳伞下的冰柜说：“我头疼，想买一个大冰块！”主任用比任何时候都亲民的口吻说：“别紧张，站着别动，我去给你买！”后来，我接过主任从栅栏外递过来的一包冰块，转头就飞跑回考场，竟然忘了给主任两块钱的冰块费用。那一场数学考试，我隔几分钟就得用左手拿着冰块敷在后脑勺上，右手的运算却是丝毫也不敢懈怠。两个小时后以后交卷，手里的冰块化成了一塑料袋水，脑袋里的压力也消失的无影无踪。在场外遇见一个同学，问我答得怎么样？我说：听天由命！第一天考试就这样结束了，我开始明白我的一切反常状况都是过度紧张造成的，这样的后知后觉令我开始担忧起刚结束的两科考试，这代价，有点太大了！
那天晚上，我的食欲恢复了正常，紧张了一整天的精神头放松下来了。宿舍里的每个人都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谁也不问彼此的考场状况。班主任逐一对各个宿舍温言相慰，每个人就在这样不寻常的气氛中沉沉入睡。
第二天是我拿手的英语，一切都安然结束，下午的大综合考试结束后，每一个出场的人都反映说：“太简单了！”这也是我的内心想法，我没敢宣之于口，暗暗怀疑是不是因为第一年进行所谓的大综合试点，才导致试题难度还不及平时模拟考试难度的三分之二。两天的必考科目就这样结束了，无论是否理想都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当天晚上，整个学校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有的人开始在宿舍里整理铺盖和三年来的书籍，附近收废品的小贩一下子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了出来，拎着秤杆子和大麻袋在学校里忙的热火朝天，不一会功夫都载着满满一车旧书纸张离去。刚刚换到手的散碎银子还没在手里焐热就全都进了小卖部老板的抽屉里，同学们提着大包小包地饮料和零食，在校园和操场的空地上三五成群地席地而坐，觥筹交错里，有释放后的尽情欢笑，也有失意后的高声悲歌。一切都已进入尾声。
第三天上午是我的选修科目化学，我和每一个人一样，都像一个个临时演员似的施施然走进考场，轻飘飘交卷。就连监考师都都在盯着走廊里的栏杆发呆，期间，化学教研组的几个老师组成的慰问团出现在了各个考场，他们把抱着的冷饮堆在监考老师的桌子上，正当我们感到莫名其妙时，猫腻儿发生了，前排的同学收到了一张试题答案，全是试卷上几道难度最大的大题解答，拿到手的同学没想到这样的场合也能变成特工考场，兴奋地连抄答案的手都跟着哆嗦起来，有人甚至连带着把答案末尾的最后一句话：“抄完往后传”都给写在了试卷上。更大的猫腻儿随之上演，监考老师极度认真的挨个检查每一个交卷的考生，最后都用手指重重地点在了那句话上，不发一言。考生惊恐莫名，再度哆嗦着手把那一句话给重重地划掉，离场的时候都向监考老师投了一个感激涕零的眼神。这件事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最短的时间内飞进每个支着的耳朵里，每一个耳朵的主人却都心知肚明地秘而不宣，谁都以为这件事会到此为止。
考试结束后的第一天，每一个考生手里都拿到了一本标准答案集，学校组织各班进行估分，然后上报，最后填志愿，末尾是陷入焦虑漫长的等待，怎一个度日如年了得！不到一个月，教育部的最终考分公布以后，聚集在校园里的考生们脸上都是阴晴不定，几家欢喜几家愁。
那一年，我的分数超过本科线21分，然而我落榜了，我报的那一家北京的大学在我们省的录取最低分数超过重点线二十多分，悬殊太大，我决定复读。9月份，我再次走进校园，在复读班里我意外的看到好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不乏已经拿到大学通知书的幸运儿，正当我百思不解时，之前的特工考场事件发酵了。
那一年，我们学校过本科线人数是全市第一，过重点线人数全市第二，有一名同学被清华大学录取，有两名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两名同学被人民大学录取，一名同学被复旦大学录取，一名同学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其余被各个211工程院校录取的人数若干，这在我们学校的光荣史上并不新鲜，然而在全市甚至全省却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省是各全国名列前茅的高考大省，更是因为我们省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大省，我们县是贫困大省的贫困县。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穷县城里，连续八年，每年都有几百名农家子弟被全国各个重点院校录取，其中就包括上述的那几所金牌院校。我们学校的围墙上有大写的“大学从这里起步”七个大字，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数次美誉它为“大学的摇篮”。全县甚至隔壁几个县的娃娃们挤破脑袋也要进入这所高中读书，为的就是成为高考神话的主角。就在这一年，这个神话破灭了。
那一年的高考爆发了两个负面新闻，使我们学校再度成为社会焦点，甚至把省教育厅的领导给招来了。第一个是，我们学校当年分数超过省重点却没有大学可上的人数达几十人。第二个是有好几位已经被我省唯一的国家重点院校录取并办理了入学手续的毕业生，大学军训还没有结束就纷纷回到我的母校高中参加复读。这对于十年寒窗的穷学生来说不仅盲目更另令外人感到匪夷所思，太不拿自己本省唯一的211重点院校当回事了！于是该校上报教育厅，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于当年9月份组成调查组来到我们这个特殊的小县城里实地调查。那些已经被录取却又轻率放弃的大学新生逐一被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叫去问话，调查组得到的回复都是一致的：不喜欢报考的专业。
我也真佩服调查组的办事能力，他们原地不动立刻向上级领导请示能否破例为这些学生调剂专业，因为他们的分数都高的吓人，复读太可惜了。这个举动让那个被放鸽子的211大学的招生办也出现了松动，最后同意调剂专业。然而，最终并没有一人再回到那个大学，那几个学生再次给出的答复要么是想考到省外更好一点的大学要么是提出调剂的专业非常苛刻，都是该校的热门高分专业，这有点蹬鼻子上脸不给面子的味道了。上级领导震怒，回到省里后对我们学校的发迹史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解析，最后爆出了两个惊天丑闻：一是那几个回校复读的大学生的答复是我们学校领导教的，目的是为了召回他们冲刺明年的清华北大，以他们的成绩经我们的高压学校回炉一年这是极可能的，况且还有往年的成功案例摆在眼前。二是我们学校历届被清华北大中科大人大录取的幸运儿之所以能如愿以偿背后都是有猫腻的，这个猫腻不是他们的分数不够，他们的分数绝对过了那几个名校当年的录取分数线，问题出在这些幸运儿高考完后所报的志愿并不是那几所名校，而是学校领导通过某种渠道得知幸运儿的分数能被名校录取之后托关系走门路修改的志愿，幸运儿当然愿意，学校更是出名，一拍即合两厢情愿。
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省录取流程是高考结束第二天发放标准答案，让考生估分，然后填报志愿。结论一出，舆论哗然，不得不佩服我们学校领导的魄力和通天手段，难怪我们这个经济如此不景气的边远穷县在教育届屡屡创造传奇，这样如雷贯耳的盛名令方圆数百里的学子们不惜交纳和他们的农民父母们的收入严重不成比例的高额学费和建校费也要挤进这个大学摇篮，学校面积短短三年扩了三倍，教学设施和教学楼的壮观程度比我后来来到北京见到的部分大学还要先进好多，校长成为市政协委员，后来当了副县长，校领导的坐骑是奔驰，校长和县长那资质和成绩都非常平平的儿女也都被上海某名牌大学录取。当然，最后他们都因此事被拉下马，罪名是贪污受贿。
当然这些事情和我的复读都没有任何关系，整整一年我的脑袋埋在书里没再抬起来。2002年高考，鉴于我们学校的风云过去，那一年的高考监考老师全是省里特派的，监考之严空前未有。那一年的高考，我们学校本科和重点上线人数还是排在前列，但是没有再出清华北大生，之后的好几届也都没有，据说好几年之后才有过一两个。那一年的高考过后我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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