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说，《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有很多原因：一是在于人性化，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的坏人绝对是坏人，好人搞得就像中世纪的信教徒似的禁欲。该剧中最大的反派祁同伟，违法违纪，用人唯亲，贪赃枉法，可是他也不是凭空长大的，他也曾是热血青年，曾是英雄的缉毒队长，忠于职守，忠于人民、忠于爱情，可是最终却没有经受住权力的蹂躏，加上那种没有彻底坠毁的小农思想，投降权贵，出卖爱情，出卖信仰，最终只能死在自己的枪下，因为这个世界已容不下那个已经蜕变了的“英雄”。还有就是作为本剧中主角，侯亮平这些人喝的是茅台、吃的是螃蟹（虽然不是顿顿都这样），是对那个禁欲的世界的一次有力的反拨——如果正义的化身清廉奉公的人都只能吃萝卜歇菜喝白开水的话，还有谁会坚持继续站在正义的一边，早就与那些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了。我们反对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耻，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与享受，这不只是立场的问题，更是人民的要求。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大火的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尺度大，先不要说本剧中涉及到的最高职位的贪官是一位副国级别的领导，就是大风厂事件的发生也不用再委曲求全地“和谐”，敢于直面矛盾，直面这些活生生的现实里的矛盾也是需要一身的勇气的，毛主席撰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曾仔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当今社会转型极快，出现的利益集体也是多种多样，尤其是当人们的生活理念更加多元化之后，矛盾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而且这不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世界各国都有——只不过在他们国家表现出来的是游行示威甚至是恐怖活动，而在中国则是群体性事件，但他们依旧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用对待对我矛盾的方式处理。有一天当我们不再谈虎变色地处理群体性事件而是游刃有余地应对多方利益诉求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就成熟了。
尺度之大第二个表现，就是对中国官场一些潜规则，一些亚文化不再讳疾忌医。比如说，拉班结派（在剧中表现为汉大班），任人唯亲（高育良对祁同伟的“不离不弃”），以权谋私（祁同伟的老婆梁璐通过她父亲的权力征服了祁同伟、祁同伟当上高官以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赵家公子的仗势欺人）甚至极端的手段权力的倾轧（高育良伙同祁同伟等栽赃陷害侯亮平）、暗杀（祁同伟暗害陈海、企图暗杀侯亮平等），虽然不同于美国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或者《纸牌屋》那样的自黑，人民不禁要问：那些被文学作品极度夸张的争权夺利究竟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多远。
接下来我们需要点题了，《人民的名义》，究竟谁执牛耳？我们知道，共产党的路线是他们宣称的人民的路线，说真的这相比于那些王侯将相的英雄主义来说是一大跨时代意义的转变。因为从此至少在名义上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有了自己当家做主的位置了，孱弱如你我这般的蝼蚁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国度。但是，笔者在这里项重点阐述的是那些“窃国者”的欺世盗名。
我们知道，当政者都是力求征得大多数之后才去雷厉风行的，不仅是因为民主，更是因为实际执行过程中的高效麻利，民主的卫士会这么做，可是大独裁者也不笨，他也会不择手段地争夺大多数的——也就是说真正以人民的名义名义行事着与那些欺世盗名、强奸民意却号称拥有大多数的人都是存在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条延续了数十年的方针政策，民力可用也，成为当政者一条成功的捷径，他们从中吃过大甜头，所以到后来不管干什么他们都要举全国之力、动全民之智，终于造成了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的动乱：夫妻反目、父子相伤、邻里互相揭发，几乎要葬送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这还是再假设那些高层是出于善意的，万一有哪一个人一肚子坏水造成的后果就更严重了，南宋的岳飞被莫须有的杀害、明末的袁崇焕被北京市民活活咬死不都是这样的悲剧吗？所以，笔者沉痛地忠告那些手握大权的既得利益者们，人多力量大，创造力大，破坏力也大，不要为了一时的便利制造更大的灾难，与民修养生息是所有开明朝代共同的选择，莫要贪图一时的得失毁人伦、劳民财，到头来不仅得不偿失，还要落下千古的骂名。
所以，笔者装一下大尾巴狼，要以人民的名义敬告那些独夫民贼，莫要再以人民的名义吓唬人民，人民的名义不是你的幌子、遮羞布或者帮凶，要耍混，滚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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