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为了激活高考前血液里消灭殆尽的疯玩因子，我决定待在家里，一个葛优躺，醉生梦死，誓睡方休。

　　数刻钟，入睡，梦起。

　　时间是2016年8月1日，高三开学第一天。我特意穿上自己改装的裤子，裤子上有一个显眼的“11”，是用白色塑料袋作底色，银色订书针作花边制成。我知道今天我会像这个“11”一样显眼，因为我独立于学校的高三分班制外，身负全级第四而身属普通班。每一个与我打招呼的熟人、陌生人，我都用微笑，神秘以待。说起原因，时间又只能在梦里，倒退。

　　高二时，高二（11）班是所谓创新班，我喜欢这个班。然而你们知道，学校有高三分班的制度，依照成绩排名分班。这个班有人会走，有人会来。可我喜欢的只是这个班。

　　我在与班主任数次交涉后，决心组建学习小组，旨在帮助高三可能被刷出创新班的同学。无前例可循，全凭自己探索，我找资料，印资料，把自己知道的经验、方法全撂出来。学习小组就这样缓缓滚向虎头虎尾的结局。

　　班主说：“有些事你必须承认无法改变。”我不服。

　　同学H说：“人生路是被推着走的，代价是失去。”我扬言不再理他。

　　但事实上我是第一个认输的，高二结束前，我向校长提出我不进创新班。

　　其实我挺佩服一个十八岁的小伙能做出那样玲珑剔透的决定。一边将学习小组完败的下场推向有始无终；一边将所有愧疚销焚在光鲜的举措中。他为自己所谓无瑕的构想做了一次诗意的挣脱，他还如鱼得水保住了声誉，挣得人气。他小人得道貌岸然。

　　所以高三开学颁奖典礼，他没去，大概仍然在维持他那冠冕堂皇的神秘。

　　回到我身上，时间过得很快，像激流的细川，任何涟漪都会迅速消散。

　　一次语文课，老师点人回答。人起，不答。我听着挺煎熬，径自站起，要求回答我会的题。老师没在讲那道题，但我坚持要讲。我举例说明讲题要循序渐进，要登堂入室，还论证了我所讲的这道题对于老师讲的那道题的重要性，引得全班大笑。老师自嘲：“看来我的教学方式还得改改。”

　　事罢，我告诉班主，班主建议我道歉，我纠结数天。

　　我写了封信，信上写“不想落入千人一面的不堪”，交给语文科代表，呈上。事过，我与语文老师的关系再可无调和。

　　另一次，语文老师进班，班上谈笑不可停止，谩骂无法停息。老师大怒，细数我们作业交不齐多少多少次，再大怒，罢课。班上鸦雀无声。我又煎熬，持信一封，呈上。信上写“老师喝水，别生气，咱们继续讲课”老师看罢，龇齿一笑，继续罢课。

　　后来班主听闻，大惊，对我们说语文老师是学校元老级人物，要求全班道歉。下次语文课，全班致歉，后再无类事。

　　高三除了一沓一沓试卷，还有许多鲜活的人，和事。

　　一次主题班会课，班主放映一部纪录片，关于转基因安全及背后的政治问题。我看完大骇，却只能无力感慨：原来我们都是与政治绝缘的实验小白鼠，自此我的政治抱负初萌。

　　每个人都在乎成绩，我也不例外。自高三来，我频受打击。

　　直到广州二模结束，我跌至成绩与心情的谷底。成绩一出，我谎称修眼镜出逃学校，撕了张车票，一路眩晕。到深大，我将以前所有明信片、日记全部撕毁，扔垃圾桶。

　　到晚上，我打了通电话给我爸，说读不下去了。

　　我爸叹气：“我工作这么多年，为的就是这么个儿子，你现在这样，让我怎么工作？”

　　我惊慌，泪流满面，我没想到我因为懦弱而出逃，因此陪葬的却是一个奋斗型男人的事业心。

　　我在深大图书馆坐了一夜，回去。

　　我爸到火车站接我，没说什么，给我买了杯豆浆。我恍悟：原来一个家，或者一个家族的衰败仅仅基于其中某一环的松懈，而我就是松懈的一环。

　　我重新回到学校，我在课桌上摆一盒子，每天捡一朵鸡蛋花放进去，笃信“爱花者不摘，摘花者不爱”。

　　高考前一周，适逢儿童节。班上进行了歇斯底里却苍白无力的狂欢。我望着一盒鸡蛋花，写下：三十岁前，厚积薄发；三十岁时，崭露头角；四十岁时，锋芒毕露；五十岁时，中流砥柱；六十岁时，叱咤风云。此刻，实实在在。写罢，又添：在知天命的岁月里翻腾一波，再到古稀之年一无所有。

　　就这样，迎来了高考。

　　6月10日，我睁开眼，万事随烟，一切皆空。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喧哗，不闹腾，从此做一个看得见的安静人，心照不宣。

　　（ps：这是我认为高三同学该有的最好的姿态，不喧哗，不闹腾，凡事不必说，能看见，用心去看，感悟自然是你的。懂你的人不必说，心有灵犀，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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