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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稼读书:评马旭的诗

时间:2016/12/1 作者: 维加维加 热度: 103433
为稼读书:评马旭的诗

  海德格尔说房子是人身体的家,诗是人心灵的家,灵魂的家,非异化的、“本源意义上的人”的家,“存在”的家。存在与心灵同一。整整八十年前,就在西方世界蓬勃步入摩登时代之际,这位哲学家却痛心地指出西方人迷失了自己的存在;存在,对于独崇以主客分立为基础之所谓理性、精确筹算的当代西方文化来说被深深地遮蔽了。总之一句话,西方人正在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

  

  这不也就是说,自那时以来的西方人迷失了他们的诗么?

  

  八十年后重读海氏的著作,我们不无慌骇地发现,现在的我们正处于当年西方人同一位置。我们也正在迷失我们的诗,我们的存在。我们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精于筹算,不特筹自客体,并且筹算主体——我们自己;身在心灵的异乡迷不知返,忘记了我们“本真的存在”,不识诗为何物。当伶人们台上高唱“爱你一万年”台下手掐计算器计算爱的成本和收益,“火烧大岭艺人嚎”(马旭《杪秋赋》),以嚎啕权充作诗以塞心空的时候,世界愈发地荒凉。

  

  更何况,比之八十年前的西方人,我们还更多着一重负担:我们在尚未完成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民主化历史进程而提前进入摩登,一面是心灵的迷失,一面是金钱的迷狂,一面背负着沉重的封建包袱,一面努力地活着。旧债尚未清算,新账追着屁股来逼命,老贼新盗打门打窗探头探脑。活着,没有了诗的想望——更莫说理想!而成为一种努着肠子勉为挣扎的任务或者说差事。

  

  劫后余烬,还有没有像大熊猫似的到底未遭到最后灭绝之诗种?总该有的吧。如果真是这样,马旭先生应为熊猫之一。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当国人迷失、迷狂、挣扎活命的时候马旭先生还在写诗,而且是大规模地写诗,而且写的是古诗,而且写了以后一本一本地自费印诗——至今已出到第四本,总计达一千多首;而是因为马旭诗的本身:那是真的诗,不掺假。

  

  那是怎样的诗呢?然而若要说诗,一如诠说灵魂,诠说存在,勇气可嘉而少有不陷于鲁莽的曲解,又岂易言者!杜甫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绝对的意上来说,诗是不可翻译的,哪怕是用同一种语言。好在马旭本人不就:“汇集三百篇,薰染几多年?诗赋千秋事,江山一瞬间。”(《诗经精华》)在以诗说诗吗?像是,但实际不是,他这是在“诗意地”感受诗,感受存在。——那好,诗不可说,却可以感受。感受,就已经是在“加入”,就是一点一点地接近存在。又是海德格尔,他说,人必定是“诗意地存在”着——而不是相反“概念地存在”着。诗是活的世界,概念是死的世界。

  

  “诗赋千秋事,江山一瞬间。”才刚加入,感受立即汹涌而来,而眼前一切的热闹,一切的生猛,无非蜂攒蚁聚,五色乱眼,嗡嘤闹耳,让我深深深深地感到了人世的绝对流变和人生的薄脆易朽,人是活活被平空抛入这个变动不居的世上,一切皆无足恃,不足为恃!然而且慢,人不在了,人世改样了,有一样东西却留下来,拔地通天,至今屹立不倒,分明立起一座天柱,是可恃可倚的——这就是诗,及诗背后的那颗依然在勃勃跳动的诗心,那心跟我心正相通着,我心不孤啊!——这该就是马旭其人对诗的信念吧?

  

  由是,就在我感到人生的渺小和易朽的同时,我感受到了人的精神的无比博大和永恒,那是即使江山、即使一代接一代的江山也无法将其盖过的,因为无数的奇点合起来拼不成一个无限,无数的瞬间加起来也并不就能加成一个永恒。矛盾的是,这无比博大、永恒不倒的精神,却是由渺小易朽的人体所负载。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大最大、最不可思议一个奇观?于是我情不自禁忍不住要照搬黑格尔氏语式这样说了:那与其说是渺小易朽之人体负载了永恒不倒之精神,倒不如说是永恒不倒之精神借了渺小易朽之人嘴向世界宣言了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永恒。“诗赋千秋事,江山一瞬间”!清夜不寐,心眼返视,当借助这样的诗句的提醒去感受你自己,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灵魂,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感到了为你所有那独一无二的、渺小的、易朽的躯体里竟然蕴藏着这样的广大到可充满整个世界、永恒到可以不死不朽的精神的话,我以为,你就是稍稍感受到了存在。这样的存在为人所独有,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就具体地有限地存在于此时此地,却永恒地无限地与整个世界同在。想到这些,你不禁热泪滚滚,尽管你并不知道这泪从何来。这是一种宏大的美啊!一种悲壮的美啊!这便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称其为人的理由啊!

  

  是的,这是一个理由,是人之为人的唯一根源性理由。然而,我们什么时候早把它给忘掉了,尽管按道理说我们即使得了健忘症忘了爹娘也不该把它忘掉的。

  

  事实是,如果我们真记着这个理由,我们同时也就永远不会忘记爹娘,不会忘记自己的同类,因为他们虽然与我分体,却有着与我一样的人之为人的那个根源性理由,我们的精神注定重合一体。“沙土打蓬鬓,单车收旧货。举步欲问价,乡音穿心过。”(《乡音》)收烂货的老乡都与我有着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音贯穿一样的乡心,那乡音叩击着乡心,乡心亲吻着乡音,于是乡音乡心共筑起一个金刚不倒的垒,那便是心的家,灵魂的故园,即使地老天荒、到了世界末日,也永远不担心心会无家可归流浪于无地。至于所谓“乡音”的“乡”,则又岂是某一有限地域之狭隘标界?当你身在异乡偶遇同乡听到的是乡音,当你身在异国遇到同胞听到的是乡音,当你置身恶兽包围忽然听到一声人的声音你听到的是最亲切的乡音,当你陷身地狱的绝境(想想你做过的恶梦)你听到哪怕是一声鸡鸣一声狗吠你听到也是乡音!

  

  可惜我们硬是给忘了。忘了“乡音”,忘了“乡心”,因为根本我们早已失落了我们的心灵之乡,忘了那个我们自以为人的理由,我们只是听说——我们还是人!

  

  对我们来说所有的他人都不过是潜在的“资源”,当下可得开发利用者为有用,反之即为废物,不,干脆就是物——“客体”;他人也如此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不以异安之若素。

  

  有人说现代人麻木了,对什么人间之怪现状都没有了敏感。我说,不是麻木,只是遗忘。

  

  我们多么需要诗来给我们一个哪怕是稍稍的、稍稍的唤醒啊!

  

  感谢马旭,这位夜色靉叇中一位未眠者,守夜人,不畏宵禁,轻轻敲击着手中的铎呼唤酣睡的人们:醒来,醒来。“策杖向前行,萤光当路灯。丘墟脚边过,踽踽至平明。”(《过客》)这位并不以诗人自许、却自称为“过客”的吟者,以柴杖为笔墟土为板为我们画出一幅活的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如果说终极而言我对什么是“人”还不能有一个完全清晰的把握的话,至少我认识到了它的反面:什么是“非人”!

  

  什么是非人?那就是,不把他人当人的那些人——啊不,不可以称为人的,他们别有专称:皇帝,皇后,宰相,诸侯,卿,大夫,士……宦官,马尉,鹰使,狗监。这些称谓多高贵啊,多不同一般啊,称之为人倒是对他们的一种降低甚至埋没。

  

  高贵者所为自然是高不可及,人干不出来:

  

  “江河难比海洋深,父母不如皇上亲。万里祭坛托蜡像,九重响彻最强音。”(马旭《语录咏》。本文所引均见马旭《天心集》《天声集》《天风集》《天戈集》,下不注。)这是皇帝绝对高人的作为:倚高天而抽长剑,俯视芸芸:来,匍匐于朕躬之脚前,给尔无边之恩情。至于你们的父母吗,你们有父母吗?有没有皆不足道者,“侍候主子是不讲什么尽孝的”(《红楼梦》语)。这完全不是悖理,反而是识大体、遵大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你们没听说过“忠孝难得两全”吗?于是乎,芸芸们被强音震晕了,而甘心或不甘心去做“不是父母养的”忠臣顺民。

  

  皇帝这样发强音,若不是有下面一群卿大夫士……鹰使狗监为其群起鼓噪,强音也断不能成势。朕躬神器在握,手里什么好东西没有?看赏!“跑腿赏茅台,屈膝赐玉宅。彤庭悬万类,紫陌聚奴才。”(《消闲诗》)一声令下,奴们跑得比亚马逊森林中的军蚁还快,特别能战斗,所到之处席卷一空,顺之者昌,挡之者亡。然后奴们回到家里抚摸着所得赏物,庆祝他们的光荣与梦想,计划着下一步更为超绝的尽忠获赏,哪怕是吮痈舐痔也在所不惜。《庄子·列御寇》:“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庄子之言还并非编出来的寓言,西汉时一位名叫邓通的人就真的为汉文帝吮过痈疮,文帝赏他一座铜山(若是舐痔必赏金山无疑),邓通掘山冶铜铸钱,富可敌国。“邓通”二字遂成为后世财富的代称,而邓通其人吮痈的事迹却少有人记得。一“荣”遮千丑。

  

  总之一句话,人变成了非人,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纯粹某种“职衔”的符号:皇帝、皇后、宰相、诸侯……鹰使、狗监。而就是不愿是人。这样说还决不含故意的贬意,当事者本来如此——不信一旦取掉那衔,止视其为人,试试,你看他乐意不乐意?他大不乐!因为在他看来那等于剥了他的神皮,由天上跌落凡间而贬谪为“人”这么个东西——这才叫真正的贬低!野史记载纪晓岚私下称呼乾隆皇帝为“老头子”(老人)几乎酿祸为一例;再举一例,正史记:隋朝,隋文帝常受独孤皇后的牵制,生气,感叹说:“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宰相高熲就开导皇上应以天下为重,不要在意这些家庭小事,他说:“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这个“一妇人”可说坏了,传到独孤皇后耳朵里,独孤皇后大为生气,终于等个机会,向隋文帝进谗说高仆射不忠,让隋文帝将高熲罢官、下狱。看看,严重不严重?

  

  但这也还不能由此就归错于乾隆帝、独孤后他们的个人品行,制度设计、文化认同就是这个样子,位尊而人贱!本来意义的人称为“小人”,是不算作人的;要成为人,须是带了职衔,“大人”,那才是人。直至今日,你若当面就算奉称首长这样说:“你这个人真好!”首长一定不乐意,得罪了。你得这样说:“某某长你真好!”方合体统。

  

  “谁家阡陌断八方?何处青山不莽苍!今日失究官本位,来年民主梦黄粱。”(《闻温州市副市长辞职》)在官本位体制之下,人注定不成其为人。“一命之荣”,哪怕是鹰使狗监也比人高贵,因为他们是真龙天子皇上的奴,分有了龙的神光。

  

  皇上为龙,百姓为虫。虫不必说了,土里滚的东西。龙何为者?《尔雅》解:龙——蛇身、鹿角、鱼鳞、鹰爪、牛尾。一句话,禽兽之集大成者!于是,在龙与虫之间是看不见人的,“牛头饰老君,马百扮观音。”(《无题》)百兽率舞!在这种情况下,“方内皆作鬼,真人太难为。”(《真人怨》)天下为禽兽的天下,有个谁要做人,反而倒是他的不是,他是怪物。

  

  于是天下所有人皆不乐为人,趋之若骛争为非人,并且不是出于一时之兴,而是成建制地去做非人。因为,龙——皇帝,原非一时之比喻,而就是一项完备的国家制度。这种以动物为标识的国家制度,不特丑陋,并且残忍:在这种制度下,龙独尊于天下,其下猪牛马羊鸡虫十百千万合起来也不是龙的对手。故此,为防止过于强大的龙由于没有约束在绝对自由的状态中绝对胡作非为而捣毁这个国家,柔性而非刚性的“文化监国”便成为实行这种帝王制的国家最后一道救命的保障。毛泽东有词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可惜,文化非缨,更不是钢缆,它只是线织成的网,常常被龙的坚牙利爪撕得粉粉碎。那些扯着网角欲网住我王的文化人,成批成批倒在血泊中,数千年下来,为“文化监国”而死去的监国者——文化人何啻千千万万!他们是真正的人——中华文化的脊梁。

  

  脊梁被扯断,剩下来的,一部分不甘为奴,无声隐去;一部分吓怕了,活着就当是死了;别一部分则投在龙的脚下,为龙大唱其颂歌,而换得富贵尊荣。“百兽率舞,以歌百阕”。他们为其中的领舞、领歌者,是所谓文化“宗师”,而为不明真相的小民百姓所景仰。这是古往今来中国文化最大一个骗局!识破这个骗局的人,鲁迅先生为中华第一人,先生一生以撕下那些“正人君子者流”的“假面”为己任,告诉人们透过字面看到字缝里的“吃人”二字。

  

  而今,数十年过去,社会在发展,假面的把戏也跟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些伪文化人们甚至连蒙一层遮羞的假面也不屑的了,索性,捋起袖子,以专造骗局为职事,渔人自肥,以此为业,以此为荣。而“几十年代人吃人”也便成为在百姓中最为流行的一句民谣。

  

  马旭的诗,其中一个主要部分便是揭破骗局的。随手拈来几例试看:

  

  《明星厂长》:写匠巧配自传文,广告回扣分五成。名利如毛皆不拒,明星厂长善经营。

  

  《神医》:上承黄帝与华佗,下靠文豪擂大锣。五岳三山招揽过,神医更比病夫多。

  

  《报表》:乘除加减有成规,五帝三皇尽顺随。统计方家创鬼算,一七得九任发挥。

  

  《胡芦僧》:深谙尘网术,幽户弄机谋。助纣频为虐,从来最秘书。

  

  《秘事》:五番罚款赌徒稀,阴线长伏网蠢痴。八二分成绝秘事,丘民迷惑老天知。

  

  《古绝两首》:一、朱门新观音,千手得大道。略施障眼技,五岳入腰包。

  

  二、三年清知府,一页批文纸。官倒暴富日,民怨沸腾时。

  

  面对此情此景,那些三千年间从来以天下为己任,身荷道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士君子们到哪里去了?总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吧?嗯,是站出来了,还挺靠前;在说,声音还挺大。只可惜,这些抢到前台大声发话的君子们,宗师们,说出来的不是揭破骗局,反而是“肥词巧语”,更进一步的遮掩真相:

  

  巧语编故事,浪语凑儿歌。化育新一代,文奴贡献多。(题《我们是革命新一代》)

  

  只谱逢迎曲,专填作孽词。桂冠都戴遍,身后赐宗师。(《无题》)

  

  在这些人的精心遮掩之下,事实不见了,惟有无边烟雾,恰如宋人欧阳修修词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烟雾是最可怕的,科学发展到今天先进得令人想像不到,原子、电子其下的几重结构都破得清,纳米都造得出,但仍解决不了二氧化碳笼罩地球的难题,破不了烟雾。哲学家说,人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永远是人亲手塑造的那个世界。难道,这真的是人的终极命运?

  

  真世界看得清看不清且放下,有一点是看清了的,那就是,那些肥词瘠义巧言令色的歌者们,因为他们精心装扮了这个世界,贡献大,皆得厚赏,一个个肥马轻裘,日子过得好:

  

  肥词赐华宴,高调奖金杯。天下皆归朕,谁歌便赏谁。(题《获奖歌曲选》)

  

  南郭吹六律,伧父咏三都。老剧重排演,舞伶皆大夫。(《无题》)

  

  还有一点看得更清:文化监国,三千年来,创出煌煌中华灿烂文明,而付出的代价也惨烈至极,有令人不忍回首者。且三千年间有多一半时间并监守不住,无数次失鹿逐鹿,强权便是天道,武力即“代表民心”,国不成国,生民涂炭。一言以蔽之,以禀性至柔之文化监守禀性至刚之国家,力量实有所不逮,结果如何常在未知之数。一个泱泱大国,时至今日,是再不能把亿万人身家性命交给此未知之数,任由天命天数去决定的了。柔性之文化必须化为刚性之法宪,监国才监得住,中国才有希望,最终走出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不变魔局,使龙与虫与一切的牛头马面全皆化为人,虫兽的世界一新为人的世界。而这也正是马诗之中心所跂望者——《题〈步履艰难的中国〉》:

  

  其一、巷道如肠走不通,自当早日易征程。旗开宪政民归附,万里关山可踩平。

  

  其二、专横独裁造孽深,忍心岁岁累苍生?遥祈北阙开双禁,九野安澜报太平。

  

  其三、风云际会老天催,机遇难逢莫再推。顺应潮流倡民主,功德无量勒丰碑。

  

  然而此点拳拳之心何日可成为现实?天知道!“一制贯千冬,淫邪运未穷。谁能临玉宇,代我问天公?”(《无题》)“从来不信神,无那望天门。非盼雨金豆,惟祈赐玉音。”(《求天其一》)马旭诗集皆以天名,《天心》《天声》《天风》《天戈》,诗中并用天字特多。天是什么?当然不是“苍苍者”自然之天,亦非孔子“知我者其天乎”天命之天,与《左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即民心之天亦复不属同一范畴。我理解,那天,只是“人”——真正人性获归,人格饱满之人。“人”与“民”不是同一个概念。“民”是与“官”相对的概念,而“人”是独一无二、没有对待的概念,它的否定式即是“非人”。“官”“民”为旧范畴,“人”是新概念。马诗内蓄理想,这理想既不寄于“官”,复不寄于“民”——那样的话,仍走不出“传统社会”之藩篱,其最好的状态也无非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极点为“尧舜之治”。“人”的概念所对应的是全新的社会,为过去从来没有过。

  

  “官”与“民”,在马诗中同为被批判扬弃的对象,只不过感情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前者只有揭露,对后者则是“哀怜”。而哀民生的诗也成为全部马诗中一大部分构成,也是马诗中最悱恻动人的一个部分。其中多首长篇叙事诗不必说了,动情处催人泪下,愤怒处使人发尽上指,可与杜(甫)白(居易)同类体式的诗比秩对观,指论其长短。就纯粹诗而言,我最喜欢的是其中部分抒情小诗,如:

  

  盛夏时节返故乡,山川未改旧衣装。墟前川道淤黄水,滩里禾苗烤太阳。皓首送肥哀路陡,青丝对弈享阴凉。窃怡摊市粮油贱,店铺飘出烙饼香。(《回乡》)

  

  一瓶药液五升粮,祛病除灾靠土方。放血刮痧拔火罐,生留死去在阎王。(《哀农家》)

  

  车行豫鄂入殷春,麦浪葱茏洗明。更喜初阳粮涨价,赋余应有小收成。(《赴穗途中其一》)

  

  缠绵悱恻,诗意盎然,沉重的主题出之以轻快的叙述,如清风之过水,琉璃之滑珠,不特抒情,简直浏亮。而这样一来,内在的沉重更其加一倍沉重,读之如铅在心,久久不能释怀。这样的我民,不能说不善良,甚至就该是桃花源里的天民,对他们哪怕是稍加不善,就是犯罪!而这样的天民也决不能成其为全新社会之支柱,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样的善民,顺民,恰恰正是“官”予以治理(旧语叫“牧”)的对象,“官”将怎么样对待他们那就全看“官”的心情了。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应由什么样性质的臣民得到解释。这个政治文化学结论在此仍然有效!

  

  顺便说到,能将浊景恶景写得轻快浏亮,这的确是马诗的一个特有本事,再看:

  

  小巷桃南柳絮白,歌厅灯火冲街开。苏杭佳丽抛红豆,夜夜引得蓝鸟来。(《歌厅两题其一》)

  

  又是莺飞倒柳青,歌厅扩变洗足城。二八秾李红酥手,洗绿桃南子夜灯。(《莺飞时节》)

  

  补肾滋阴治血崩,除淋割痔办文凭。可怜十载寒窗苦,散入烟花两不清。(《街头广告》)

  

  诗体之美与诗事之恶形成一种强烈的不协,诗愈是轻飏地美,事愈是浊重地丑,就仿佛水晶罩中陈着苍蝇臭虫标本。这在过去旧诗中是稀见的,诚严沧浪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是马旭对旧体诗的一个好贡献。

  

  若问马旭为什么于这类诗会写得如此从容轻熟、风流自如?我想这是因为,在马旭眼中,这类事为虽然丑,却是小丑,不过公园里猴子当面对游客耍弄其生殖器一类把戏,为不值一哂者。而作者于此也就抱着半为厌恶半为调笑的心态,率意展笔,传神写意,结果写出天真自然不着痕迹的好诗来。

  

  与此相对,对事关家国命运的大丑大恶,作者就再轻松不起来,如逢天魔,如临恶敌,而必严阵以待出重武器直击不迂、致其毙命而后快。这一类的诗其风格约略可用三句话予以概括,为:体刚而韵短,意峻而味薄,情急而气促。其优点缺点同源共出,总为同一个原因所致,那就是,事体既宏关家国之大,事性复恶不容隐,而作者疾恶太甚,由是诗之体、意、情三者势必刚健峻急,眼见不平,目眦尽裂,而不容回环婉曲作儿女子态。这是很明显的。随手拈出几例,如:

  

  《咏宗师》:豺狗横行黎庶惨,怨声载道撼书山。宗师开启消音器,六月飞霜不肯关。

  

  《感事之一》:瞒天过海术何奇,混水摸鱼今胜昔。国盗厂贼劫掠甚,库银万亿转花旗。

  

  《感事之二》:长江危笃黄河死,浩瀚九原皆透支。掠取谁惜生态损,华居已购大洋西。

  

  面对如此重大之人间恶丑,如果谁还能保持一份从容优雅,不痛不痒,不动于心,以悠然安闲之心态拊掌吟咏,比如最后一首我若这样说:“嗟我江妃恹恹兮,河伯垂垂;九原茫茫兮,雾锁瘴迷。戗我后土华颜兮,销金堕玉;匪人携宝兮,越洋而西。”那就真是优雅到少血性了,不特不能引起人的感发,反而导人情思昏昏,消蚀了应有的善恶是非感。昔人评南宋陆游的诗谓其有情而无韵,我想放翁之诗所以情迫而不及蓄韵,自然也是作者当时忧国之心煎迫特急所致。对马旭诗亦可作如是观。马旭《天风集》开篇第一首诗就这样说:“攀越北山逢暮秋,茫茫广运望中收。雄心涨断胸前扣,直上青霄揽玉钩。”(《夜登长凝北山》)前两句尚不徐不疾,悠悠有度,到后两句即迫不及待,天河暴涨,光情就把胸前扣子给涨断,势将夯满整个世界而未必够,则又如何有余地悠游留韵?韵,一如作画之“计白当黑”,那须是留出大片的余地方才有可能酿成的些许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当然,这种体刚味薄、情长韵短的诗亦复可以是好诗。它别是一格。杜诗曰:“凌云健笔意纵横”。要在运笔要健,凌云立势;驱意必峻,纵横莫限;直捣黄龙,不假迂曲,痛快淋漓,则亦可取得震撼人心的好效果。至今我们读放翁的诗,仍有一种立即要跳起来的感觉,说明它对人的感发力量之大。马旭有的诗也是这样的,请看:

  

  《读报感赋》:“何止乡村路不平,文章无用恨书生。谁人借我倚天剑,腰斩太行填乱坑。”

  

  这是一种横扫!面对人间乱坑广布,此景此情,即腰斩太行埋葬不平愤犹难释,复何暇留白而蓄韵者,反拖泥带水,影响主题的表达,是把手机上小饰物错挂到了机关枪上。

  

  但诗究竟是诗,不特有体有格,有意有情,韵、味、气三者并不可少,否则留给人玩味的余地就不大,而撄人之心的力量也就不会经久不歇。譬如这首诗:“题诗说地主,代表乃皇家。万恶君为首,呈求兴讨伐。”(《题〈万恶的地主阶级〉》)以文为诗,骤阅之下疑似在读三百年前唐甄的《潜书》:“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周秦以来,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止杀》)“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室语》)出语足够犀利,力量足够大,以致清末一班革命党人读后,竟如触电锥心般中心震荡不能自持(梁启超描述),若是倒退一千五百年遇在魏晋名士手下,又当手执铁如意猛击玉唾壶狂诵不已无疑了。但作为诗而言,偶一用之可以,不宜采之为常式常体。《诗经·硕鼠》是好诗,却不是《诗经》中的上乘好诗。即使当年骆宾王草《讨武曌檄》在痛骂武则天“豺狼成性,虺蜴为心”的同时,却也不忘沉住性子寸住笔头间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这样婉屈沉痛的文句,惊得武则天出一身热汗。清人诗文论家刘熙载有言,“高韵深情”。情韵之间,永远应斟酌一个适中的度,平衡把握才好。在马诗中,其实这一类情韵并胜的好诗也尽有的是,我最喜欢的如:

  

  梦里烟波梦里山,瀛洲亦逊下龙湾。若非浮泛身为客,金谷安家不愿还。(《下龙湾之二》)

  

  承命华章即景文,曼辞瘠义重扇情。是非冷暖多颠倒,身在苍生戏苍生。(《感事》)

  

  前一首风流俊爽,不逊唐诗,而内蓄含泪带血之反讽,即唐人中亦不多见。后一首以平常语说惊天动地理,实有过于宋诗。唐人重形象,宋人善说理。宋人说理诗最好的如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浓妆淡抹总相宜”二诗,自是俊物,千古不磨者。而马诗“身在苍生戏苍生”,只此一句,追魂摄魄,直有希腊人悲剧的那种惊人力量。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在我,则忍不住欲以此句为箴言,“吾月一省吾身”,检视自己千千万万不可戏人自戏。凛然可怖!实在太触动人的灵魂了。而这样的诗,说出来却并不显得用力,不是努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的流泻,自然天成。一如希腊人的太阳神,俊美与力量并融于一体,而不是中国人的龙,惟以张牙舞爪显其威能。情韵并胜风流韵藉的诗同时也可以做到雄浑刚建——这是一种内刚,真真正正中国传统美学之核心追求。

  

  有情无私,浩然正气,方可内刚。向来人们众口一词皆以为唐崔颢的《黄鹤楼》胜李白的《凤凰台》,年轻时耳边即习听此言,内心却并不明白崔颢的黄鹤究竟怎样压过李白的凤凰。后来读到二诗的尾联,恍然有悟,噢,奥秘在这里了:二诗的境界高下不同。崔诗结尾为:“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千古一叹,叹的正是千古以来人类共同的命运:我的心灵的家乡、灵魂的故园究在何处?至今读来让人感到热背。而李诗结尾则为:“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苦恨悲愁,愁什么呢?浮云蔽日,奸臣挡道,我无法接近长安,亲近皇帝。亲近皇帝干什么?得车呗!鄙之哉,凤凰!念念不释者惟一己之私耳。

  

  马旭诗刚,刚在少私。同“官”、“民”一样,“君”“臣”一对概念并属旧范畴,同在批判扬弃之列。这是马诗的彻底,也是其境界所在。不然,他若也同李太白也似,哪怕是豪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与长安社中儿,赤狗白鸡赌梨栗。总为浮云能蔽日,北京不见使人愁……则他与长安社中儿也就没有本质不同,只不过一为赌斗鸡,一为赌官场,官场赌场其实一场。

  

  诗难说,感受也不易。我在读马旭诗的过程中,曾多次自己问自己:写诗的这个人什么人?六月披裘者歟?高岗振衣者歟?到后来才识出,这位高岗振衣六月披裘、苦吟愤世诗的“过客”,实在是一位热肠的理想主义者:他将“君”“臣”“官”“民”“文”“武”等宝贝作为一个整体一扫帚扫地出门,并非由于虚无,反而倒是因为内心别有新地,他才有了这份不近人情的坚决。而这也就是马旭为什么鄙夷孔庙却崇敬孔子的原因:

  

  游说十国不遇君,断粮陈蔡未沉吟。先贤布道履危厄,小我恛惶夜夜深。(《咏史之二》)

  

  高门大殿树成荫,九进又将三路分。千载尊荣归孔庙,百终浩荡看皇恩。(《孔庙》)

  

  孔子代表探索,代表理想;而孔庙则代表禁锢,代表“非人”。

  

  苏轼词曰:“人生如梦。”向来人只解为人生短促的意思。这是不错的,但仍然表面。其更深一层的含义则为,即使在此短促如梦的一生中,人大多却也活得并不清楚明白,而是活在梦中。这应是人生之最可悲处。然而识得此义者又有几人?“人生如梦”的提醒又说于谁听?即便有一个半个什么人听了并且懂了,却又奈他不愿走出温突突暖昏昏之梦境何!须知走出梦境,即为凛冽!为此东坡只有“一樽还酹江月”——惟有“月亮知道我的心”了。杨修曰,非曹公在梦中,诸公在梦中耳。但愿我的说诗并非梦中说梦。“楼台观暮色,猎猎北风凉。夕照西山远,华灯大道长。”(《楼台西眺》)那长长的大道可是通向海德格尔氏所谓“存在的居所”?崔颢“日暮乡关”的终极追问其答案可是在彼大道之尽头?不知道,且起脚走去。(李维加写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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