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人  国民的情

民国一直是个话题争议区。那个时代不光时局乱，还有伴随着乱世的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情。

一本《原来如此》（文汇出版社出版）将民国时期（其实有的故事比民国建立的1911年还要稍早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以病理分析学上切片的方式呈现到读者面前。尽管全书编排粗糙，内容重复，也说不上有什么文采，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可以纠正或者充盈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一些民国人物。这些人物视角躲避了镁光灯的光芒，将民国人物的长袍马褂、西装革履直接脱去，将他们在主席台上、饭桌前、乃至卧室、浴池里的率性表现展现给读者，让人感觉除了真实可信，更多的是情趣和好玩。

比如鲁迅。新文化运动，他是领军人物之一。对于传统儒学和历史之于西方世界的态度，从他的一句话里可以看出端倪。他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真知灼见还是极端思维，自有读者评判。他早年弃医从文，也是因为对国人“怒其不争”，到了晚年，他在病榻上立下遗嘱。其中一项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

    封建科举制度，以1904年在河南大学校园内的会试为标志，完成其历史使命。整个清朝，全国共产生113名状元，其中江苏50名，浙江20名，而河南只有1名。看来河南不光历史上是全国粮食主要产区和人口大省，教育的荒漠化也由来已久。

日本侵略我国，不光占领广州，连香港也占领了，唯独没有染指澳门。其中原因，当时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也是。日本在巴西侨民众多。葡萄牙政府照会日本，如果日本侵略澳门，侨居巴西的日本侨民就是人质。日本顾忌巴西侨民，所以不敢染指澳门。

慈禧要过六十大寿，当时大清国内外交困。不少大臣上奏，要求简办。慈禧发话：“谁要是让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让他一世不快乐（怎么样，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没有人敢谏言，慈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她将北洋水师计划购买英国产巡洋舰的钱用来庆寿，每日花费四万两纹银，包括扩建圆明园，前后花费差不多亿两白银，其中挪用军费数千万两。日本明治天皇看到大清政府无力购买此舰，趁机动员国民捐钱，皇后甚至卖掉戒指支持。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给北洋政府海军造成重创的正是这艘大清政府想买而没有买，日本政府意外得到的巡洋舰，名字叫吉野。

曾国藩写过一首《爱民歌》。歌词是：“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是不是也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抗战时期，蒋介石到中原督军，责问韩复渠丢失山东之罪。韩复渠反讥：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本来以为蒋介石会彼此彼此，就此打住，不料蒋接着说：我现在要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想想也是。蒋是总统，南京是首都，二者关系明了。但南京丢不丢，不是你韩复渠要问的。

黄侃是知名的汉学家，经他批注的《十三经》《二十四史》都经出版社整理出版，可见其学术价值。可以说，在做学问上，他是成功者。但在做人上，则是另一幅模样，其性情之暴戾无常和不可理喻非常人所能理解。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住在姓吴的朋友家，期间幼子病逝。他迁怒于房子，认为是凶宅，将房间内遍写“鬼”字。朋友生气，给他理论，他却反驳：“再说？你先赔我儿子。”别说黄侃儿子的死和房东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假如朋友赔他个儿子，他会认吗？

再说，黄侃的老师是章太炎。黄侃与章太炎的认识源于在日本求学时。一天晚上，住楼上的黄侃内急，站在楼上向楼下浇灌。楼下租客不愿洗这免费的澡，出门与之理论。一番争论，互报家门。黄侃得知对方乃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倒头便拜，于是结成师生之谊。但说起来章太炎研究的经学，他则一个字“粗”。

还是这个黄侃，经济学家马寅初拜访他，和他谈《说文解字》，他不屑一顾：你还是弄你的经济吧。小学（即古文字学），给你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教学喜欢“拿大堂”。他有“三不教”，即刮风不教课、下雨不教课，不高兴的时候不教课。学生反映，前两项都好把握，就是后一项太难。因为不知道他啥时候不高兴。

黄侃不光喜欢“拿大堂”，还是个好吃嘴。如果他想吃什么，往往课讲到关键处，“且听下回分解”，那意思就是让学生们请他撮一顿。

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里，黄侃是守旧派的代表之一，胡适是新文化的代表。黄侃把胡适当做死对头。一天，针对文言文好还是现代文好，黄侃不服气，找胡适理论。“假如说你太太死了，你家人得给你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吧。如果用文言文，只需要四个字：妻丧速归。”——这是打比方还是咒对方？胡适说现代京剧太落伍，一根鞭子就代表千军万马不合适，应该用真人真马。黄侃反讽：那要是演《武松打虎》怎么办？胡适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可惜出版时都是上半部，结果遭到黄侃调侃，说胡适是著作监：监即太监，太监，只有上部，没有下部。

黄侃是位汉学家，但没有一部专著问世，原因在于他生前立有誓言，不到五十岁不出书。1935年，黄侃50岁生日，老师章太炎到场祝贺，并赠黄侃一副生日贺联：“韦编三绝今知名（按照孔子说的，五十岁是知天命之年，称知命），黄娟初成好著书。”当年，黄侃酒后暴毙。后人检点章太炎的对联，发现里边竟然暗含着“绝命书”三个字或者“绝命好书”四个字。前者是老师对学生年龄的判断，预示着黄侃活不过五十岁，一语成戕。后者则是老师对学生才学的期望，即便是学生死了，他留下的学术成果如手批之类也是“好书”。

马寅初评论蒋介石，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是真空的，外面什么东西都进不去。这好像就是一道多解题。你可以理解为蒋介石故步自封、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也可以理解为他是洁身自好、有自己的主见，不受外界影响。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生理上有特点，面相似关公，是个美髯公，两乳头上长有几根长毛。本来这是长寿之福相，但到了师生相见，本来该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光绪一手拽着老师的胡子，一手伸进衣服内薅着老师乳头上的长毛，两手做拉力赛的游戏。老师当得没有老师样，学生当得没有学生样；皇帝不像皇帝，大臣不像大臣。这场景假如老师的父母和皇帝的父母都在场，不知该怎样评说。原来的历史教科书上说袁世凯不学无术，事实上，他有很深的国学功底。自他当上国民大总统，就开始提倡尊孔。1913年，他还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祭孔。1914年，他亲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祭孔，将孔子及其儒家地位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袁世凯还很会来事。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出故宫，逃到西安躲了一段（名为西狩，就是到西部打猎去了）。后来要回北京城，袁世凯就为慈禧专门定做了一辆豪华火车，让老娘们风风光光地回銮。过了一段，这辆专列又被转送给孙中山，再后来，还是这辆车，又被他送给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就是坐在这辆车上，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给炸死了。

抗战初期，各种论调纷纷登场，有降的、有战的，有主张调停的、有期待日本良心发现的。这时候，爱国华侨陈嘉庚向国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一句话胜过千军万马。                  1935年，何香凝为动员蒋介石抗日，特意给他寄去一条自己穿的裙子，并赋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种激将法，胜过千言万语。

1939年11月，日军轰炸浙江奉化，蒋介石前妻、蒋经国生母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闻讯，痛哭难眠，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刻石留念。蒋氏父子抗日之决心，非常人所能体会。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状做参议。一天，白崇禧看乔大状的文稿，随便改了几个字，乔大状大烦：你改我的文稿，我改你的作战计划，行吗？结果，弄得白崇禧尴尬无常。乔大状尽管是端人饭碗，并不看主人脸色，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曾国藩爱给人写挽联，即便是活着的人也写。一次，友人汤鹏拜访，曾国藩正在写字，见到汤鹏来访，立即将字遮挡起来，汤鹏好奇，定要欣赏，原来是给自己写的挽联。汤鹏一气之下，与曾国藩断交。

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代表清国与列强谈判，忍辱签下多个不平等条约，被国人骂为卖国贼。李鸿章一肚子冤屈无处发泄。一次，乘船在日本换乘，李鸿章坚持不踏上日本国土一步。结果，工作人员只好在两条船之间搭条木板，让李鸿章涉险上船。

新闻界老前辈王芸生在1941年到1949年间主笔《大公报》。1947年时，《大公报》记者唐振强因言获罪，被国民党特务抓去。王给上海市市长吴国祯下“电话通牒”：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一位新闻人的铮铮铁骨跃然纸上。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日后自己的好日子，有意设立太监职位。设立职位就得有人去干活，他们就征召社会上的男童做“美容”，但因为没有掌握相关技术，不是技术不成功，就是将男童整死。无奈，只有让女子干太监的活，成为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光绪和宣统，大清国的最后两位皇帝，在任上没有干多少活，但他们各有一件事给国民印象很深，这就是光绪皇帝在忍辱签订《辛丑条约》后颁布的《罪己诏》，和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宫后下达的《退位诏书》。两份诏书内容不一，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做自我批评。

民国初期，清华大学因为有胡适、蔡元培和陈独秀三位学者而闻名，胡适总结为“清华园里跑着三只兔子”。因为他们三个中，蔡元培是丁卯年出生、陈独秀是己卯年出生，胡适自己是辛卯年出生，三位的属相都属兔。

在蒋介石的学历中，早年留学日本陆官学校，后来经过考证，日本根本没有这个学校，只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当于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而且还有很多当时该校毕业的学生证明。原来假学历自蒋介石就开始了。

话说胡适将沈从文弄到了大学讲堂。可惜沈从文不善口语表达，说话吭哧，见人紧张，一个小时的讲课时间他不到十分钟给讲完了。同事议论纷纷。胡适说，上课讲不出来，学生又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教科书上说詹天佑修建了京张铁路，还是火车自动挂钩的发明人，但他活着的时候从没有这样说过，他一直坚持说所谓的“詹氏挂钩”是一位美国人发明的。不剽窃别人的成果，也不掠人之美。詹天佑不光是个科学家，还是个人物。

陈独秀作为历史上的政治名人，评价多有反复。他生前对“爱国主义”有过一次解释：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进一步解释，“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2016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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