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一度的毕业季。毕业班的教室里，正经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大家都忙着应聘、面试，签劳动合同，办离校手续。课间休息，我也凑上去和学生聊一聊毕业的话题。

“老师，你们那个时候真幸福。”一位学生先开了口：“上大学不花钱，还每月领助学金，毕业了，不用自己操心，学校就包分配工作了！哪像我们……”

这让我怎么说呢，现在的人，就是爱抱怨自己“生不逢时”。

“是的，你说对了一半，我们那时候，上大学不花钱，还每月领助学金，但毕业学校包分配工作就是好事吗？常言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正因为上大学不花钱，还每月领助学金，那你的人，就成了商品，就成了国家的人，就被国家买下了，就要听国家的，让你去哪，就得去哪，如同现代‘包身工’，哪像你们现在，学校联系单位，双向选择，你看你们有的换了三四家单位了。”

 “我们巴音学院这种就业方式是最好的，即避免了我们当年包分配完全包死，也不像社会上自由应聘那样，充满了骗局与风险。”

我不知不觉地在用现身说法，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了。

“那个时候，主管毕业分配的人一手遮天，就是土皇帝。”

“老师，您性格这么随和的人，你们学校老师、领导一定喜欢你，毕业分配一定得到了关照吧!”

“哎，别提了。”

我此时引入了沙奶奶的唱腔：“说来话长，想当年……”

“不怪别人，只怪我自己，两个失误，把我害惨了。我上高中时，赶上文革，经常写大批判稿子，又想申请入团，隔三差五写个思想汇报，团没入上,却把笔杆子练了出来。在大学里派了用场，系领导、总支书记在大会上作的报告总结，常找我代笔。领导每次拿到我代写的稿子后，两眼眯成一条线，拍拍我肩膀：好样的，秀才！”

但毕业分配方案，却丝毫没有体现出“好样的，秀才！”

我平时少言寡语，但生气说出来的话却吓了领导一跳，我找到党总支书记张希尘（化名），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用到我的时候是人才，秀才，不用我的时候是奴才，蠢才！”

这句话犯了“龙威”，惹了祸，张书记怒吼：“你、你、你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你竟敢向党组织讨价还价！你竟敢诬蔑党组织！”

当时，文革已结束五六年，但“文革”遗风在这位书记大人身上还根深蒂固，动不动以“党”自居，一口一个“党”，上纲上线。

我哪见过这种阵势，只有看着“党”怎样惩罚自己。

“你，不要参加分配了，全班开个批判会，你，彻底交代思想，不然，非处分你不可。”

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受到了“祸从口出！”

那时的计划经济国家统分时代，不领派遣单，不去指定单位报到，就意味着放弃工作，放弃谋生手段，四年大学等于白上。这样，只能选择屈从，到宜昌710研究所报到。

“啊，宜昌，多好的地方，三峡工程所在地，旅游城市，又通了高铁。你应该高兴啊！”学生的感叹打断了我的思路。

“现在是这样，当时的宜昌很偏僻荒凉的，四十年前的深圳不还是小渔村吗。我这个失误就在太冲动，把话说得太重了，没有了回旋余地。如同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顶撞毛主席：‘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娘都不行吗’，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

还有，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我要坚持顶到底，也没什么。当时，大家都忙自己分配报到的事，谁有心思参加他所召开的“批判会”。当时，他真给个处分，还好了。有个书面的东西，让后人看看当时的情景多么荒唐！

反右运动打成右派的人，文革打成走资派的人，均因档案中留下“劣迹”，后人由此得知当时处理的荒唐，于是，重新评价，他们个个因祸得福。

但如果什么都没有,却莫名其妙的被流放,结局更糟糕。

湖北荆州有一位老太太，叫李青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国画研究生，只因在五十年代，一次国家级画展布展时，当得知画展是由政务院组织的，一般人会感到莫大的荣誉啊！可是李青萍却不屑一顾，说：我们的画展与政务院有什么相干，政务院的人懂国画艺术吗？于是引火上身，没有任何说法，遣送回荆州老家，在昏暗的小阁楼上，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摆摊卖画为生。后来，政府部门想改善她的待遇却遇到了尴尬的局面：她即不是错划的右派，又不是文革的受害者，当年“遣送”时没有任何说法。

我当时假如就此接着那句冒犯“龙威”的话说下去，大闹一场，让他给个处分，让后人知道这个处分，是多么的无理、无法、无知、无聊、无赖，最终宣布“无效”，那说不定会时来运转。

“张希尘这个老贼，真会整人！”学生们为我鸣不平。“老师，您刚才说两个失误，和张希尘的冲突算一个，那另外一个呢？”

“哎，我真傻，真的……”我此刻又变成祥林嫂了。“我单知道不找熟人要吃亏，没想到找到了熟人，方式方法不对也吃亏！”

当时在省电子研究所工作的杜庞伟是我中学英语老师的弟弟，我在中学是英语课代表，记得高考填志愿时，英语老师极力鼓励我填报外语学院，我还犹豫再三，直到临填志愿的两三天前，才临时填报理工科的。英语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他的弟弟自然每次到把我当成“座上宾”了。我们系主管毕业分配的学生管理老师指导员张金莲（化名）和杜庞伟是同班同学。

得知这种情况后，我曾有几分喜悦。随后找到了张金莲指导员，说了我和杜庞伟关系很好，她有些欣喜，表示朋友的朋友，也就是自己的朋友，毕业分配会照顾的。当聊天中，得知杜庞伟已经结婚后，张指导员立刻表现出一种不安、苦笑、怪异难以察觉的表情，我当时感到很不可思议。后来得知，在上学期间，张金莲曾追求过杜庞伟，张指导员以为是我破坏了她的好事，正有气没处发，我这是送上门的“出气筒。”这一点，我在《天机泄露之后》一文有详细描述。后来，我再找她时，果然，翻脸比翻书还快，比张希尘更“马列主义”，给我扣的帽子更多：“走后门”，“不正之风”、“干扰毕业分配。”随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大学四年寒窗，毁在二张手里。

“张金莲这个老娘们，真变态啊！自己追不到喜欢的人，拿别人出气！”

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我很开心，感到年轻了许多。本来是很沉重的话题，经过他们嬉笑怒骂，变得轻松了，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

“她不是老娘们，是老姑娘！这三十多年来，她一直是一个人！”

“哈哈，活该，恶有恶报！连你这么好的人，她都刁难，该她找不到老公。”

“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多好，你们再也遇不到张希尘、张金莲这样刁蛮之小人了。即使遇到也不怕啊，咱惹不起躲得起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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