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主义、思想、理论、学说不可能永远正确，不可能适合于每一代人，即使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它也会变；硬着头皮不变，不改革，只会碰壁、触礁，乃致失败。荀子说过：“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通行于一代的政治制度超过三代了还在继续实行那不是坚持原则，而是荒诞、放荡胡来，就是“不雅”。（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三代”特指夏、商、周三代，这和荀子的整体思想就不吻合了。）翻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看看吧，有很多这样的辩证思想。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说过：“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已从前的存在方式。”恩格斯多次说过这样的观点：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这也是毛泽东多次说过的不破不立的道理。
不过，破和立也要讲究个辩证法，讲究个适当、适度。回头看看咱们中国领导人的破和立吧，这对后人来说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最具造反精神的毛泽东终于造出一个新中国，大破之后有了一个辉煌的大立。但是，当他的权力不受制约了，就更加意气风发地一路破下去了，反右时大破知识分子，大跃进时大破土地生长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十年文革时大破一切文化，终于破坏了社会大环境，破坏了共产党的伟大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不破不立，破到极至，毁了所立。
华国锋在叶剑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历史给了他一个大破大立的大好机会，可惜他坚持“两个凡是”，迟迟不给“四·五”事件平反，不给邓小平平反，不纠正文革的历史错误，终于被挤出了历史舞台。不破不立，一味守成，一无所成。
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带给他们的巨大畅快，人们的思想活跃了，经济繁荣了，科技进步了，改革开放初战告捷，共产党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补。但是，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让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脱了钩，在政治改革这个大山头前面停滞不前了，终于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又愚蠢地下令向学生和普通市民开枪，对人民造成了以后的历史无法补救的深重伤害，再次动摇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根基，加深、加重了全社会的信仰危机，保守力量得势，政治改革从此倒退。不破不立，浅尝辄止，一败涂地。
胡耀邦、赵紫阳是尊重科学、顺应历史潮流的，可是，由于邓小平的原因，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他们失败了，抱负无法实现，只给人民带来了一个难以忘怀的短暂的春天。让人愤愤不平的是，赵紫阳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心虚的领导人软禁着，不能自由行动，不能与人民接触，让他死不了（担心他死后会引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胡耀邦那样的新的“四·五事件”、“六·四事件”），又让他活不好，这严重违反了宪法和党章。当宪法和党章形同虚设和只是一个政治装饰品时，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赵紫阳这些大人物就会和普通公民一样突然失去最起码的人身自由。只有当宪法能够保护所有公民的自由时、党的章程能够保障所有党员的民主权利时，高级领导人自身的自由和正当权利也才能随之得到保护和保障。软禁一个赵紫阳，让“依法治国”的口号变得虚伪又荒唐（指罪身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分裂党”则更是荒唐），整个地损害了共产党的执政形象。有些人为了巩固一已的地位，不惜用损害党的声誉作代价来为他陪葬。但是，人民永远怀念胡耀邦、赵紫阳这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伟人们。不破不立，失去时机，后悔晚矣。
江泽民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既得利益者，他是在“六·四”的枪声中走上总书记岗位的，极不合党的章程，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是习惯于这种封建帝王式的传位程序的，问题的关键是他没有思想，没有眼光，没有魄力。他上台后，先是当了几年华国锋，搞新的“两个凡是”，不给新的“四·五”事件即“六·四”事件平反，不给新的邓小平即赵紫阳平反，重点放在个人的“立足”问题上，位子稍微稳当些后，又开始扮演晚年的毛泽东、晚年的邓小平角色，排斥异已，对不按自已要求的方式爱党、爱国的异已分子恨不得都赶出国境去，最好都成为外国人他才踏实呢。他精心安排的是自已的历史“定位”问题，千方百计“立论”，如被人们当作笑谈的“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等。按说，“三个代表”作为奋斗目标、创建任务提出来也是可以的，说它已经成为事实是说不通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在政治上放倒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和突破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批判它们对社会进步的破坏、妨碍和束缚，就腾不出树坑来种植“三个代表”这三棵树，因为毛、邓的这两顶紧箍咒长期束缚着中国的生产力，损害着中国人民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是人类落后文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拿“文化”来说吧，它是个大概念，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等都属于人类文化的范围，单就司法没有完全独立、还存在着权大于法的情况说，就不能说自已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民间的舆论监督不能放开、文化战线不能百花齐放、思想战线不能百家争鸣、政治体制上不搞现代化、法律之上另有“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个代表”的说法只能是个“理论概念”而不是真正的现实，真正实现起来也很不容易。再说，不纠正历史错误、不昭雪冤假错案的人有什么资格讲“以德治国”？又如何体现“以德治国”？由于净搞虚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结果贪污腐败盛行，假冒伪劣遍地，犯罪率居高不下（刑事犯罪总量不断上升，危害性越来越大），社会问题成堆，按下葫芦浮起瓢，全国布满干柴，不断发生火灾，进一步把共产党变成了宣传画，好看而不顶用，更像虚假的医药广告，吹的挺神，结果什么社会顽疾也没有治好。避破求立，一无所立，只图青史留名，不过庸人而已。
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像毛泽东那样一路破下去不行，像华国锋那样一味守成不行，像邓小平那样在破和立的问题上浅尝辄止也不行（邓小平是多方争夺的对象，因此，在政治上忽左忽右），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坐失良机更不行。那么，像江泽民那样在基本上什么都不破坏的情况下只求立，只求立足、立身、立名、立论、立青史和当个出色的“政治演员”行不行？历史证明也不行，这必然会使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给人民造成长期痛苦。
建国以来几届领导人凡是成功的方面，都是因为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宋朝改革家王安石所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伟大精神。有无畏的精神，再加上有科学的思想，是办好一切事情的首要条件。只有不断打破别人的观念，科学才会不断进步。如物理学，往往靠推翻前人的结论而发展，有人比作“拆旧房子”；数学则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新成果，新进展，有人比作“添砖加瓦”；而社会科学则是对旧建筑（过去社会）有破、有立、有修正，好比是搞“现代化装修”，而对新建筑（未来社会）则是作理论论证或推导，带有设计性质，正确与否还要靠历史的检验，实践的检验，不可能一次设计就成功，就永远正确。至于哲学，人们常把它比作是“科学的科学”，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法是从事任何科学研究的人都必须遵守的方法，同时又不断为辩证法提供新的证明。可是，搞政治的人常常忘记辩证法，违反辩证法，给黎民百姓造成了很多历史性灾难。就是说，政治本身不属于科学，它只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受科学指导的政治一定是比较理想的政治。政治偏重于实用（或于公的实用，或于私的实用），把实用主义的政治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把它当成科学，不能把前一个时期的政治当作后一个时期的政治的指导。前人在政治上的成功后人不一定能重复，但前人的错误后人完全可以避免。所以，学者们把一代伟人的思想、理论当作“学术”研究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评功摆好”的水平上，一定要“一分为二”，一定要分清功、过，否则就是伪学术、伪科学。比如研究毛泽东吧，只为他评功摆好，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却不研究他的错误和犯错误的原因，不追究他的罪行，这样的“学术研究”对后人有什么用？前任政治家没有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研究政治家及其历史的学者们有责任告诉后来的政治家如何破、如何立和一定要正视历史的道理，告诉后人只有在政治上大胆揭示和勇敢纠正前任的错误（如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那样），才会推动社会走向进步。不敢正视历史，处处“为尊者讳”，对历史讳莫如深的人，是平庸的政治家，如果再讳疾忌医，把认真批评自己的人当作罪犯去处置，不平反旧冤狱，还要制造新冤案，那就是个专制主义者了，就是个缺乏道德的政治家了。历代领导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都是后人的文化财富，都值得后人去认真总结。在今天的、当代的中国，如果不能勇敢地、认真地、历史唯物主义地清理一下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沉重的政治遗产，社会就不能走向进步，就无法在人民的心中建立起新的令人信服的政治信仰。你当政者不敢正视历史，对历史问题不敢“实话实说”，又不敢平反重大冤案，谁会完全相信你每天说的话？谁会真心实意地去拥护你？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这就是全社会贪污腐败盛行，人们普遍失去信仰的根本原因所在。
下面再简单评论一下前苏共领导人。
斯大林在打败希特勒的卫国战争中是立了功的（是以苏联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但在治理国家上却是个专制主义者，容不得异己，肃反中大批地杀人，打击东正教，炸毁教堂，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还用得着评论吗？（当前苏联的很多档案解密后，人们会看清斯大林的暴君真形象的。）
赫鲁晓夫倒是个改革家——是一个不成功的改革家。他上台后向公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取消对干部的商品“特供”制度和“特别津贴”，力主废除干部的终身制，针对斯大林的独裁作了一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秘密报告，平反了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所有这些举措，都具有革命意义。但是，他后来“异化”了自己，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也搞起了个人独裁，喜欢上了个人崇拜。世界上没有脱俗的圣人。现代政治的科学使命就是要建立一套能够抑制个人权力膨胀的政治制度，否则，是无法避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情况的。
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的保守主义者，政治上却极会拉帮结派，以至很顺利地让赫鲁晓夫“退休”下了台。他上台后，首先否定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政策，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那一套，下令停止对成千上万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停止对斯大林的批判，外交上否定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实行强硬路线，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派兵进驻蒙古国，下令在珍宝岛和中国军队开战，又派兵入侵阿富汗，帮助越南人入侵柬埔寨。在国内，他也是主要靠军队和“克格勃”来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政治上不自信的人几乎都迷信强权和武力，从内心最怕政治民主和人民的言论自由。这和中国的情况很有些相似之处。那些不让继续批判文革的人就很有点儿勃列日涅夫心理。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
社会主义国家都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其实给人们评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是非功过提供了很大方便。比如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没有成功地改变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就搞政治公开化，思想多元化，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同样地，像中国这样经济体制都市场化了，老百姓也都认可了“市场经济”，政治上却还坚持“一元化”、“集中制”，上层建筑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所以才发生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风波。
戈尔巴乔夫的最大错误是政治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太快了吗？不是。
老戈的最大的历史性错误是解散了共产党，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怎么做才合适？咱们作为“事后诸葛亮”，可以帮他总结几句──
一方面有步骤地进行经济改革，让老百姓逐步得到经济实惠，另一方面在党内开放理论研究，在知识界开放社会科学的探讨，在全社会来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务虚”运动，然后组织全党进行自我改造，进行政治改革。苏联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党内更是人才荟萃，大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后，政治及其体制改革也就很容易进行了。可惜，老戈因噎废食，只看到了现行体制的弊端，只看到了党的严重腐败和普遍动摇了信仰的一面，没有看到大多数普通党员都是愿意社会进步的，都是愿意接受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的。你把整个组织解散了，无异于在重大战役前解散了军队，这个重大战役还能取得胜利吗？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时，拥有一千七百万党员的苏共竟然没有一个支部上街抗议，这一方面可能是长期执行的“党的铁的纪律”造成了党员们不习惯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另一方面说明人心思变，说明党员们对现实的不满，这正是率领全党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舆论基础或叫社会环境。可惜，老戈只看到了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对政治改革的反抗、抵制，没有充分认识到积聚在广大基层党员中的“思变”的积极力量。但是，历史地看老戈的改革，那是绝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戈尔巴乔夫掌权时，面对的是政治上专制腐败、经济上停滞不前、文化思想上垄断的社会现实，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民主价值，大胆整顿干部队伍贯彻他的改革意图，解除舆论控制以强调公开性，实行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等等，终于把斯大林的伪社会主义送进了坟墓。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全人类的贡献。
对政治家的历史定位问题，只有在他退位后或去世后的“盖棺定论”才更接近准确。可是，这种“盖棺定论”必须是来自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思想方式，自毛泽东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后，这个词在中国就变成了贬义词)，来自于真正求真务实的社会科学家，而不能是来自官方的、在位的政治家。在位的政治家对历史人物的“盖棺定论”往往容易从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合法性”上作文章，以表明自己掌权的“合理性”，所以，这些人对历史人物做出的“盖棺定论’往往缺乏历史的真实客观性。
为什么领导人不发动全党、全民公开总结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公开讨论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就是因为害怕历史这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影子，不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家想想看，从苏联的历史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肃反、清洗、大镇压、农业集体化、克格勃、集中营、各类冤假错案等等我们几乎一样不少。不光是苏联，人类各民族的历史都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外国人编辑过一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长纪录片，让人震撼的是那里面竟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景象：希特勒上台前后，德国青少年也都戴红袖章，也都搞打砸抢，也搞集会游行大检阅，也喊震耳欲聋的效忠口号，也是烧书、抄家、剪阴阳头、在异己分子身上画鬼符，甚至也有军训、下乡、一身戎装高唱战歌。所有这些历史，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果不放手让人们总结、展示，如何能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还谈什么“求真务实”、“取信于民”、“代表人民利益”？
横看山水眼界宽，竖观春秋心底明。
注：
谈破和立的部分写于二００一年“四·五”事件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后面的内容于二00九年一月摘编自作者的长篇小说稿《牛耕田三部曲》
（选有六部中长篇小说的《牛耕田三部曲》于2013年正式出版）
注：
凡是旧稿，大都选在“于是乎 著”的诗文集《我的世界观》（上下册）里了，买到这部书的网友如果想系统地批评、批判老朽的这些思想观点，可在该书中查找相关文章。想买这部书或小说集《牛耕田三部曲》的，请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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