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26前的旧稿――意识形态的困惑

人没有灵魂不行。信仰危机确实可怕。思想工作必须加强。问题是“加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庸俗化的政治语言改造不了人的灵魂，没有蓝图而只有“共产主义”四个字组成的空概念使人形不成信仰，明明不是马克思主义却硬贴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只能葬送马克思主义，明明不是共产主义者却硬充共产主义者只能把共产主义搞臭，“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玩艺儿都能装”让人无所适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具体构想也鼓不起人们的劲头。

    必须重振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起具有强大折服力的中国的理论体系，设计出合乎时代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共产主义蓝图，总结马克思主义，筛选列宁学说，按照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个巨大的历史工程，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干成的事情，但又是刻不容缓的必须马上干的事情。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九六六年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8页，下同）这条语录的要点有三：第一，理论很重要，要靠它去掌握群众；第二，理论必须彻底，躲躲闪闪，抱着机会主义的态度搞实用主义是不行的；第三，理论必须把人研究透，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的先哲们始终重视对人的研究，如性恶、性善说等。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因素始终贯穿着人的内容而永葆它的革命势头，如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论、人权说等。

    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角度剖析社会诸问题，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但是，离开了人，什么经济、政治都无从谈起。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忽视，他们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4页）

    可惜，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视“有生命的个人”于不顾，僵硬地毫不变通地坚持人只能是“阶级的人”的说法，把对人的研究引人死胡同，谁若稍微变换一下角度谈人的问题就被斥责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无形中在理论上为“人”设置了一个禁区，以至让人谈“人”色变。

  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从“人”的问题上开始一场革命。

    由于无视人的复杂属性，在共产主义多会儿到来的问题上，酿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悲剧，公社化，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无人售货处”，共产风，“一天等于二十年”，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闪现。

    后人把一九五八年的悲剧嘲笑为“乌托邦”，经过三十年的纠偏后现在又给人造成了另一种印象：共产主义又是遥遥无期的。

    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按正统理论，其性质的关键是取决于所有制问题。照此推理，发达国家的股份制能不能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有些重大企业归国家所有，算不算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而我们中国，在基本上没有了私人经济的基础上，又鼓励私人经济，允许雇工，产生了新的剥削和被剥削阶级，甚至把国营企业承包给个人，按照正统理论，这是退向了资本主义，还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

    对上面的问题做不出折服人的解释，就难免让人觉得共产主义遥遥无期。

    本人是个知识面狭窄、智商平庸的普通百姓，对上面的问题只有困惑的份儿，没有解释的能力。

    但是，作为一个有近三十年党龄的党员，我始终憧憬着共产主义，不管它的理论怎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总觉得它的核心内容、根本要求应该是不变的，那就是共产主义一定比资本主义好，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民主、更合乎人性、思想更解放。如果在这些方面比不上资本主义，那它就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已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6页）这话是在上文阐述了将来要”消灭分工“之后说的。不管将来是否能真地”消灭分工“，但这话充分反映了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代表了人类对自由的追求。

    共产主义者不仅要自由，更要民主。没有民主做保障，自由就得不到。最重要的民主，就是有权选择自已的领导人，有权反对和罢免不称职的领导人。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人民强烈地表达了自已的爱与憎，当时的“四人帮”如果尊重民主，确切地说，当时如果已有了长期的受法律保障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民主制约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体制，他们看到那么多人反对自已，就会被迫引咎下台，那么，那场悲剧就可以避免了。一九八九年的五月爱国民主运动在“六·四”中惨遭镇压，更是一件国家领导人不受制约而酿成的震惊全球的大悲剧。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和强权人物如果不是调集军队实行戒严，而是引咎下台，或者很快接见学生，表示马上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或委托纪委），从政治局常委做起，经济、政治两透明，整顿“公司”，打击“官倒”，惩治腐败，废除终身制，保障新闻自由，……那结局一定是皆大欢喜的。

    由于不能保证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是大贤大能的，民主就显得特别可贵，而民主不能正常行施的时候，游行示威就成了显示民意的最佳方式，舍此不能唤起民众，舍此不能对不称职的国家领导人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国家政权及其代表人物，必须能有效地受到不同形式的民主制约，这样才能对人民有利。

    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具备不致酿成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那样的历史大悲剧的制约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1978——1988的十年改革开放使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体制却迟迟不开放、不改革，形成了“经济上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政治上是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的尴尬局面，这哪能不出乱子呢？

     “党政分开”叫了几年，总是分不开。作为过渡，作为为共产主义最终消灭阶级和政党准备条件，先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党关系中来也好呀，它有助于促进民主，增强对倒退行为的制约力量，大家在为人民服务和振兴民族经济方面展开竞争，这实在是历史的大好事。

    如果在刚一建国时就允许党派竞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共产党正是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鼓吹打破“党禁”，积极参与党派竞争中发展壮大的），互相制约，在学术上真正搞“百家争鸣”，而不是搞所谓“引蛇出洞”，党内生活更民主化一些，中国的人口不会增长这么快，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就会避免，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也就不会错上加错，没有法制的十年“文革”至多是一场持久的笔墨官司（如果人们在报刊上打十年笔墨官司而不整人，说不定还真是一场促进人类进步的文化大革命呢），民族经济早就得到振兴，教育事业一定特别发达，人口素质一定会大大提高，民主与法制也就早已正常和正规了。

    设想一下，林彪如果抢班夺权成功，一定是搞家天下，而又处处以党的化身说话，反对者就是反党，就是夺取千百万先烈换来的革命成果，组建新党或成立新的群众组织就会被认为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还有什么民主可言？还谈什么法制？

     “四人帮”如果篡党成功，更要把他们一小撮人装扮成党的化身，大兴文字狱，经济上只让人们种“社会主义的草”，大铲“修正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谁革命谁就是野心家，谁反对我谁就是反党，他就是叛徒、走资派，“臭老九”将永世不得翻身，“牛鬼蛇神”就会年年抓，民主运动就是反革命暴乱，谁也制约不了他们，否则他们就动用“第二武装（民兵）”，文化、教育、经济将会一团糟，中国一片黑暗，还有什么民主可言？还谈什么法制？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剧不同于以往的“事件”的一点是：强迫人民军队公开地真枪实弹地杀向自已的人民。“六·四”枪声的历史结果是：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坚实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破裂了，即使将来有一天给人民平了反，历史做出了公正评价，甚至惩罚了下令开枪的人，共产党的威信也再无法恢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了。

    政治派别是客观存在，不同政见者永远都有，没有一个政党是铁板一块，认识老是一致是不可能的，“一致通过”的决议一定是虚假的一致。君不闻毛泽东有“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说么？要让大家习惯于不一致，这既符合辩证法，更是一种进步。长期搞一党专政，就难免三五年或七八年一次地冒出“反党分子”、“分裂集团”，整了谁谁倒霉，老百姓也跟着遭殃，受牵连，人为地让“洗脑子”、“转弯子”。建国后人们转了多少次弯子了，如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四清”时的“双十条”和“二十三条”、十年“文革”、林彪事件、批邓、“四·五”事件、“四人帮”事件、华国锋问题、胡耀邦问题、“六·四”惨案和赵紫阳问题等等。为了这些可诅咒的转弯子，老百姓就得表态说假话；说真话或转不过弯子，就得挨整，遭冷遇。靠不断“转弯子”生存的民族，不就成了虚伪的言不由衷的民族了吗？受益的是“胜者王候”、政治上的市侩和不会用自已脑子思考问题的庸人。一茬一茬的人才和忧国忧民之士，在这种“转弯子”中遭受打击，以至泯灭。悲剧呀，民族的悲剧！写到这里，泪从眼中流，血打心里淌呵！

    这些可能发生和已经发生的悲剧的根源就是强权者就是党，强权就是“代表人民”，谁也制约不了，民主更是屁事不顶。回忆近七十年来的党内斗争可以这么说：谁在台上谁就是党。这也就是古话说的，“胜者王候败者贼”。现在，“八十多岁的人召集七十多岁的人研究五六十岁的人的退休问题”，政治上怎么能发生质的革命？民主与法制不健全，一场一场的人间悲剧怎么能够避免？

    如果搞政党竞争，让得人心者掌天下，让权威自然形成，让民主制约倒退，让法制保障民主，事情一定好得多。人民要自由、平等、幸福，这也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的愿望。

    围绕着一九八九年第二季度五十天发生的问题，不仅是个分配不公、激进与保守的新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意识形态抛了锚的具体反映。进入八十年代后，不仅普通人不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国家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更没有哪一项改革给人的印象是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理论家更不敢对共产主义理论做出总结和新的阐发。至于马克思主义，冒牌货泛滥成灾，有心发展者被斥为异端邪说，好象一切都到了头，现行的理论就是终极、顶峰，整个社会几乎忘记了恩格斯这样一段名言：“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99页）对照中国的现实，重大失误不仅表现在普通教育上，更表现在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没有在多方面创造条件来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上的绝对真理是不多的，政治及其口号上的绝对正确则更少。因评论“四项基本原则”挨整使人自然地想起当年因“攻击三面红旗”而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事。真理，是人们用唯物主义世界观总结出来的，它要接受并且不怕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政治说长道短，就是试图对检验作总结。对此，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此畏惧者，是心虚的表现，是不情愿地向人们表明自已不握有真理。指望这些人去发展真理是不可能的。

    紧箍咒必须打碎，禁区必须打破，要“让思想冲破牢笼”，要让全党全民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和广大知识分子都清楚地知道：“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同上书，第237页）

                                  写于一九八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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