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精神污染发酵，胡耀邦受压

　　10月6日（1986年）

　　今天认识了新生朱敏，乐清人，18岁，活泼帅气，羽毛球打得生龙活虎，十分引我注目。

　　他也有意无意地常在我面前出现。从昨天他在食堂倒坏一大盆稀饭事件勇于承担责任的处置态度看，他还是诚实豪爽的。今天他说欢迎我到他家乡去，并愿作我的向导游雁荡山和温州。

　　10月7日

　　朱敏与同室的蔡祖红（鄞县咸祥人，毕业后经过勤奋拚搏当了鄞县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一起来访。朱敏有青春魅力，但祖红务实谦和。

　　永平小子送来了山货-一包金针菜和一包莲心，也许是对我暑期一夜招待的回报。但不是开学后送来，估计是他看到比他英俊的新生在与他争宠。

　　谢士文复信。这是我对他感恩心情的回应。他具有一付宽以待人的气质。他是北京政法学院上一届的校友，因我受钱端升院长教授的青睐，让全校同学刮目相看。说实在，我在揭批钱老的台上一付无奈，更是在整个反右期间含泪抗争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还有一个安徽合肥社科院的陈云生，为打我的不平，遭班级开会批判。他是说我出身劳苦不可能反党。他有一篇被采访记，流传在网站。

　　又是周日。年轻学子有他们的圈子互动，而我与同龄人或同代同事，志趣、人情世故上是不相融洽的。该校又没有学者教授。天天广播操健身，坚持了30余年的人，没有第二个。我开始怀疑自己对朱洵所下的哀的美敦书是否明智了。

　　如何解除寂寞？在外国格言中找到了孟德斯鸠一条：

　　“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的寂寞时光换成享受时刻。”我抄下来，添上一句：

　　“喜欢读书的人，寂寞不常在他身边”

　　孤独中，人在默默地耕耘；

　　寂寞中，我们奋力拼搏。

　　孤独，让人体验出一种踏实的生命；

　　孤独，度过一串充实的岁月；

　　孤独，让我们品味一种圣洁永恒的人生。

　　但我们生命之花，能在孤独中开放吗？

　　独居，在21世纪的西方，形成了阶层，因为他（她）有钱。没有足够的收入或积蓄，独居不可能轻松自在。

　　这期间读了《爱的艺术》（德人E。弗罗姆著），作者对各种各样的爱、对爱的本能和天然性有极其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比如在谈到母爱时，指出它的无条件、无私和伟大的同时，还分析到有些母亲由于自恋、支配欲、占有欲统摄了她们，使之只能充当年幼弱小的慈母。

　　不幸，我的母亲就是这一类型。兼之，她养儿防老、以为付出得不到回报，不会怪罪毛皇的暴政，而全归儿子不听她人生道路的安排。她根本不会想想孩子的远见和理想，想及了，也只当成空中楼阁。这也是一个文盲的可悲……

　　唯有那些真正怀有爱心的女性，视给予比索取为更大乐事的女性，坚定地驻足于本身存在的女性，才可在孩子自立成人后，即便他不幸不能自立时，依旧保持慈母的本色。

　　他认为同性恋者不可能摆脱由永不可解除的孤独分离所带来的痛苦。这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人生来就有一种孤独感，因而生来就希望与爱人组成家庭合而为一。幼时与母亲一起，就不会感到孤独；成年时，就渴望有友谊和爱情，最终与异性结合在一起。同性恋不可能终生厮守。

　　同性恋是萍水爱情，可能是一种变态（而生活在同性的圈内，友爱发射在同性身上，不是变态而是正常现象。）

　　对于深受传统文化陶冶、自尊的并有洁癖的书生，他由美感爱感产生的对同性的恋情，一定有条底线，他的心理，不至于放纵到令人恶心的肛交地步。他可用拥抱、相互体贴、抚摸互慰去表达友爱和满足自身的生理需要。

　　单身自慰虽也能达到性奋高潮，但少了友爱的支撑。有高尚理想追求的青少年，需要的不是无底欲壑，而对性欲有一无形的理性的关卡，他的最高欲望是实现人生的价值。其它都是次等的。这与无修养、不加检点的老粗有别。

　　这条底线或说关卡是存在的，往往就在高洁的书生身上。这条心理的底线的精神范畴是处子的进取心和朝气以及高尚的追求，兼之，传统对同性恋的排斥，共同规范了同性之间的性欲，使之不至泛滥。

　　平反自由45岁起至今，这8年间，我勤奋的工作学习之余的放松消闲，这种规范了的性爱蠢动，在学校，基本上是发生在未婚的较为纯洁、帅气的，且未任课的少年身上，不拒绝那种无伤大雅的男风的挑逗或引诱。学生投你所好或说所缺，自有私心，应予理解。

　　同性恋不可能结伴到老，也为传统道德风尚所不容而划入另类。人都有一种归宿感，最好最自然的归宿，莫过于膝下有子女、夫妻白头到老。

　　弗罗姆说，爱使人克服孤独感和分离感，然而又让他仍为他自已，依然伫立于其整体性中，故而在爱中萌生出这样二律背反：相爱双方融为一体，但仍为二体。不自成一体，就无爱可言。

　　一个人要使自已具有吸引力，关键在于他得在外表与内在两方面迎合时尚，透露一种正气。

　　人是商品，但每个人只能获得他的交换能力所允许他得到的人货。他的爱情必须局限在其交换能力的范围。但对于不善于推销自已内在价值的人，未必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

　　“有的人长期被隔绝正常群体，他们孑然孤立，从未体尝性爱的滋味。对于他们，性爱的体验更是神妙销魂。如果加上性的吸引与性行为，这种突然爆发的亲密会发生更大的奇迹。”弗罗姆说。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迹。

　　爱是一种判断，一个承诺，一个决定。如果爱仅仅是一种感情，无行动，永远相爱便是空话。

　　我长期订阅《参考消息》，它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是大陆了解西方的便捷窗口，尽管它也有报喜不报忧的明显痕迹、标题与内容不一致，但它不乏原汁原味的新闻，对此类文章，名为参考，实则真声真理也。

　　此时，新添了《世界经济导报》，它是深化改革的号角。一期中提出了：将机会均等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党员非党应一视同仁。入党不应是当官的前提。该期还建议海峡两岸开放报刊和广播。

　　看了日剧《入冬之前》，是那么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而使剧情真实感人，富含人生哲理，却无一点说教味道。剧情自然伸展，气氛有点悲凉和无可奈何。令我联想自己。

　　忙碌的教学和律师代理，由于当了高校教师令乡亲刮目，不少未归口时交结的少年朋友不时来信来人重温旧情。但总觉得他们都不是长久之计，包括校内的一些有魅力的学生。孤独感每每袭来。边观赏边感叹自己。电视告诉人们：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必过于伤感一。死嘛？这是人生的终点，归于虚无，可视作静美。

　　年轻人说，活着比什么都好。年老的说：

　　“我可不承认，可死又不那么容易。”

　　日本的文学艺术太棒了！我们被毛皇的“讲话”摧残了20余年，枯萎了。近些年的反思伤痕文学只可比牙牙学语的孩子，尚未达到令人爱不释手或久久难忘的地步。除了张贤亮《绿化树》一两部伤痕文学让我感同身受可以玩味，其余读了不久就忘。大陆已没有了社科文学领域的大家。莫言的《红高粱》似在顶着逆流露出头角。

　　如果保皇势力不在年前提出所谓精神污染问题，按胡总书记设想的改革下去，“三宽”落地生根，社会学和文学创作必将繁荣。老的发挥余热，我们中壮年奋力补课，汲取中西精华，80年代的大学生跟进，唐诗宋词的盛世将再现于东方。我的《赤潮年代》（《江南牧马人》全集）也可在几年内正式面世了。

　　胡耀邦赞同宣传部长李厚泽提出的“宽松、宽容、宽厚”政策，想把共产党打造成开明仁慈的君主，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开放政策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两位共产党的领袖都想自我完善。

　　2004年，宁中54届毕业生在钱念文校长关怀下在宁波聚会，记念毕业50周年。我向到场的校友分发了《赤潮年代》（自费版），本是分赠，结果在香港经营服装业有成的王文德夫妇代付了全部书款。有几篇科技论文发表的施傅涛同学对我说：

　　“本书如在80年代初出版，可能成为'伤痕文学'的翘楚了。”

　　有遗憾，但当时我的学识和写作水平不可能今天那样的成熟。胡耀邦挂帅这些年，我的学问长进，可比留学西方。只要我健康地活下去，一定不负澳大利亚一个华裔记者祝愿的“希望她成为传世之作”（此信由谭超凤寄给江平转）。

　　元斌（鄞县教学时相识的学生）找上门来了，没有著军装，但带着解放军驾驶执照。他在舟山海岛一汽车连当兵。由于他话语不多，感情真挚。我曾去他连队过了一夜。今天他来杭与我重聚情谊。

　　参军后他体质增强了，洁白匀称结实的身材，少了点丰满。

　　次日，向一朴实友善的职工借了自行车，我们同去西湖。中午在小馆子吃饭，他爱吃什么就让点什么菜，但他谦和，喝了啤酒。汽车兵是不习惯喝酒的。下午四点光景我们骑上白堤，在湖堤边稍事休息。他的头靠上了我的肩膀。

　　湖光澄澈，凝作万顷平滑玻璃。在日光泛照下，或是一片蓝，或透一片青，或跃一片银；湖中三潭隐约在湖心，在岛屿边上，不甚分明。我转脸看这位脱了军装的汽车连的学生战士。他见我看他，意味深长地说：

　　“部队里让你一人过夜。……”

　　我说：“你被西湖景色软化了。”

　　海岛的浪涛不再激荡年轻人的心灵，湖光山色孕育了他的情愫。他说：

　　“我们回去吧，有点冷。”

　　因有两辆自行车，我抱憾此时不能打的拥着他回家。

　　第二夜，他不要分被睡，而紧挨我的身边。我几次感受他骚动般的亲热和挑逗。我捏住了他不安分的家伙。这硬梆梆的家伙便放肆了……

　　他回海岛要赶车，提早起床走了。我又甜美地沉睡一会。甜美心情是放压后的生理现象。他成了融为一体的梦中人。

　　茫茫天地间，万类各有亲。

　　谁知你与我，相隔无再期。

　　天涯何处觅佳音，世路茫茫本无心。

　　无情未必真豪杰，知交何须同生根？（唐诗）

　　后来，他退伍在宁波市区当了一家公司的驾驶员。通过多次信，无疑是结婚成家、忙于生计的牵制，两地相隔，少有功夫追聚旧谊了。他也不再有青春年少的浪漫，这是经受了男风吹拂的师生的正常结局。对我这个多愁善感的书生，难免留着一种青春不再的伤感。

　　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自弹自唱。孤独呀。

　　对于单身来说，无所谓节日不节日。节日意味着一家团聚和欢乐。单身何来团聚和欢乐？元斌在他母亲催促和世俗压力下，理应有了妻子成了家。加上同性恋的忌讳，分手是必然的结局。可我还要责怪他“口惠而实不至”。这是我拖泥带水的感情，情痴的反映。

　　为什么我遇不到一个可人的女子？朱洵，说实在我也很难爱如夫妇。我心理中她是已经是位上海名媛。她天马行空，怎被人“驾驭”？当然驾驭不是强制的。我是按小说中的英台、黛玉（她有肺病、不开朗，也不合我理想）、莺莺以及屠格涅夫笔下的俄罗斯姑娘。我这大年纪、这一点地位及可怜的家当，尚无传世的作品，谁能说你一定有流芳后世的成就？你只能凑合一个吧。而凑合也不是我认真清高的风格。

　　多在工作、书本中化解孤独吧。偶而找个开朗活泼的少年盘桓一下也是情理中的事。

　　87年3月2日

　　陈济平突来访，带了一个同学。他是在慈城休养一周时，在公交上认识的。他没有座位，却专心转注地看一本专业书，生相健壮俊朗。

　　这次出差来杭，我正在上课。局促中，中午家常面条招待。饭后即别。在校门内由他同学带的相机留下我与他的合影。寄回给我觉得自己尚年青自然，而他则体态丰满俊朗。后来被我作为《赤潮年代》的插图。

　　读了王蒙的“明天就要远航”令人感动，同时代人，深受苏俄文学艺术熏陶，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曾被苏俄歌曲陶醉，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所倾倒。歌曲“在遥远的地方”使我怀念帮我走上读书就业道路、摆脱豆腐磨担重压的少年朋友潘恩福。我也常用“贝加尔湖是我的母亲”来寻找我的寄托。“三套车”那个年轻马夫的悲叹引起共鸣；“苏丽柯”苦苦寻找爱人，让我一样的伤感和悲凉。我给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写了读后感，得到了他的回信。

　　在学生时期，我读了最多的文学作品，首推鲁迅，其次是俄国屠格涅夫。两位大师带着伤感的叙事描写风格，以及小学高年级阅读的众多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岳传》的章回体裁，深刻影响了我的文学写作。

　　3月11日

　　买了陈独秀全集（未全），读了一些，认为陈是真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者。毛泽东急于求成，他的骨髓里渗透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而非无产阶级革命。而农民革命胜利的结局，是新朝新皇帝的出现。今后历史课本将会重写毛泽东的。

　　昨夜突然觉得今年二季度的赡养费未寄。所以在医“多痰”回来，下宁桥下车，想去文二邮局。忽又记清今天三月未过。不管她多次斩钉截铁地说不想吃我的了，而所以可以推我进入地狱、不管我死活。但我是不忘养育之恩的。尽管我不去人，只寄钱。因为按她的骨肉逻辑，她的亲情是以金钱有无为去留的。种瓜不能得豆，这也是一种认真吧。

　　温岭籍学生张妙法借去10元，晚上一起看《卡卡》。昨天下午4时起，他和我作伴8个小时，脸容端庄，纯朴可亲。尊重和靠近我，但保持距离，是团委书记杨军传播的“章老师爱同性”的流言造成的顾虑吧。

　　纯正不活泼，他不会主动找女友。他不几天就还了钱，但照片还留着。

　　3月20日，出差宁波，在象山逗留期间，已毕业分配在法院工作的戴金元陪我吃得海鲜味十足，临走饭店老板还送他一个打火机。当法官是吃香的。法官的老师是令人敬重的。

　　4月10日

　　领了第一次律师兼职费30元。当事人给我的奖金比之多得多。校办律所曹扁之在我身上刮去最多，帐目从不公开。

　　给宁波制件厂黄可徳写了上诉状。叫周美琛、张妙法各抄一份。美琛抄得工整认真，妙法却很了草，可能是他嫉妒美琛貌更美的意味，你放弃我爱上美琛吧。

　　他性格内向古朴，不灵活，只好随他去了。

　　6月6日

　　一勤朴渔妇来找我代理控告村干部草菅人命，酒后驾车撞死她丈夫，当地公安处理不公而找我的。渔妇带了18岁高中毕业的小儿子上门，还带了不少高档的干货海产品。此案她已请过校办律师所一位女同事，未成，告到省检院推开了事，而经小儿子在我校就读的同学介绍，找上我的。

　　我带着她带来的海产品去北京找了江平。当时他还当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副主任，住在中政大一般套房中，身边一位50来岁模样的老人，可能是配备的秘书。

　　江平再三推辞作秀收下礼物后，亲自下厨。虽一腿已假，但行动灵活，邀我入座吃饭，我也不好推却，拘谨就餐。饭后他写了一封给浙省人大副主任吴敏达一封信，请他依法督促地方受理此案。

　　我回杭找吴敏达，吴的秘书从省府高楼出来，说信交给他好了。吴不亲自来接，也不叫我进去。结果也是不了了之。我实在有负于老百姓的信托。“六四”后，我不止一件代理，遭到官官相护的封杀。

　　律所分了听说价值30元的人造皮革暗锁包。胡祥甫不给分，因为听教研室主任周丹说他向当事人索贿。要钢材、要自行车、又要现金，还要安排他亲属做临时工。这皮包是次品劣货，不能锁。都由曹扁之指定的律所管家私下进货，回扣不少于一半货款。

　　11月23日

　　叶士达两夫妻结婚旅行玩西湖，我安排他们在教学楼三层的一个客房，尽我师辈老友之谊。他已经办了汽车配件厂，今天回宁波去了。

　　未婚前，他对我无所顾忌的追逐乡间男风，到了立业成家的年岁，男风自然消逝，享受家庭异性之乐，这是人生正常的归宿。而我被政治魔棒乱了套，耽误了青春时光，不愿凑合，坚守才貌相当。

　　12月19日

　　徐思成向言宝录要挟，叫他处分带头联署30名学生不要他上课的俞姓学生。与我交谈时口齿不清底气不足激动得很。说实在，政校多是年轻教师，经验不足，水平不高，扁脸塌鼻的吴东仙也是，且讲课带着鼻音，也是底气不足，靠女性对学生“生活上关怀”来博取学生的好感。对王伟龙她对我夸耀，给了一些钱。

　　今天年终总结评比，得到了一致的称赞，评上先进。表明在同事关系处理上有了进步或说成熟了。但对不学少学无术的领导，仍不想无原则的依附，当欺侮太甚，是顾不得顶头上司握有命运摆布权的。只是我对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丘之貉毫无想及。当时的认识以为省部级能代表中央，不阳奉阴违。

　　讲课（给各地妇联推荐来进修的专科班）已可从容自如，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宁波腔，杭州不成问题。在石家庄是一件烦心事。讲课不能从容自如。为此我写信给谢士文学兄报喜谈心得。说无需刻意咬文嚼字，紧扣北京音讲课，就讲宁波普通话，学员们都听得进的。

　　86年冬天的学潮

　　方励之16岁考取北大物理系，不久成了大陆一名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回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10月4日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否，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游行示威。12月8日，胡耀邦在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灵确实有待改善。被保守派认为过于软弱。

　　12月22日

　　今天我校学生也上街了。据传昨天杭州大学开始的，政府未加干预，是未接到上头指示。胡耀邦还当着总书记，为什么要干预？这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呀。中国报刊还未作什么评论，甚至不予披露，媒体小心翼翼，等主管部门的命令。

　　12月23日

　　今年结存了3100元光景，似乎与去年持平，不过今年添了单门冰箱870元、风扇170元。工资不到一百，还算高的，因为校内多半是毕业不久分配的年轻教师。

　　发信给钱老问候，87年元旦快到了。

　　昨晚《美国之音》报道，胡耀邦被批为“自由化”的后台。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与合肥其他大学学生约一千余人上街游行，亮出的口号是要求选举民主，反对内定候选人。

　　今天终于见报。杭报转载《解放日报》上海市府发言人指出“学生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赞成。”因为造成交通、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论，强调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

　　早在83年1月，《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味着坚决摈弃内乱期间的那种‘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不久后，在3月7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毛朝掌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在西方观念中，百姓可以批判总统，但这并不是中国的传统。这原则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致。

　　只是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1983年9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邓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邓小平予以附和，认为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就像陈云在3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并团结器重自由知识分子。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

　　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

　　赵紫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军队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地限制了运动的范围。邓小平既觉得有必要限制对党的批评，又知道对政治运动存在着普遍反感，他希望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因此没出一个月他便让这场运动偃旗息鼓了。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做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

　　邓小平对他党权威的挑战耿耿于心，一有风吹草动，便下令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高校、文化部门开展。他对党的领导地位的坚持，与毛朝并无二致。区别在于不搞大范围的运动，对挑战者且以靠边、放逐为主。

　　体制内的爱国第一爱党为次的政改派，自然不会停止战斗。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长的邓力群到会。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正统派感到不满。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1930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说家巴金担任作协主席。

　　之前巴金在医院疗养中发文，用他文学家的真挚愤懑的笔调指出：反精神污染，意在招引文革的魂灵。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过去的右派、也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敢发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这类言论激怒了正统派。1985年1月2日会议仍在召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做了一次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

　　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放肆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突出了邓小平的专横。

　　同时，为了让正统派和知识分子取得一定共识，胡乔木协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发言稿（《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由后者在1985年2月8日中央书记处的报刊工作会议上发言。这篇讲话稿的基调是保守的，但胡乔木试图在正统派和知识分子之间取得平衡。胡乔木写道，既要反对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尽量少用“精神污染”这种说法。邓小平对胡乔木改变调子以及在限制对中共权威的挑战方面做出让步也感到不满。

　　在这种较量反复的气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1985年3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做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彭德怀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最具代表性。刘宾雁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雁在1986年被开除出党。但是邓小平并不极端。他划清了毛皇专政做法的区别。在1988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国去自由。

　　12月24日

　　昨晚我校85届大专班十来个学生打着横幅标语，另加一面不知哪搞来的旧红绸被面，上贴：反对官僚、还我人权口号出去游行。确有勇气，可我都未谋面。听言宝副书记说他们到了省府大门。别校学生齐说政校是学法的，随即一拥而入，到了大楼，砸坏了桌椅橱窗。

　　今天，言宝录奉召去省府开会受训诫。回校后晚上组织学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并亲自率领林博生教务主任把守校门，不让学生外出。

　　12月25日

　　斜对面杭师院的学生运动方兴未艾，今天看到了一些偏激的大字报与诗歌。其中“十条纲领”，答《人民日报》编辑先生，充满着斗争和献身精神。这比五七年学生大字报激烈和大胆得多。说明时代的进步，人们的维权意识在加强。

　　这次运动可说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诱因是物价上涨，超过了工资的增加。根子在于官争民利，贫富分化加剧。单位领导搞第三产业，设立小金库，用以私分公关。一般知识分子没有副业搞，待遇低，学生家庭负担重。学校各种设施满足不了正常的需要。教学水平学生更有意见。尤其是干部以权谋私，商业化，小金库私分，缺乏透明度。

　　我们要尊重党的领导地位，但在地方、部门，第一把手不必都是党员。党政党企一把抓。权力不受制约，势必泛滥腐败。领导应体现在路线、政策和依法办事上。尤其是依法办事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得到有效的监督。希望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将封建社会主义象征的毛泽东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撤除。这些都是学生运动的诉求。

　　12月26日

　　今下午听关于学潮情况及当局的态度传达。已抓了几个假学生。我校还在排查头头，气氛是收紧了。一些教师学生出来作了四平八稳的讲话。学潮势必停了下来。因没有组织基础和财力的支撑。西方也未作过谋划，尚未在大陆打下基础。对封建性的反复掉以轻心？（此后，西方通过使领馆、记者站等着意作了地下工作，致使“六四”民运人士大批潜逃）

　　一些人会转入地下，蓄谋再起波浪。为国家命运而拼搏。社会需要这种呐喊和斗争。对粗暴，应疏导，汲取其合理的内核。这一点被忽略了，让人忧虑。

　　29日

　　为我代抄了一份诉状，令我满意的瑞安籍中专生周美琛来，温柔面腆，令我动情，细嫩黝黑皮肤，秀色可餐。沙发上挤坐一起，也不语言。我抱住了他，让他夹在我的双腿中间，紧贴着他的背和臀部。他温暖柔情的躯体随便倾倒在我怀里。任我从他裤腰中轻悠悠地探索下去，我摸着了他已膨胀了的阴茎。可惜，一碰着就放马了。双方都觉得尴尬。我说：

　　“这肯定酿造已久了，这么多……”他不让我擦干净，是不好意思，而我有愧于心。多可爱的少年！

　　他一个15岁妹妹来杭州看他。恰在校门口遇见了我。简直是朵含苞待放的黑牡丹。我去叫美琛对他说：“你爸妈怎么生出一对金童玉女来！”。

　　美琛的可爱可亲的少年形象，至今犹存。去年曾到瑞安，但由于上了兰州大学一个学生的当，心情不佳，而折回，也取消顺道乐清去会朱敏的计划。

　　87年元旦新的一年开始，回顾86年，收获颇丰。取得了正式律师资格，成为教研骨干。工资提到19级。还作为杭州高校优秀教师去普陀慈城疗养2周。

　　学潮已压下。但天安门广场上于中午突然树起了旗号，迅速聚集了一支数百人队伍。呼喊取消“十条”要求游行集会自由。几个带头的被抓起来了。

　　“人民日报”社论：坚持四项原则是改革开放的保证。真是笑话。说开放却不能言论、结社、出版自由。其实权贵既得利益阶层要保护既得利益，视自由为猛虎也。

　　又说一些同志（暗指胡总书记）不敢与言论自由作斗争。向“开放”作斗争就可以让他们放开手脚以权谋私。一度提倡的透明度，又恢复了暗箱操作，因为谋私是见不得阳光的。强调对自由化作斗争（自由化多半表现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校几个不学少学的领导干部如苏赤、言宝、王铁有点洋洋得意起来。

　　校方要我找2个学生，收拾学潮的信息。学生知道风声不对，轻描淡写应付了事。别校游行学生，见我校的旗号，就高呼：政法学校万岁！所以省委就严厉批了言宝录。言回来开教工会说：“开除一二个在所不惜！”他自己的官运也就结束。省委参考教师们的变革情绪，从四川部队调来了一个副师级政工人员王锡江，任正书记。王迅速同流合污。

　　被禁出版的官方《胡耀邦傳》透露，1986年5月，鄧小平約胡耀邦到家中談論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說：“我已年過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來。”鄧小平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而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

　　同年8月22日，鄧小平過八十一歲生日，在北戴河擺了幾桌酒席，表示在兩年後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胡耀邦信以為真，在與香港記者陸鏗交談時將鄧要退休的消息透露了，不料引起軒然大波。

　　10月，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黨中央領導班子要不要年輕化，已不再是口頭上討論的問題，而是必須馬上著手實行。如果說過去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含糊，不太明確，容易使人產生誤會的話，那麼，今天我就十分具體和坦白的講，我贊成小平同志帶頭退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帶頭。只要小平同志退，別的老同志的工作就好做。我的總書記任期滿了，也下來，充分給年輕的同志讓路。”

　　胡耀邦講話後，鄧小平沒有任何表示，但神情嚴峻。胡耀邦的講話得到了人大委員長萬里、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得志、人大副委員長聶榮臻、倪志福和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贊同。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還在會上發表了支持胡耀邦的專門講話。

　　但中共元老王震卻被激怒，說：“你們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權威，承認不承認小平是我們黨的最高權威。”

　　萬里這時插話說：“王老啊，你不要激動。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沒有意見。我只是想糾正一下，我們要樹立權威，不是個人，而是集體。民主才是我們的最高權威。”事後，鄧小平曾問萬里：“耀邦為何偏要我下？”萬里答：“可能是失言。”鄧小平說：“要樹自己。”萬里說：“耀邦不是那種人。”

　　從此以後，胡耀邦的權力開始被削弱，他失去了中共十三大的人事主導權。這個人事權居然交給了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在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鄧小平安排由薄一波等七人組成的小組，分頭找有關人員等徵求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見，尤其徵求對總書記胡耀邦的意見。

　　同年11月，由安徽中國科技大學開始的學潮蔓延至北京。12月23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一千多名學生與校長、黨委書記辯論民主問題，並且上街遊行。學潮有擴大的趨勢，給中共高層“倒胡耀邦”行動找到了藉口。

　　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書記處拿出的關於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並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並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

　　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鄧還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僅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1987年元月初，北京學潮進一步發酵，北大學生燒了《北京日報》，指它為“造謠”的報紙，這一場面激怒了不知反思自己的中共“左派”。10日，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主持的“民主生活會”在中南海召開。薄一波一上來就要胡耀邦作檢討。

　　薄一波說：“胡耀邦整天到處亂跑，全國兩千多個縣，你都快跑遍了，你是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中能跑的最高紀錄。這不叫指導工作，而是遊山玩水，嘩眾取寵。”

　　楊尚昆說：“胡耀邦，你如果想要亡黨亡國的話，你就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震則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就不必呆在這裡了。”宋任窮說：“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對待鄧小平的態度。”

　　有充分準備的鄧力群對胡耀邦作長達五、六小時的批判發言。連續多天的“生活會”上，發言者矛頭都指向胡耀邦，斥責他只講“反左”，不講反右。薄一波、彭真要求胡耀邦辭職，王震表示：“薄一波、彭真代表了我們大多數的意見。”面對如此場面，習仲勳忍無可忍，指著薄一波等人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嗎？”說著說著，習仲勳激動起來，說：“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違反黨的原則。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胡耀邦沒讓習仲勳說完，就站起來勸說：“仲勳同志，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1987年1月15日最後一次“生活會”散後，胡耀邦出門坐在臺階上大哭。田紀雲默默站在旁邊，久久不願離去。萬里回到家也難抑心中不平：“耀邦沒有錯。”為了安慰胡耀邦，萬里叫廚師燉了一鍋胡最喜歡吃的狗肉送到胡家。“生活會”開過不久，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回家對夫人李昭說：“我沒有錯，顧全大局，我只能辭職。”

　　其實，胡耀邦對罷免總書記並非無精神準備，提醒者也不乏其人。1987年的元旦來臨，鄧小平在家中與薄一波等人商量。聽到風聲後，習仲勳對胡耀邦說：“耀邦，我為你擔心啊。”

　　趙紫陽也提醒胡耀邦“還是馬上找小平同志談一談，向他承認錯誤。檢討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爭取主動為好”。胡耀邦說：“我並沒有犯什麼錯誤，我檢討什麼？”趙紫陽急了，“你還是儘快向小平同志認個錯，越快越好，過幾天就晚了”！

　　胡耀邦終於聽了趙紫陽的勸說，於第二天來到了鄧小平家。鄧先是為耀邦評功擺好，大講成績。談到思想分歧，鄧擺擺手說：“那是工作的正常範圍，我們沒有必要再糾纏了。”

　　鄧小平繼續說：“我打算召開一次'民主生活會'，有什麼問題，大家擺在桌面上攤，好好溝通一下思想嘛。”臨走時，鄧小平的手和胡耀邦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但這一刻他們彼此都明白：這是政治上最後的道別！

　　中央早已经点了温元凯、刘宾雁、方励之这些体制内当代人文知识分子领袖的名，但说他们不是党员的言行。当时中央是集体领导，邓小平是“垂帘听政”。他表扬了费孝通，这次不支持学生上街。费老当上人大副委员长被牢牢统战了。雷洁琼也是副委员长，她不会反对学生运动，她沉默。我亲爱的严景耀老师为提出八个民主党派联合成立一个社会党而被内定为右派。这是为顾全雷洁琼面子，周总理指示内定而不外传的。

　　去教学楼2楼“资料室”，省级内部资料已撤除，该架空空如也。权贵们可以放心“暗箱操作”了。无法无天的整治以权谋私的挡路者，充实小金库坐地分脏、朝贡上司、贿赂拉拢公检法兄弟单位可以有恃无恐。

　　1月9日

　　徐思成说吴东仙试题泄密了一半。吴这个巧取豪夺花样百出的女人，一心想出尽风头，爬到人家头上。泄密的无非讨好学生，并给她任教的班有一个好成绩。

　　1月12日

　　童振华副校长上门找我，处理试题泄密后重出。我出了一份，综合别个教经济法的。（后来发现我的试题只占百分之八，让我妇修班成续落在后面，我不得不用加分予以扯平。这些妇女干部多是20岁以上的，不能太失面子）童说我教学办案都有成绩，即将在职称评审投票中，他以主任威望“拉几个给你”。1月13日

　　下午传达中央文件。胡耀邦、赵紫阳等讲了话。传达到百分九十光景，说厅里来电不要传达了。是不是其中有反动口号，似“邓小平下台”“取消四个坚持”。

　　传达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在文化教育界开展，要批判。我校言苏王分别插话，喜形于色表态：“拥护中央决策。”但文件中“不搞运动”这句他们并不在意。

　　报上也有外国商人担心开放会不会继续的报导。

　　胡总书记说对这次学潮有点意外，说他在讨论精神文明决议时没有强调反对自由化，不能不说是个失误。（他不能不照顾邓的态度）

　　今天处理了5个违纪学生，其中二个是男女私奔，2个作弊，一个打架，都作开除畄校察看处分。想不到朱敏作弊被处分了。给上街游行的20名学生办学习班，其中必有别的借口予以处分。尽管游行示威在宪法中并未禁止。

　　1月15日

　　听说胡耀邦半月没露面了。担心他下台。想到他访日的言谈，对西方化的日本作了肯定和赞赏。别的如反精神污染不力，我当时不知道内幕。

　　至今已有800元现钞，2500元存款，作为高校教师，半万户都不是。但又想到毛朝时的牛马奴隶般的日子，吃树皮的岁月，我要说邓小平好。（其实是胡-邓好）

　　在胡耀邦未遭挤压而风光大陆的六、七年岁月，正是春回大地，民主自由花蕾吐出芬芳的理想主义闪光时期。有一期的《深圳青年报》上，有人问方励之：“民主化与一党制有否矛盾？”，他回答：“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一党制国家也可有民主。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民主化。”

　　《深圳青年报》在发表他的这些“新见”时，以“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为题，触及了当代中国的最敏感神经。

　　相隔27年。人们看到这些言论还是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惊叹。

　　就在那一天，《深圳青年报》还发表《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者李红。提出“党法还是宪法大？”当然是宪法大。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新闻界的“良心”刘宾雁，他与记者关于中国变革大趋势，以长篇《中国一直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为题整版发表。他直言“报纸没有批评是最大的不真实。”，“没有言论自由，这个民族的素质只能退化”，“解放后自由不是扩大而是在缩小”，“政治体制不改革，中国走上老路的可能性永远存在。”

　　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再次以整版发表《中国新闻人物谈中国“敏感问题”》的报道。钦本立说“要淡化党的权力观念。”于浩成说《政治不公开，人民无法参政，也无法监督》。王若水说“把民主和人权的呐喊推向更高层次”，王若望说《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李洪林谈老百姓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宽松”局面能维持多久？》。

　　同年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头版头条发表钱超英的文章“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并配发评论《人民应有议论领袖的自由和权利》。

　　温元凯在合肥新闻沙龙呼吁不要热衷于“窝里斗”，创造宽松、宽容的人际关系；包遵信在深圳参加讨论时说，“人的权利得到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世界性主体的真正确立，就是现代文化的标志。”

　　这些大胆的言论在当时能公开发表有特殊的原因，邓小平推动政改言犹在耳。胡耀邦在台上，中宣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有过短暂的辉煌，在它之外，《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这些报纸都曾吸引过许多有良知、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的知识分子。

　　随着胡耀邦被批和被迫辞职，上述人文知识分子，大陆民主化的先锋人物都受到了压制、开除党籍或驱逐出境。地方上的整肃是无形的或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厄运即将降临我的头上了。

　　80理想主义时代昙花一现。

　　1987年16日胡耀邦不幸的辞职终于公布了。无疑他受到强大的压力，与邓小平与他分道扬镳，皇灵重返中南海了。（胡要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而邓小平在政治上与毛派一致）。地方上权贵弹冠相庆，人文知识分子悲遭噤声，对他们再无批评和监督了。

　　2月9日

　　这次反右（自由化）自然是封建专制的还潮，暗箱操作的还魂。压制民意的复辟。学校陈列室中内部文件都撤走了，又可以将群众蒙在鼓里，由他们权贵说了算。

　　87年3月3日晚近10时读完了《文革十年史》，（是续写《江南牧马人》政治场面的重要参考）由于中央内幕尚不十分清楚，精确度是不高的，粗线条地勾画了基本轮廓。对毛的揭露也十分肤浅。

　　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论及摊派风为何煞不住？其它种种不正之风，如涨价风为什么也煞不住？我说地方党政干部都烂掉了。老干部如苏赤之流要在他还掌权的几年，必须安排好儿子房子和积聚相当的票子。社会上不是有万元户吗？他们至少有几十万存款（当时大米价才一角几分一斤）。

　　后来，也有毕业经过公务员考试参加工作的小官吏，他（她）们在老的影响下，很自然的上行下效，也学会以权谋私、官僚作风。在房地产业兴起之前，浙江小商品小企业市场就是他们的财源。他们以党领导一切出面，潜规则畅行地方。反自由化后，谁再敢坚持批评监督他们？

　　我们所期待的公平并非绝对公平，起码要有相对公平，不是让人感到落差太大。存在社会不公平的原理在于权力，是权力制造的不公平，以权谋私，官场内心照不宣。也就是人为制造的不公平。机构重叠，官帽双顶，小金库、私分加暗箱操作……一个单位里的公平，一般只存在于国家硬性制度上，连制度都不遵守，不将法纪放在眼里的单位，遑论对单位一把手的权力治理了。

　　如果说工资这一块是相对公平的，那么在奖励、奖金、评定职称、升职，关系一个人重大前途上，则是权力当家，而非国家制度当家。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资源”分配是由权力说了算。如果领导坚持公平，一碗水端平了，那么他的权力权威就没有那么炙手可热了。

　　在这政校，与省政法委、司法厅三位一体，垄断了全省的司法行政权，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的权力就在最大值的范围内运作，疯狂占有欲，以期实现“三子”的追求。于是，各种利益就会在他们手里滚雪球，单位内公平杠杆就越失衡，社会的整体就遭到侵蚀。权力达到极致，公平就会变成妄想，权力达到暴戾，弱者连人身安全都难保证。权力得不到制约，呼唤公平只能是低层的呻吟。今天，大陆虽然存在“人治”“法治”（民主）对立思潮之分，但中国政改面临的阻力已经不是原教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经济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由于政府牢牢控制全面权力和各种资源，各级政府机构、国有垄断企业和形形色色的事业单位及其官员事实上都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其强悍程度可能是古今中外所仅见。一方面，由于都是建立在垄断性权力基础之上，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机构部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形成关系网。在创造利益、维护利益方面，这些部门和机构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对上级政令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自由裁量，这就是多年来“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的缘由。而在另外一方面，在触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上，这些利益集团又能够形成强大的阻力。由于革命时期那种坚定的信仰体系已经不复存在，既得利益阶层在维护自身利益、反对损及自身利益的改革上已是赤裸裸毫无顾忌。打击妨碍他们继续获得非法财富的人士也已赤裸裸毫无顾忌。2011年温家宝鼓起勇气著文记念胡耀邦平实亲民的政风，并打破多年来的沉寂，在政协礼堂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纪念会。

　　2012年3月15日，温家宝总理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上，以罕见的强烈姿态再度为政改发声。他警告，如果不改革中共领导制度，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温总理在回答新加坡早报有关中国政改的难点，以及他近年反复强调政改，原因何在的提问时，温家宝回溯了中共对文革检讨，暗示由于中国对文革与封建思想清除得不够，经济改革也不彻底……

　　余杰讽刺他是“影帝”。章立凡认为他是悲剧性的人物。也许指他听任家属敛财，影响他讲话底气不足。听说朱镕基已捐款千万，他若跟上，是有利共产党威望的。

　　当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共第三次合作，大陆方反西化论和阴谋论固然阻挠。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和阻碍“政改”的两大借口。但更严重问题在于双方“维持现状”的劲头，他们怕失去既得利益，乐于坐享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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