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挫败感来自哪里？囊中羞涩，获得与付出极不相称，肯定不会让法官有成就感；案件的发改，由于是对自己认知水平的否定，当然会让法官无地自容；触犯党纪政纪，以及腐败案件，更会让法官胆战心惊。但是，真正让法官窝憋无奈，尊严尽失的，并非上述问题，而是来自一线法官无法回避，也无法躲避的涉诉信访问题。工资少，但大家都一样，你能接受；案件错了，上级法院启动层级监督，依法纠错，你无话可说；至于违纪违法问题，只要洁身自好，坚持原则，是不会主动找你的。但涉诉信访却不同，它随时可以发生，且没有终期，你无法预防，也无法掌控，只有承受的份。

涉诉信访，并非什么新鲜话题，自从有了法院，这个问题便相伴而生，但为什么过去我们的法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强烈的挫败感呢？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了法官这一群体的职业尊荣感，往小了说，造成了部分法官不愿办案，让大部分法官不敢办案，往大了说，当事人对法官的不尊重，实则是法律信仰的缺失，是社会矛盾凸显的外在表现。

放眼社会大局，我们不难看出，不仅仅是涉诉信访，涉法的公安、检察机关，以及党委政府机关，同样面临这一尴尬的问题。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冷静下来，我们发现，公众对公权机关的藐视，实则是公众对公权力的极不信任。每每看到，当代表公权的一方行为失当被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必然会遭到一边倒地谴责，但当查清事实真相，弱势的一方并不弱势，责任在公权的相对方，指责与质疑声便极度式微，大家不约而同选择了沉默。这是一个可怕的社会现象，表达反对，是表明的一种态度，事情本身并不重要，而是这件事成为自己表达不满，宣泄不公的契机，即便这件事弄错了，照样还会在另一件事上宣泄。这种现象，必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告诫我们凡事更应顺应民意，工作上求新求变。

回归到审判工作中，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涉诉信访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更是让一线法官“谈访色变”，信访案件责任终身制，可以说让承办法官不胜其扰，当事人不服裁判，或对法官的言行不满，往往揪住承办法官不放。有些一线法官无法忍受，主动提出退出一线，作为法院，有时也没有办法，有时当事人纠缠的目标就是院领导，这种缠访、闹访，干扰了正常工作，又很难依法进行处置。分析了近年来的涉诉信访案例，不得不让我们苦苦思考，到底怎样走出信访困局，让一线法官心无旁骛地开展工作，专心办理好自己的案件呢？

创新涉诉信访工作机制，必须坚持大胆二字，建立符合实际的过错担责原则，这必然成为我们的探索与尝试。

谁主办谁负责，这是法院办案责任制的基本原则，面对涉诉信访案件也不例外。由于沿袭这一责任原则，无论案件对错，无论当事人态度如何，都由承办人一己承担，别人也唯恐找到自己，躲之不及，这样，无形中，承办法官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近几年，信访形势的愈演愈烈，网络科技的平民化、大众化，使得一些当事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择手段，甚至是不计后果，法院有时也无能为力，即便采取措施，也不过是对其进行训诫教育，严重者给予拘留惩戒措施，但远远无法弥补对承办法官的内心伤害。明确法官办案的责任为过错原则，而非无过错原则，是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也就避免了广大一线法官受到无辜伤害，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广大一线法官放下包袱，安心工作。

实行过错担责原则，就要明确专门机构办理。当事人反映的比较强烈的问题，经过院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甄别，确认承办单位及承办人无需担责的，应重新确定分管领导，并由该领导及信访部门共同负责信访案件的化解，及息诉罢访工作，如有必要，也可另行组成临时性的工作班子，接管案件的化解工作。在不用承办法官作为责任人的情况下，避免了可能出现无人管的真空状态。重新确立了责任主体，也就使案件的化解能够有人管，再加上，新的工作机构与信访人没有任何误解与矛盾，更能客观公正地处理信访案件，也便于沟通与协调，有利于案件的化解。

引入第三方介入，这必应成为各级法院化解信访案件的新常态。可以根据案件性质不同，聘请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信访局、检察院申诉告诉科、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妇联维权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有关职能部门及人员作为第三方，在必要时参与对信访案件的调解、解释和化解工作，对涉诉信访案件的化解，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去关起门来搞信访，信访人偏执地认为自己人袒护自己人，会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往往造成信访案件长期僵持，难以化解的被动局面，引入第三方介入，形成广开门路抓信访的格局，必将对化解涉诉信访产生积极的意义。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涉诉信访作为当事人反映诉求的一种表达形式与渠道，必将长期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也必然会有新的变化，表现出新的特点，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妥善处理好这一人民内部矛盾，又不让涉诉信访干扰正常的司法工作，这必将是让我们无法回避，而又应积极面对的问题。

2015年6月1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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