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羊口

前不久总理痛斥了办户口儿子无法证明自己是父亲的儿子，我刚好碰到了一个文革期间武斗死了的学生亲属。他们非常痛苦，我只是表达了愿意帮他们，主动帮她联系了能证明她的弟弟死亡的同学，他们就千恩万谢，甚而至于把我当成了青天大老爷一样。

死者姓杨，因为文革，死者亲属也不敢声张，默默的承受了苦难。当时户籍在所在学校，种种原因，学校没有销户，所以这个影子人物又多活了将近50年。现在死者家属生病，家里需要变卖房子，因为必须要所有产权人同意，所以杨的姐姐，70来岁的人颤颤巍巍的，按照公证处的要求找人证明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否者不能继承或处置财产。

学校的领导也很重视和客气，找来了专门在公安系统毕业的保安协助办理手续，不过只能证明他曾就读1966级4班（同学会刊物证明），这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文革期间没有档案，而且学校地处江边发过大洪水，就算有档案也可能不能查到。

我没想到，老三届的十多个同学都愿意来学校为他——一个在那个年代如草芥，如流星的人——证明。证明他死了，死时就是因为好奇，在泸州武斗时探了探头，然后头就爆了，一个年青的生命就永远的离开了。关键是，他的离去并没有结束，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和煎熬着他的亲人。

人不是在学校死的，死自然和学校也没有关系，死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49年了，历史上的事现在的领导又怎能知道？所以，学校无需证明，无需承担责任，更没有法律上的责任，甚至心理上的不安。

他 的确是一个学校历史上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但他的确是学校三万校友之一，但这个之一足以让我流泪。说不定会有人会因为这个文章看不惯我，甚至小示惩戒。一万 句人文精神培养，不如一个行动来得直接！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也不会动员他们去找户籍，或许他们首先就是去的这些地方。生命问题哪容我们挥来指去？去论 证该不该，去讨价还价？

法 律是冰冷的，老三届来证明的同学心是热的，我的心是极度纠结的。现在的学生在学校出了屁大点事，都会与学校撇不开，理不清关系，所以领导都怕了，这是事 实。杨是学生的学生没错吧。因为学校的原因，没有及时销户是吧。杨死了家属没找学校是吧。家属现在有困难，很焦急是吧。我也不赞同学校什么事都要负连带责 任。可那无助的眼神该向谁求助呢？

我 想起了若干年前代理的一个案子，一个黄埔军校的后代，因为躲避成分问题，只身到了凉山的深山老林，家里边的房子和林地被邻居占了，而且在后来政府核实确权 时，直接就被邻居堂而皇之的换成了自己的，这家岳池人后来找到了早期的产权证。已经没用了，因为法院依据政府颁发的产权证先期判决了，在地区分撤的时候因 为中级法院新增变革，上诉期已经过了。在我代为申诉的时候，民法最长的二十年保护期也过了。很难想像，一个老人为了一个说法，耗去了她将近20年的光阴；很难想像，她打官司花的钱早就超过了那个老房子的价值；很难想象，她的眼神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流浪。法律需要效能，没错，不能让诉讼无限期的拖延，没错！可是那无助的眼神在我心头老是挥之不去。

谁都没有错，包括我，我只是一个经办者，一个办事员，我完全可以原谅自己，可是我，似乎也在扮演临门一脚的人，在绞杀着卑微者的希望。祥林嫂的死让《祝福》中的“我”有莫大的灵魂不安。

个人在体制中何其渺小，可对于个体而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我实在是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但愿不会习得性无助，但愿我们的制度能够有一点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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