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到中国近现代史，中日战争这一章，杀戮之残忍，战争之残酷从来都是让人不忍直视，每每读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了投降诏书……”的时候，我都觉得长抒一口气。战争终于结束了，终于过去了。可是生活从来都不是上帝在云端按下“暂停键”，一切就都戛然而止。八年的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一场波及全国的战争几乎渗透进了每个人的生活。可是，他们都是人，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残存的怜悯之心，有被黑土地喂养出的朴实，还有庄稼人的善良，当然也有所谓庄稼人的胆小怕事和鼠目寸光。他们有自己的故事，也有艰难岁月里一粥一饭培育出的爱情，在一个命如草芥的战争年代，和你一起就是最好的情话，谁又能说用玫瑰和情书包裹的情欲就比摒弃宗族不知廉耻的苟合更加高贵？

战争结束了，可人们的生活却仍然继续，时间会一点点抹去那些后代人脑海中残存的关于战争的记忆。那些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人们，用和土地打交道的一点点小聪明和这该死的命运周旋得以苟延残喘，他们哪里想得到他们的后代们依旧在叫嚣“唯有武力可以解决一切”呢？

那些在战争结束后，记忆鲜活，却不幸活着的人呢？他们又将以怎样的尴尬的身份利于这世间？没来得及回国的日本女子，说着蹩脚的中文，让过路的陌生男子领她回家。战争会将尊严剥离，挣扎的人们只剩下本能。只剩下本能的马大三听不懂所谓的个人私仇让位于民族大义，终日晃动在眼前的只有焚烧整个村庄的火光，还有那些他都没有听到的撕心裂肺。

向村民跪着说我不敢杀人的他最后满目狰狞一心只想杀掉日本鬼子，可是这个时候战争结束，一切都未变，一切却都已经变了，日本签订了投降诏书，中国成了二战中的战胜国，可是依旧处在食物链的底端，新世界的文明秩序我们依然插不上话，而日本子，当时那个秩序的破坏者却已经变成了新秩序的遵守者。马大三在文明被战争挤压到角落的时候，因为一点怜悯之心，还有隐隐约约对那个“我”的害怕，他没有杀掉花屋小三郎。可是最后，戏剧的是，他却死在花屋小三郎的刀下。到最后他已经不是那个懦弱怕死，心存宽厚，对鬼子抱有幻想的中国庄稼人，他却依旧是那个一心忠于日本天皇，以服从命令为天性的日本军官。手起刀落，他没有像一刀刘那样失手。马大三的头落地后，却转了三下眼睛，上扬了嘴角，死亡对于生不如死的人来说也许真的是一种解脱，我想起了之前那个砍了无数人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一刀刘说的所谓的“含笑九泉”，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含笑九泉”？

躲在墙角听了前因后果的说书人把他编成了故事，你听懂了么？

除了戏剧性、故事性一直吸引我将这部接近两个半小时的效果差到看不清人长得好不好看的黑白影片看下去之外，还有就是这部影片人物的饱满，以及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描述。姜文在参加一个访谈时候曾经说过“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现在倒是觉得这部影片仿佛就是对他当时那个问题的回应。他的那些日本同学也就是和松井隔了不过一代人，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充其量不过是环境不一样罢了。战争如同一个大熔炉，人性被放在里面反复淬炼。关于人之初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从来没有过答案。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伊始，都有着对美好的追寻，对光明的探求，据说婴儿在六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可以感觉到光并且有趋光性。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正是反映了人类在追求欲望满足这条路上从来都是不断上升的么？只是，当身处一个文明的年代，我们的欲望在禁锢在道德、法律以及其他种种规则里面。可是战争这个秩序还有规则的破坏者轻而易举的就将那些关押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的小兽放了出来。小兽散开了四蹄，疯狂的奔跑，凌厉的爪牙在伤害了他们的主人之后，又伤害了其他人。

为什么同样是反映中日战争的片子，那么多的抗日神剧让我们啼笑皆非，而姜文这部片子却带给我这么多的思考。我觉得是他真的把人当人来写，他不仅把村名当人来写，不仅把所谓的英雄当人来写，也把鬼子当人来写。而不是先树立一个又一个标签，然后一个顺着一个往演员身上贴。所有的好人同时也是有点好的坏人，所有的坏人也是有可能变好的好人。电影中的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深，两个逃出来的日本军人，准备去抢夺村名的粮食，其中一个就教另外一个人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可以让村名怕他们，原来坏也是需要反复练习的呀！

坏人和好人虽然常常让我们分不清楚，但是很多时候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出于人性的恶被放大，还是出于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一个人做了一件泯灭人性的坏事之后，他就是一个坏人，即使他后来忏悔，他后来做了很多好事来弥补，但是他也是一个做过一些好事的坏人。就像那个日本军官，当他将屠刀举向那些中国平民的时候，当他下令放火烧了整个村庄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坏人。不管他是不是因为接到了停战诏令，觉得自己国家的文明和政治已经处于下风，想要垂死挣扎一下，还是就是单单觉得村民的规劝是一种挑衅，而下令屠村，他就是一个做了一件大坏事的坏人。和随意将历史人物模式化的导演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些导演，他们着力于塑造立体人物，好人也有精打细算的私心，坏人也有一星半点良知残存的余烬。翻案文章难做，但人人都爱做。从推敲汪精卫究竟算不算汉奸起，我们已经重新审视了李鸿章、张学良们，最近网上热烈转发江青同志对《智取威虎山》的修改意见，大家讶然发现，这个从上海出走到延安的女演员，艺术品位很不错嘛。甚至有人感叹，这出又红又专的京剧，比现在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好多了。

 

可是并不是每个历史人物都能被刨出来重新解读，搭着时代顺风车的我们，相信美好，愿意去寻找那些人人性中的美好，甚至是拿着放大镜去找那些“大恶人”某一瞬间兴起的恻隐之心。可是，我们不是那些被凌辱、被杀掉、被毁灭家园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代替他们去原谅。

也许他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下的牺牲品，战争让人们心里的恶魔都四散奔跑，战争这面哈哈镜，让我们见识到了人性究竟可以坏到什么境地，也把我们自己心里的恶无限的放大。一些本可以当好人的人却干了许多坏事，一些坏人因为人性未泯也做了几件好事。所以，不要考验人性，不是人性经不起考验，而是，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将那个潜伏在心底的恶魔放出来。也许，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再有这样极端的考验，这样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温润如玉的君子，友好的握手，淡淡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