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政审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从事涉及国家安全和政府机密工作的人员，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政治审查”的程序，在外国，这一程序叫“忠诚宣誓”或“背景调查”，在我国，这一程序叫政审。我国的政审制度，是由战争年代干部履历材料和证明材料发展而来，建国后，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从机关干部到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从在职人员到在校学生，包含了除农民以外的所有人员。我国政审制度的主要依据是人事档案，人事档案的内容，包括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履历、组织考察鉴定、检举材料等。多少年来，在我国，人事档案起着身份证明的作用，参军、招工、入党、提干、升学、出国、工作调动等，都需要档案所在单位出据证明。建国以后，随着我国政治运动的频繁进行和对阶级斗争的逐步加强，我国政审内容的审查范围之广，对审查对象的审查之严，举世闻名。我国的政审制度在文化革命中达到高潮，成为推行出身论，成分论、血统论的工具，成为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拉党结派、迫害老干部的手段，成为套在人们头上的一种无形枷锁。社会上走资派、保皇派、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各种帽子满天飞，政审“政”得世上无好人，把好好一个社会搞得乌烟瘴气。
　　提起政审，士俊又睡不着觉了，这个问题比年龄问题更严重。文化革命前，学生参加高考，也要填写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那时，学校政审人员会到学生家长单位查阅学生家长的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这些材料，对学生的考学起很大影响。五十年代，因考生生源不足，招生时政审条件要求不严，63年以后，开始强调阶级斗争，到64、65年两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很难再被高校录取了。文化革命时期，那些工农兵学员，能不能被推荐上大学，基本上就是由政审而定。士俊的父亲，解放后，曾担任洹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党委书记，后来担任负责市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文革初期，造反派内查外调，千方百计收集他父亲的黑材料：批斗他父亲时，那些造反派吹嘘说，他父亲的黑材料，可以装一麻袋。“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开始落实干部政策，中央要求按四条原则办，即：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那时，士俊父亲出来工作了，但由于“四人帮”和造反派仍把持着国家的“专案”、政审大权，那些黑材料仍保存在他父亲的档案里，随时能置人于死地。
　　士俊的父亲是河北邱县人，北平师范毕业，先后在河北河间中学、通县女师任教。37年“七七事变”后，他投笔从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43年冬到延安学习，回来后在八路军豫北办事处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区等领导机构都集中在河北涉县、河南林县一带，八路军豫北办事处直属八路军总情报处领导，主要搞统战和情报工作，所以，上至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上层领导，下至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伪军和各种地方武装，和他的工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士俊的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走资派”，没多久，红卫兵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抓叛徒”运动。那时，他们对士俊父亲一调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叛徒”，好象都和他父亲有牵连，这样，他父亲就理所当然的被打成了“叛徒”；再往后，审查他父亲抗日时期的历史，发现他和国民党军队、伪军里的一些官员也有联系，还和地方上的一些“地头蛇”，帮会组织的头头关系密切，这样，他又成了历史反革命，三反分子；再往后……反正越查罪名越多，市里的造反派为他父亲立了专案组，这些年收集他父亲的那些黑材料，现在，还都装在他父亲的档案里。红卫兵和造反派说，他家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因为来他家搞调查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和专案组人员，调查对象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有，而且，想要调查和收集他本人的黑材料，也得全国各地到处跑。过去，不管填写什么表，填写出身和社会关系时，士俊填的都是革命干部，这次高招，他父亲成了走资派，他也不知道填什么好了。
　　士俊性格耿直，书呆子气十足。文化革命这些年，使他的思想变得极左，行事爱走极端。他认为革命比生产重要，政治高于一切，一想到他父亲档案里装的那些黑材料，他就觉得他父亲这一辈子翻不了身。在他看来，他父亲即然出来工作了，就应该把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搞清楚，他不清楚当时老干部的冤假错案遍地都是，在当时“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阻挠下，要想平反昭雪谈何容易。士俊为此事给父亲说了多次，他父亲总是说，“慢慢来，怕什么，解放后三反、五反、整干、反右……搞过多少次运动，那些历史问题查了一遍又一遍，每次调查过后，组织上都有结论。那些黑材料是下边人乱搞的，不会有人相信。”士俊是工人时，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对他影响不大，现在，他要考学了，他觉得他父亲说得再有道理也没用。政审时，如果厂里的政审人员到他父亲的单位查他父亲的档案，他觉得他很难过政审这一关。
　　现在，士俊和他父亲关系极坏，他俩人到一起就生气、吵架，没办法，事情要想解决，只有雅惠出面了。雅惠和士俊虽然还没有结婚，但士俊的父亲很疼爱他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当雅惠将士俊的担心和顾虑反映给他父亲时，士俊的父亲也将他当时的处境，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雅惠。
　　文化革命开始后，为了将老干部打倒，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立案审查，那时，来士俊父亲这里调查、收集黑材料的人多的是，但士俊的父亲没有提供过一份假材料，也没有冤枉过一个好人，现在，他们中间好多人又站出来工作了，他们和士俊的父亲关系很好，而且，对他的问题也很关心。据那些解放出来的老干部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重点抓落实老干部的政策，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但由于“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和阻挠，对老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定性处理，成一大难题。文化革命前，那些政治历史问题组织上都作过结论，现在，被“四人帮”推倒不算，诬蔑说那些结论，是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搞的，是“走资派”的罪证。士俊的父亲对雅惠说，问题总会解决的，他的那些老领导都还在，有的在中央工作，有的在省里工作，他们对他都很关心。他们说，那些冤假错案总有一天会平反昭雪，但是，这需要时间，他们让他耐心等待。　　

      士俊的父亲说的虽然有道理，但士俊考大学的政审问题却等不得，也耐心不得。士俊父亲的脾气也是很犟，轻易不愿求人，现在，看到雅惠那般作难，那般难过，他不得不拉下脸面，把此事向市“革委会”作了汇报，让市里的领导来解决自己的私人问题。当时，“高招”是政治运动的风向标，也是社会上万众注目的头等大事，没有人敢不重视，市“革委会”经过认真研究，说士俊的父亲有没有历史问题，现在无法作结论，他的孩子即然被群众推荐了，就说明他的孩子政治表现很好，可以参加大学招生考试。
　　高考的“政审关”，士俊还是顺利通过了。雅惠觉得，这是因为士俊的父亲又出来工作，是市“革委会”成员的缘故。士俊的父亲看法和她不同，他认为，这是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缘故。半年后，74年元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又开始搞反击反倾反案风，要是在那时进行高招，士俊肯定过不了政审关。
　　经过雅惠在士俊父子间的调解，士俊父子俩人的关系好多了。士俊的父亲对雅惠说：“以后，我那书呆子就交给你了。”雅惠对士俊也不客气，她说，“你父亲下了命令，以后你得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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