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生牛犊
　　1952年，我出生在东南沿海一个边陲小镇里，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因为他那时开着一爿小小的照相馆，没有雇工，但“家庭成分”却是“商业者”——这“商业者”相当于农村的“上中农”，带有一点点“剥削者”的味道——据说“划成分”时土改队的队长听说我的伯父在民国时代当过“大官”，所以我们家应划在“剥削阶级”之列。
　　那一年腥风血雨，我的出生给家人带来更多的不幸——父亲的照相馆被迫关闭，“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家里一贫如洗，锅底朝天；母亲生下我马上又怀孕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吃过母亲的奶水，造成小时候体弱多病，骨瘦如柴，种痘时只能种在大腿上——手臂上竟然找不到一块肉可以种痘！
　　母亲抱着刚刚满月的我到她的娘家，打算把我送给一位亲戚。外公和大舅都反对，说我是龙年龙月龙日龙时生的，今后全家的“幸福”就靠我了。母亲说：“等到他挣钱，我还要熬多久啊？”大舅偷偷请人去叫我父亲回来，总算没有把我送人。
　　刚出生的妹妹是我祖母惟一的孙女，当我母亲说要把她送人时坚决反对，母亲只好以“房间太小住不下”为由搬到不远的一处没人要的破房子住，然后偷偷地把我妹妹卖掉了——我妹妹被卖的钱只够买几十斤大米，够我们全家吃一个多月。
　　祖母知道这事以后，把母亲骂得狗血淋头。
　　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得到一点可怜的工钱和邻居们的施舍维持着最低级的生活，天天都有饿死的可能。父亲在半夜里逃回小镇同母亲见了面又走了，几天后母亲打听到父亲的去处，便背着三岁的我和六岁的哥哥去同父亲会合，路上要过一条小溪，摆渡费五分钱，我们没有钱，求撑船者让我们免费上船，船上的人们也一起求情，但撑船者就是不肯“开恩”，没办法，母亲只好横下心背着我们兄弟俩涉水过溪，结果被洪水冲走。撑船者按我们这里的风俗是不救人的，船上有人看见我们落水，跳下船游过来救了我们三人。
　　上岸后又走了几个小时，到了一个亲戚家，喝了一碗稀粥，再继续上路，深夜时才走到目的地见到父亲。原来父亲打听到我的一个堂伯父因为受不了残酷的批斗而自杀，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三岁还在念书。堂伯母请我父亲帮着堂哥继续经营他们家的照相馆业务。生意惨淡，每个月父亲只能分得三块多钱，最多得五块钱。全家虽然团圆了，但生活依然没有着落。
　　母亲在堂哥家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坐月子”期间就继续给人缝洗衣服，给缝纫社打纽扣、缝裤边，每月最多也只能挣到五六块钱，维持不了最简单的生活，所以母亲拖着瘦弱的身子每天夜里还得去附近的山上“偷”割山草——因为“封山育林”禁止老百姓上山，所以到山上要“偷”着去；而且山上的东西都是“集体财产”，老百姓只能“偷”——挑来家里，天亮后母亲挑着前一天晒干的山草到集市去卖，刚挑来的山草等太阳出来后要搬到外面晒干。我一面照看着一岁的弟弟，一面还要搬运、照看山草，怕被人“偷”走。
　　有一天，我用一张纸折叠了一条小船，放在家门口一个小水池里，逗着弟弟玩。风吹着纸船向池子中间飞去，我拿着一根木棍去捞，木棍够不着，我脚底一滑掉进了水池。弟弟歇斯底里的呼救声终于引来了碾米厂一位好心的工人下池把已经不省人事的我捞上岸并进行人工呼吸急救，我第二次大难不死。
　　从那天开始，母亲一出门就把门锁上，不让我和弟弟出去了。我和弟弟一整天在黑暗里盼着母亲的开门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屋里屋外都是柴草，万一这屋里或者邻居着了火我们还有活命吗？
　　母亲回到家可就热闹了，她一面忙着缝补衣衫、打着纽扣，一面教我们识字，有时候还会哼着儿歌。一天傍晚，外面突然下起雷阵雨，母亲和我拿了两把雨伞冲出去，到离我们很远的学校接我哥哥回家。回来时远远看到我们借住的破房子已经被风雨吹倒，幸亏全家人都不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破房子压的虽然都不是值钱的东西，但也是我们衣食住的必需品，又需要母亲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回。
　　那天晚上我们借住在朋友家里，爸爸教我们吟唱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唱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时，爸爸的眼里闪着泪光。母亲说：“我们总会有住进自己房子的时候吧？！”
　　上床睡觉后，半夜里被母亲叫醒，觉得天摇地动，母亲说是地震了。大家躲在床底下，听母亲讲“土牛翻身”的故事——母亲的故事与别人讲的不一样，她说土牛被压在大地底下都可以翻身，我们过着这样的苦日子，难道就不能翻身吗？
　　记得那个时候我最快活的是每隔几天母亲都会让我到街头有一位被人尊称“后尾婶”的家里同她的孩子玩捉迷藏游戏，回家时“后尾婶”都要从一个缸子里掏出一大把腌好的咸萝卜给我们家当作几天餐桌上稀粥惟一的配菜。
　　我们租住的小屋走到街道上要通过一个缝纫店，店里的师傅和工人都同我们玩得很好，有一天一位师傅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我，我说“从明天开始我就不给你们撕日历了，让你们不知什么时候过年。”店里人都笑了：“不过年才好了，今年都赚不到多少钱还怎么回去过年呢。”
　　堂哥的照相馆被“公私合营”，归到“供销社”管理，父亲再次被扫地出门，到几十公里外的一座高山上砍树烧炭，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一分工资。母亲只好又拖儿带女回到古镇，却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我的四弟。四弟刚出生不久就送给亲戚家，换来我们全家几天的口粮。
　　有位邻居是个侨眷，生下孩子后请我母亲当奶娘奶她孩子，每个月给我母亲几块钱，我们每天仍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五岁的我和八岁的哥哥到生产荔枝罐头和果酒的一家食品厂里做临时工，工作是剥荔枝果皮，可能因为身体太虚弱，也可能是蹲在地上的时间太长，我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向厕所时竟跌落在食品厂的酒糟池里。又是一个好心的工人把我从池子里捞起来——这是我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的大难不死。所以我一辈子惧怕酒糟的气味，一闻到酒糟的气息就恐怖得浑身发抖不已。
　　我至今还记得：刚被救起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叫我赶快回家去换衣服，我走到半路上不走了，站着晒太阳，过路的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说：“衣服湿了，怕回家挨打。”干脆晒干了又回去食品厂继续做工。
　　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不让我到食品厂打工了，又“安排”我同年近古稀的祖母去公路局“打石子”——这工作是力气活，祖母双脚是“三寸金莲”，祖孙两个只能一块一块地搬着小石块，放在一个大石头上，再用铁锤打成更小的“石子”，然后把石子整成一堆，待公路局的管理人员来量体积计算工资——两个人一天“赚”到的工资还不到一毛钱。
　　三弟送人抚养颇费周折——因为他已经四岁“懂事”了，家里一有生人来时他就大哭大闹，对来人拳打脚踢，祖母一听说要把孩子送人就极力反对，骂我母亲“没有良心”，母亲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故意认了一个不是亲戚的“亲戚”、不是妹妹的“妹妹”，让我们叫她“姨母”，然后偷偷地把三弟卖给“姨母”，祖母知道后又把母亲骂得无处可逃。
　　一天夜里，三弟突然偷跑回家，浑身都是泥水不成人样，我问弟弟怎么回来的，弟弟说：“我每天都询问到镇上的人这条路怎么走，记住了。今天姨母（他也只叫姨母、姨父，不叫爸爸、妈妈）他们看管较松，我就瞅了一个空跑回来了。路上有个独木桥我不敢上，从桥下涉水而过，结果被洪水冲走，幸亏桥上有人跳下来救了我……”我们抱头大哭，“姨父”、“姨母”来到，还是把弟弟强行抱走——弟弟凄厉的哭声惊动了整条大街的人们。
　　父亲结束了在山区的“劳动改造”回到镇上，并与母亲有了一份“工作”——在镇办的“副业队”里干杂活，每个月有了十几块的“基本工资”，祖母不用去打石子，我也可以上幼稚园了。
　　这幼稚园设在镇“礼拜堂”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姓王，“园长兼园丁，煮饭还兼打铃”，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小花园，这可是小朋友们的乐园。有一天我在花园的地里费力地拔起一株小草，发现这草的下面还连着一块像芋奶一样的东西，我很高兴，拿着草蹦蹦跳跳地找到王老师说：“这是芋奶，我要吃”，王老师摇摇头说：“这不是芋奶，有毒，不能吃，快把它扔了！”我舍不得扔，纠缠着老师：“不是芋奶是什么，还这么香！”王老师答“这种草叫做‘莎草’，它下面的根茎叫‘香附子’，是一种香料”，说完王老师又自言自语：“它还是一种中药呢。”这一下我更是不依不饶了：“你刚才说它有毒，现在又说它是药。是药怎么会有毒、有毒怎么会是药呢？”王老师被问住了，但她还是和颜悦色地说：“以后你们读了书就会懂得。玩去吧。”
　　轰轰烈烈的全国“打麻雀”（轰赶麻雀）运动也波及到幼稚园里，那一天一大早我和同学们都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在王老师的带领下，一面唱着刚刚学会的新歌《小鸟在前面带路》，一面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敲打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我看着在地上挣扎的小鸟，觉得可怜，就问：“老师，既然小鸟会给我们带路，我们为什么还要消灭它们呢？”王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
　　短短的几个月幼稚园生活，王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给王老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有一次王老师在街上对我的妈妈说：“你这孩子不管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以后会当科学家的。”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看到一群人在街上“批斗”一个“反动分子”，起初是把“反动分子”推推搡搡，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给小孩子的印象是“刻骨铭心”的。后来这一幕几乎天天上演，只是“主角”常换，再后来我的父母亲也成了“主角”——“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四类分子”。但我的脑子里却一再闪出第一次看到这种“批斗”时的情景。
　　有一次我的父亲在“接受”批斗时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扭送到派出所“拘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上头”的指示——怕有名的“反动分子”被“愤怒的群众”打死在镇上就少了一个“反面教员”、以后每年几次的“运动”还要靠他们“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呢），罪名是“讽刺党和政府”——据说是我的父亲曾经同副业队里的同事开玩笑说：“我原来在照相馆工作就得了胃病，下放到乡下砍木头、扛石头后胃病反而好了，这应归功于政府的亲切关怀。”
　　我和母亲去派出所探望时，父亲竟然在拘留所里同其他被关押的人员聊“东周列国”里的故事！只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能不能读书的事”——那一年镇中心小学已经不再接收“家庭成份不好”的孩子了！
　　回家时路过关帝宫，只见寺庙上面悬挂着一块崭新的牌匾，上书“古镇民办小学”六个大字，许多比我稍大一点的小孩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我突然对母亲说：“我要读书”。母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我进了关帝宫，庙里所有的佛像不知什么时候被搬走了，佛堂也被隔成几个小间，上面都挂着小牌子：“一年一班”、“一年二班”、“二年一班”……母亲询问一个老师“学校还招生不？”那老师让我们直接找校长。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校长问了我几个问题，又让我做了几道算术题，满意地收下了这个从来没有上过一年级的小学生——这一年我六岁，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跳级”。
　　上学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年轻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把这个铅笔盒当做宝贝，一直使用到中学毕业。
　　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师生们“挣”来的——学校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混合稻草“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师生们还为镇上的企业、机关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什么“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
　　当我看得懂街道上贴的大幅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时，“大跃进”开始了。全校师生天天到溪里洗铁砂，我们用门板制作了一条小船，就在小船上洗沙，速度很慢。看到有人用马蹄形磁铁吸铁砂，然后用手把铁砂刮到水桶里，非常羡慕，但没办法弄到这种磁铁。我完全用两支小手竟也洗出了几十斤铁砂交给学校，得到一张粉红色的奖状。
　　从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我与同班一个名叫“陈琳”的女同学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我胆量较大，再大的“衙门”也敢闯，进了人家的办公室劈头就是一句“阿姨叔叔你们好！感谢你们一年来对我们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有人当场捐献几十元，最高的捐献几百元——靠这种“勤工俭学”盖起了小学校舍，还真象个样子。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镇“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民办小学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陈琳比我大两岁，是我的邻居，我们从小就很要好，虽不能叫“青梅竹马”，却也“两小无猜”，有一年的六一节我们俩又一起到镇“供销社”募捐，有一位“领导”看着我们说了一句：“好一对金童玉女啊”，这话很快传遍全镇。从此以后，陈琳除了每年的六一节同我一起去街上“讨钱”以外，再也不敢跟我来往了。但我们两人在学校里都有了“诨号”——一个叫“金童”，一个叫“玉女”。
　　奶奶的梳妆台上有一件“宝贝”——一个精致的小小的有机玻璃盒子，里面有一个漂亮而密封着的玻璃瓶，瓶子里的液体漂浮着一小段像是肠子一样的东西。我常常看到奶奶对着这“宝贝”发呆，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奶奶，瓶子里装的是什么？”没想到奶奶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掉了下来。我不敢再问，到了晚上偷偷地问我妈妈，才知道那是我远在台湾的伯父身上的一块肉——阑尾！
　　原来我伯父有一次去日本，无缘无故地把这个器官切下来寄给我奶奶——当然免不了挨了奶奶的一顿臭骂：那也是奶奶身上的肉啊！
　　妈妈还告诉我：伯父去台湾的前一天来同全家人道别，跪在奶奶面前说：“妈，儿子不孝，不能守在家里伺奉你老人家了，这一次可能离别会久一些。”奶奶问“要去多久？”伯父说：“快则两三年，慢则四五年”。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我不知道伯父为什么要去台湾，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不来，但却从心底里盼望着他和伯母、堂兄弟们回来团圆——这可能是常听到奶奶念叨的结果。我伯父在大陆时已有4个儿子，老三送给我大姑母抚养，老大和和刚出生不久的老四带去台湾，老二留在大陆与奶奶“作伴”。到了台湾以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思团”、“思圆”。
　　今天的人们讲到当年的“大跃进”时，总要用上一句“热火朝天”，这古镇的“大跃进”除了“大炼钢铁”、“大办沼气”都还算得上“热火朝天”外，真正的“热火朝天”却是一场大火把古镇烧掉了四分之一——原来古镇的房子隔墙几乎全是用芦苇杆砌上泥巴做成的，镇中间的十字街把镇子平均分成四部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每次大火刚好烧掉“一个街”。
　　那一天夜晚镇影剧院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家隔壁的牛奶制品厂所有工人都去看电影，锅炉房不知怎么的烧了起来，很快整个工厂和附近的街区变成一片火海，我们住的西街被烧成灰烬以后，过了许久才陆陆续续重盖起来，几千人在风雨中饥寒交迫、艰难地过了好几年，而我一家受的的灾难更大——有人趁火打劫，在火灾刚发生时“帮忙”各家搬运家具的过程中开箱倒柜偷窃东西，竟找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个“积极分子”向“领导”信誓旦旦地说旗子是在我们家的箱子里看到的，也只有我的祖母会藏着民国的旗帜，因为“她的儿子民国时代当过大官”！
　　我祖母岁数大了，代她受罪的当然只有我爸爸——为此我的父母又被批斗了几回，每一次都是死去活来。
　　所有家庭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钢铁了，镇上办起了“大食堂”，几百号人吃一锅“大锅饭”，其实从来就没有吃过一顿干饭，煮的都是稀饭，稀得可以照见人影，这还好些，煮稠一点的话一定有让人咽不下去的焦糊味——你想象一下，几百人吃的大锅稀饭怎么煮？几个炊事员的手臂都被大锅的蒸汽烫伤过。我和哥哥每一顿都要去大食堂门口排队半小时以上才能取到稀饭，起初还配有一点咸菜，后来菜也没有了，洒一点盐就灌到肚子里算一顿。听说“外地”的大食堂“不吃饭要插白旗”——就是说粮食已经太多了，不吃干饭的话别人就会来嘲笑、插白旗，但都仅仅是“听说”而已。
　　“三面红旗”迎风招展、全国天天载歌载舞欢庆丰收、准备三五年赶超英美的“盛世”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挨饿！至今还说不清“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从“大跃进”进入高潮的时候每个人就已经开始挨饿了，第二年街道上有时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要去学校“早自修”，走在街道上被什么东西绊倒，一摸冷冰冰的，竟然是一具尸体！吓得我连滚带爬地冲到学校，半个小时都说不出话来。
　　我的父母由副业队安排去糖厂当季节工，有一次带回来几个雪白的馒头，我高兴得马上抓过来一个啃了一口，却满嘴是渣，咽不下去，父亲告诉我这是用蔗渣做的馒头，是糖厂“最新的科技成果”。
　　暑假到了，我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的农地里“搜集”各种农作物自然掉下的叶子，回到家里把叶子切碎，加点从食品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还可以吃的东西揉压成团，放在脸盆里蒸煮，成了比糖厂的“最新产品”好得多的各种食物，每一次同学们都吃的津津有味，但有时候吃了以后全部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
　　我的伯父去台湾时带着老大和老四两个孩子，老二鄂和老三源留在大陆，鄂跟我们住在一起，源过继给我大姑母当儿子。鄂从小喜欢画画，喜欢杂耍，不太喜欢读书，小学毕业就自己找到附近的一个农场当临时工了。他对祖母非常孝顺，经常在下班后到农场一条小溪里捕捞小鱼小虾连夜回家煮给祖母吃。我们闻到鱼香味躲在被窝里流口水不敢出声。
　　后来小鱼小虾好像都绝种了，鄂有一次看到街道上一只冻得瑟瑟发抖的老鼠，把它活捉回来杀了给大家打牙祭，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管这老鼠是冻的还是被人毒杀的。
　　伯父婉转地从鄂在香港的一个表姐寄来一桶猪油，几件旧衣服，还有一大瓶酵母片。我们不懂得酵母片是治疗消化不良的药品，吃完以后饿得更加难受不堪。邻居们只要有侨港澳关系的也都是这样，可能香港人认为酵母片富含蛋白质，可以当粮食吃吧。
　　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人会相信。
　　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糖厂每年只开工四个月，榨季过后只留下机修工人维修机器，其余的都是临时工遣散回家。我的父母去“华侨农场”当了几个月的泥水工，打听到附近有一条“战备公路”需要临时的养路工人，就去报名，双双被“录取”，发工资时才发现只有原来说好的一半——另一半工资被工头（黑包头）克扣了。
　　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还是最大的问题，母亲不得不每天半夜又同几个邻居一起到附近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十几公里去“接柴草”，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比现在的穷人想买别墅还难！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让我“失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篇作文里就大言不惭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
　　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不一定是科技书籍，东周列国、三国演义、西游记、一千零一夜等等都看，同学们经常围着我听我讲故事，“草船借箭”、“空城计”、“大闹天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我都讲得活灵活现，有时候还把它们用在“实践”中——我的一位同学养了几盒桑蚕，看得我眼痒痒的，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买了一小盒蚕卵。春天的第一声雷唤醒了蚕儿，我看到一个个小小的蚕蚁，高兴极了，想尽办法去邻居家的菜园里偷了几片桑叶给蚕儿吃。随着蚕儿一天天长大，桑叶的供给成了问题。有个邻居外号叫做“吝鬼”的拥有一株大桑树，靠着每年采一点桑叶晒干了卖给医药公司买烟抽，春天里怕别人偷他的桑叶，日夜看管着。我和几个养蚕的同学们想尽办法与他“斗智斗勇”，三十六计都用上了，包括“围魏救赵”、“美人计”等等。比如“美人计”就是让一个女同学去爬桑树，看到“吝鬼”追来就赶快下树跑开，我和其他同学看到“吝鬼”追远了才上树每人采了一大把桑叶，足够蚕儿吃几天了。后来蚕儿长大到再也无法供应桑叶了，只好忍痛把整盒蚕卖掉，扣去一毛钱的“进货成本”，净赚三毛五分钱，我高兴了好几天。
　　镇副业队也办起了食堂，母亲找了好多人说情才得以在食堂里当上了炊事员，有时会偷出几个馒头给我和其他兄弟们吃，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我也同副业队的大部分人混熟了。副业队的会计要我帮他记账、算账，有时还要同队长讨论“财务规划”，我学会了简单的“收付记账法”。
　　有一天队长问我：“副业队要‘扫盲’，你能不能当老师？”我回答：“试试看吧”。于是我九岁就当起了几十个大人的“老师”，开始教的课本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其时我正在念小学四年级。
　　一天晚上，我教的两个“学生”争论“患难”的“难”字应怎么念，有人路过，说了一句：“这个字应念‘去声’”，一个“学生”不服，说“我们老师教念‘男’”，过路人说“请你们的老师来说说看”，我到了，一看竟是校长，吓得跑掉了。
　　五年级的课文教好了，我也早就自学会了，所以干脆不再上五年级的课，“跳”到六年级上课。这一年县教育局举办全县小学生中国象棋比赛，我被学校选出到县里参加比赛，得了冠军。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每年有好几次组织全体师生到乡下帮助农民抗旱，戽水、车水、挑水、挖渠、筑堤等等我们都干过，没有拿农民一分钱，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但农民们并不欢迎我们，也从来不曾听他们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我看到的都是农民们敌视的眼光，至今都不能理解。
　　一年三季——两季水稻、一季麦子——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到田里捡稻穗或麦穗，交给学校。有一年我交了九斤多稻穗，得到一张大红奖状，同班有个同学对我说：“你那么积极干什么？我带你去看你的稻穗在哪里。”说完真的带我去一个老师家，在老师门口闻到屋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我们躲在屋角处，一会儿看到几位老师和镇里的干部打着饱嗝走出来。
　　同学们编了一首打油诗：
　　少年先锋队，
　　下田捡稻穗，
　　填饱了老师和干部们的胃，
　　没人可怜学生的嘴。
　　最后一句还有一个含义——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在班里说“老师和干部们吃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老师听到，对他的惩罚是——掌嘴。
　　从此以后，我捡到的稻穗、麦穗都留一些在家里，其余的才交给学校，再也不要奖状了。
　　报考中学时，班里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让他们“试一试”，这些同学跟我关系都很好，晚上便都听从父母之命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我却天天晚上带着他们到镇上的几个好地方玩耍，或者给他们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从来不提考试的事。后来这些同学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进了重点中学。有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几个人“猜”对了。
　　陈琳“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全县的老百姓都知道的“权贵学校”——有钱有势的干部们总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挤进这所学校；我则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从此我们两人天各一方。
　　我念的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资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资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资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因为这是真的，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学校好像不太理会居委会的“意见”，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每个同学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卖冰的人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要十几块，足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每个学期初“报名”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小布袋装着硬币去交学杂费，帮忙点钱的几个同学很不乐意，说：“只有穷光蛋才交这么多的零钱，害得我们点钱点得多辛苦！”我反唇相讥：“袋里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自己挣的，你们呢？！”
　　私立的学校很有人性，每逢春天买了很多蒜头“强迫”学生们吃（我有时买了一点食盐把蒜头腌了做菜配饭）以防感冒；星期天如果下雨，学校让炊事员带着干的大米到每一间学生宿舍里交换被淋了雨的大米，怕学生吃了发霉米生病；炊事员还熬煮非常浓的姜汤抬到学生宿舍“强迫”每一个学生“灌”一大碗——据说这都是远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校主特别交代一定要学校领导做的。
　　学校里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名牌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1966年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这个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学校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那臭气熏天的折磨。庄老师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学校大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而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让来了。直到66年7月，几百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周六、周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十年浩劫”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监斩官）。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教的却是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黄老师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两分钟准备”钟响时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大家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grandmotherdoesn'tliketea，whatisshe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
　　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丹萍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丹萍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和丹萍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丹萍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里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我们说‘Ihavemoney，Ilike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毛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三个字：“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一辈子。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听说她后来嫁给一个阔佬，移居香港。又听说她的老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坏家伙，经常借故毒打她。结局是——她自杀几次“未遂”，疯了，进了香港一家神经病医院。我到香港数次，遍访不到。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第二章政治魔术
　　“上山下乡”并不是1968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屏南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1966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还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山上参加建水库，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又是“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但“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教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大家讲政治术语，同学们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大家讲故事，同学们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给我们变魔术看，人人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同学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就不信，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五弟六弟的出生和命运都差不多——都是送人抚养又被退回——六弟三次送人都是因为“不吃不喝”被退回来的，兄弟姐妹总算留下一半。
　　“社教”开始了，师生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准，农村的干部们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学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展“邪教运动”？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岁左右，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同学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且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大义灭亲”勇敢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在会上打他打得最起劲的也是这位“好友”。
　　围成铁桶似的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这个“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什么“政治”，经常讲错，有的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有人骂“反动派”搞什么“大跃进”、“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没饭吃，“要不是毛主席给我们分了一点自留地，村里人早都饿死了。”……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般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着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的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变魔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团支书看我这么“顽固不化”，就懒得同我谈了。
　　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李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成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级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级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
　　6月1日清晨，刚起床听到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我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到同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同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有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
　　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随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开始“搜索”老师们的“罪行”，最先有人发现语文试卷中一些词语排列“有问题”，例如排在“邢燕子”后面是“灰心”，“革命队伍”后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学把卷子对着灯光照，发现“毛主席”的后面有“反动”的字样，于是追寻出卷子的老师，要他们“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我把《语文》课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发现”——陆定一写的《老山界》里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几个同学一讨论，认为这是“污蔑工农红军”，“把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写得象土匪一样”，我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就写出了一篇“声讨”陆定一的小字报，虽然那时侯还不知道陆定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当权派”，反正写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坏蛋”，批判是一定不会有错的。
　　1966年6月6日，中国人认为“六六大顺”成双成对的大好日子对我来说却是最“不顺”的一天！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笼，贴在“大膳厅”门口，一下子吸引了数百人围观，我也挤到前面“看热闹”，大字报的题目是“郑××要把学校带向何方？”郑就是现任的校长。我慢慢地往下看着，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头脑里轰的一下几乎昏倒，揉一下眼睛再看，没有错！这一段讲的是郑校长“有意”培养“白专学生”，举的第一个学生例子就是我，说我有一个伯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立法委员’，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当什么“部长”，驻某某国家的“大使”；我的爸爸则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事连我都不知道，急忙看“作者”是谁，原来是一个同班同学。奇怪的是这位同学从来不会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给的分数都不超过30分，今天怎么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了？而且文中有些字、词我估计他连看都不曾看过。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那么多“家底”呢？我竖起耳朵听围观的师生们在议论这位同学：“他老爸是县委组织部长，前两天他到县里去向他老爸拿了好多材料”，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虽然以前也有风闻。晚上回家时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当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父亲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呢”。“那你怎么承认当国民党的‘官’呢”？“他们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一条罪状是反革命，一百条也是反革命”。
　　几个同学的父母到我家，“拜托”我说服他们的子女不要参加什么“革命”，安心读书，有的人早已对自己的子女“现身说法”或者举实例说明“反右派”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后来都没有好下场，但子女们都听不进去，希望我能以同龄人的身份“规劝”他们。有一位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学生爸爸还说：“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搞倒，你们年轻人不懂事不要瞎闹。”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报纸上还天天有刘少奇“主席”的新闻报导，便问：“你怎么知道的？”那人答道：“前几天我在马来西亚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早就有议论了。”我想，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打倒的，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家长们的嘱托我并没有记挂在心，自己最担心的是同学们把我看作“另类”或者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可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情形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坏，同学们只是叫我“白专”，连“分子”二字都还没有连上去。于是我仍旧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材料，一起写大字报，而且表现得更积极，因为怕他们说我是“白专”。
　　有几个同班同学的父母就在我们学校教书，其中有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晚上睡觉时牙齿会“嗒嗒”作响（中医叫做“磨牙”，一般是由于消化道里有虫子活动引起），大家一分析，便断定是他爸爸半夜“向台湾的蒋介石发电报”；另一个同学的妈妈有洁癖，平时卧室是不让任何人进入的，即便是她丈夫进去坐一会，碰过的物品也都要擦洗几遍还嫌不干净，同学们便判断她“肯定是美蒋特务”，在卧室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大家不但急急忙忙地写了几大张大字报，还连夜到公安局“报案”，说是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公安局的人接待了同学们，表扬我们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还要我们继续“侦察”，一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马上报告。于是同学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日24小时擦亮眼睛盯着这两位同学的家。遗憾的是，白忙了几天一无所获。大家怀疑是因为写了大字报“打草惊蛇”，几个好同学怪来怪去，弄得不欢而散。
　　同学们开始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第一个就是“政治嗅觉”最灵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的“罪行”不算严重，只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而已，比如爱吹牛、爱出风头、穿好一点的衣服、对女同学“特别关照”（当时我认为只有最后一条可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他同学认为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全班每一个同学至少都得写一张大字报，所以也挖出点有趣的“新闻旧闻”，如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李老师脱光衣服做啥？”引得大家都去看，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是这位老师在“支援农业”下乡时有一次跑到老乡家里脱光了衣服抓跳蚤，不知这算什么“罪状”。
　　其他老师的“专馆”内容要“丰富”一些，后来居上，黄老师的“专馆”还有其它班级学生来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已经不止一条了。我“揭发”的“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女儿却不能饶恕我。
　　后来的大字报越写越离谱，有的干脆在纸上随便画画，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觉得纯属浪费纸张；有的同学开始写脏话粗话骂人的话，反正随便乱涂乱写也没人阻拦你。我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好“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结束了。
　　有一位女同学写下一篇内容非常含蓄的大字报又把大家的“热情”鼓起来了，那一天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贴着“快去看2416号大字报！”引得全校师生都往一个方向走去。我赶到的时候听见人们纷纷议论着“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干的”，谁都猜得到肯定是“桃色新闻”或者“腐化堕落”这一类事，在2416号大字报旁边有人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公猪，背上趴着“高小姐”。想不到过了几天竟然听说公安局来学校逮捕了一个老师，罪名是“强奸幼女”。这老师也曾到我们班教过一年数学课，同学们于是纷纷猜测某某某、某某某是不是也“有事”，猜到最后我们那一班的女同学们都不来学校了。
　　工作组说来就来，先是找各个班级写大字报最积极的学生谈话，接着找“黑五类”的子女谈话。找我谈话时问我在“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中“算老几”，我说：“我不是，我老爸算老三”。没想到来人竟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这一班学生成分最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红彤彤的！”原来大家屁股都不干净，你臭我也臭，彼此彼此。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同学们问工作组放不放暑假，工作组没有回答，于是大部分学生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去了。我也随大流回家去等待“复课闹革命”。
　　回到镇上，按惯例得先到居委会“报到”——参加政治学习、义务劳动，表现积极者也许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工作，这是所有城镇“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居委会黄主任先给大家讲镇上的“阶级斗争”：“林的爸爸看报纸最积极，但他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私下里黄主任对其他人说：“国民党要是打过来，林带着他的亲戚肯定先砍我的头！”他也喜欢下中国象棋，跟我下了几盘，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有的同学偷偷叫我手下留情，给他一点面子，我不干，心想这种人就得给他难看才会学乖。
　　其实我不怕他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禁止打，也买不到麻将，我去砖瓦厂“偷”了一筐洁白的高岭土回家，自制了一幅“土”麻将，引得邻居们都偷偷跑来我家玩。黄主任经常吃过晚饭、到街道上吼几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反对打麻将”、“反对……”放下扩音器就直奔我家同我的父母和邻居搓麻将了。
　　街道上贴的大字报也不比学校少，有的商店被大字报封得密密实实根本不能做生意了。我的爸爸开了一间染布店，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着全家人最低的生活标准。同一条街上还有一间染布店是“公家”办的，就来我家店面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我爸爸起的店号有“封资修”的“味道”，应该“砸烂”。
　　有了学校里的经验，我知道人人都是“不那么清白的”，让自己的好友查了一下，果然写大字报者的叔父解放前当过镇长，几个朋友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摞子大字报，对方老老实实地再也不吭声了。
　　关帝宫前的“大字报专栏”“脱颖而出”，终于成为小镇“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起因是镇竹器厂厂长陈国投组织厂里的职工集中对一个“社会青年”侯斌发起总攻，挖出了侯的“狼朋狗友”大部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且还在下乡“支农”时组织过什么“竹林七贤”。但侯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家庭出身”绝对没有问题，虽然没有上过中学，记忆力却出奇的好，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这一回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了——他无所顾忌地愤笔疾书自卫还击，每一张大字报都忘不了加上几条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件件堪称“精品”，看的人直呼“过瘾”！
　　镇里派了许多人给大字报编号、抄录，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为了将来的“秋后算帐”。我也是每天吃过晚饭就直奔“最前线”看大字报，一张都怕落下。看到精彩处也抄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到这场运动结束了，写一本“运动小说”倒也不错。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走几公里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经能承受一百斤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卖，母子俩就这样辛辛苦苦每天也能挣几毛钱，或者赚几块番薯作为全家的口粮——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我都在心里把它改成“世间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宝贵的……”
　　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的七弟出生得真不是时候，竟然在这“文革”的第一年出来这个世界看热闹！我妹妹、三弟、四弟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刚出生就要送人抚养——母亲背着我们偷偷把他卖给邻县的一个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哥哥恨死了母亲。
　　同我妈妈一起卖菜的一位邻居叫“阿妹”，丈夫是个搬运工人，虽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众人一样过着苦日子。一个儿子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成了弱智，与我同岁，我初中毕业（已经差点就被“保送”去念大学了）时他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天天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念着童谣、唱着儿歌。我一听到他唱的儿歌就头痛，替他难受。
　　弱智儿的祖母有一次对我妈妈说：“我的孙子就是永远留级念小学一年级，按现在的政策到十八岁时政府也会给他安排工作的；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再好，政府也不会给他安排工作。你这么多孩子以后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呢！”
　　弱智儿的姐姐陈琦比我大两岁，小学时与我同班，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中学时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家时还是经常在一块玩。突然有几天陈琦见到我就马上躲开，好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不解，有一次见四周无人，便追上走在前面的陈琦问：“你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疯吗？”
　　陈琦答：“我妈说了，你比麻疯还要可怕！”
　　“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爱上你，一辈子可就完了！”
　　我心里想：要是她真的爱上我，我的一辈子才真的完了呢——单单照顾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让人够烦的。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急忙带着一个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都拿着锄头、粪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havemoney，Ilike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老师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他的家属和其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选举”一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亲自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勉强推出一位三代赤贫的侯施恩同学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侯的一位姑父是国民党员，但侯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少，胆子也小，哪里都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出现了，如“捍卫真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鲁迅兵团”、“挺进队”、“特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的一个邻居黄昆，这位老兄原来是削木屐的，偶尔煮点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运动”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章）又赚了不少；后来红卫兵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把“战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它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它文字都要请我的爸爸书写——我父亲的书法尤其楷书在当时可是全县鼎鼎有名的——黄昆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沾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有一次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印战旗“红卫军”，“红卫”两个字有现成的，“军”字找不到“毛体”，几个人模仿毛的笔迹在纸上乱写一通，我爸爸写的最不像，黄昆从来不曾写过毛笔字，这一回“涂鸦”竟然涂出“最像”的“毛体草书”文字出来。后来黄昆逢人就讲：“别看我不会写字，‘毛体’我可是一流！”
　　其实那时候“发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的父亲不敢“发”，怕惹是生非，他只敢在春节前几天写几张春联在街上卖，赚点钱过年——我常想，要不是卖春联的话，我们家几十年的春节都不知要怎么过了。
　　父亲偶尔偷偷代人写家书，“润笔费”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穷人家不给也行，我们家还得倒贴纸笔墨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又来“烦”父亲写信，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我看到信纸里只有寥寥几个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儿在外身体自珍。”但父亲还是按老太婆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漏的重复说了一遍，阿婆显得非常满意，末了我的父亲问：“地址呢？”阿婆急忙说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显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里人信佛很简单，拜佛却挺复杂而又麻烦，成了镇上妇女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这里包罗万象，观音、土地、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爷”、“将军”、关帝爷、关平（这里叫“平爷公”）、周仓、灶君公、财神爷、“康王公”、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海龙王，还有“普度公”、“七娘妈”、各路“仙姑”等等，无所不拜，应该算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大杂烩，也有点像印度教，万物都是神，都要拜。有人千里迢迢去山西拜关公，有人则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而且据说要连续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间断。
　　我从小就看到祖母对佛很虔诚，每年三个“观音佛诞日”是不吃荤的，但平时有吃一点荤菜，所以还够不上“菜姑”的标准。我妈妈也虔诚，但没有钱买票乘车、船去普陀山，只能在家里拜拜观音、土地和我们家几代的祖宗。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扫而光，地藏王宫和关帝宫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封资修”，连夜把佛像等转移到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康王宫本来就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镇西北的雪峰寺，红卫兵冲进寺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广培大师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被“改造”成“耕山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
　　红卫兵越来越“革命”，命令全镇的“四类分子”出门时要带黑色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样，以便“革命群众”容易“辨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情打击”。医院的“挂号单”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栏，明明白白告诉病人和家属：“阶级敌人”是不准看病的，这叫“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没有人会在这一栏上面填“地主”或“富农”字样，所以其实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现在有了“黑袖章”就不会有人“混水摸鱼”了。
　　我爸爸也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从来没有带上过——他干脆不出门，在家里看报纸，练书法。幸亏这一段时间没有得什么病。
　　第三章表哥之死
　　“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KUNMING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家庭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有一位资本家的老婆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省会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它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ΧΧΧ”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侯斌组织的红卫兵队伍联合其它“造反派”组成了“红总”（红卫兵总指挥部），侯自封“总司令”，夺了镇政府的权，把镇委书记抓出来批斗了一番，痛骂陈厂长组织的另一派（陈厂长自己不当“总司令”，却当“狗头军师”）——“红联”（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是“保皇派”。“红联”也不示弱，把镇长也抓出来批斗一番，证明自己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侯总干脆带队冲到县里去，把县长抓来镇上批斗。这县长解放初是“土改队长”，但他的爸爸却是个地主，大义灭亲的他亲自公审自己的爸爸，还亲手枪毙了生他养他的亲爸爸！据说枪毙了爸爸后，他还能骑着自行车回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骑着骑着竟摔倒在路旁的大山沟里。路人把满身是血、昏死过去的他用板车拉到我一个亲戚王医师开的诊所里，王医师救回他一条命。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暗中“保护”，王医师在历次“运动”中都毫发无损，并且还当上一个医院的院长。
　　为了表示“最最革命”，陈“狗头”带着“红联”把全镇所有“九种人”（地、富、反、坏、右、资、黑，现在又加上“走资派”和“臭老九”了）的家通通抄了一遍，我们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我爸爸早就是“老运动员”，批斗会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这一次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听到风声时躲了起来（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出逃的那一天刚刚听说北京大兴县的红卫兵把全县地富反坏右资黑全部抄斩灭门，连3岁的小孩都未能幸免），结果是我妈妈被斗得半死。
　　由于被批斗的人太多，游街时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足足占了半条街，找不到那么多的锣，“红联”的“战士们”命令他们拿着自家带来的脸盆、口杯、铁锅等会响的东西使劲敲，有的甚至拿两块石头敲打，就象当年“轰麻雀”一样“壮观”。
　　王医师也被游街，然后被勒令扫厕所。曾经留学过日本、几十年来养尊处优的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天就服毒自杀了。
　　“红总”、“红联”两派的摩擦不断升级，只要“上面”一有风吹草动，下面就蠢蠢欲动。有一次“红总”组织大规模游行，游到竹器厂旁边，把一串鞭炮扔进厂里，差点引起火灾，也差点引起武斗。
　　镇上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们绝大多数倾向“红总”，而“红联”则有工厂职工和镇郊农民的支持，陈“狗头”声称拥有“十万工农”，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我们这些“逍遥派”最兴奋的是天天有大字报看，两派互相攻讦、漫骂、挖苦，煞是热闹。各种演出也多起来了，每一场开始照例要唱《东方红》，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大会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二条……
　　演出的节目有对口词、快板、大合唱、独唱、歌舞等等，还有小话剧“老俩口学毛选”之类，印象最深的是《长征组歌》。每一次的演出最后都要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
　　渐渐地演出开始有些“变味”了，先是“红总”的宣传队在台上唱出：
　　“保皇的红联子，
　　睁眼看一看，
　　革命的造反派，
　　团结如比钢。
　　如果不投降，
　　就叫你完蛋！”
　　这一首歌第二天全镇的男女老少都会唱了。陈“狗头”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他的“御用文人”也编了一首痛骂“红总”的歌，在农村里教农民们唱。
　　我的同学、亲戚、朋友们有的加入“红总”，有的加入“红联”，也有一个家庭里丈夫参加“红总”、妻子参加“红联”的，吃饭的时候吵，睡觉的时候也吵，最后夫妻反目、闹离婚；有父、母、子、女不同派别的，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也有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
　　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两岁，长得眉目清秀、一表人才，按现在的话叫做“酷毙”了，文质彬彬的，嘴巴又甜，见到长辈就叫伯伯、阿姨，谁见了都夸奖。1966年也是初中毕业，运动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忙得没日没夜。他加入了“红总”，在里面当一个小头目。武斗火药味越来越浓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妈妈就劝他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姑母不要再让他“革命”了，二姑母不听劝告，还说我妈妈胆小怕事——原来我的二姑母年轻时也很“闯”，敢跟男人们真刀真枪地干！
　　镇里有两座钢筋水泥楼房，“红总”、“红联”各占一座当总部，各自在最高处安一个大喇叭，一天24小时播放毛主席语录歌，起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后来就经常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偷偷地对朋友说：“敌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敌人不吃的我们都吃！”），火药味浓极了。
　　有一次我到竹器厂找一位姓黄的老师傅下盲棋（中国象棋），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据说他爸爸是全县有名的竹编艺人，但黄师傅不愿意当竹匠，宁可去贩卖大米。直到他爸爸死后，政府又不让做生意，从来没有拿过竹刀的他一进入“角色”，手艺很快就超越他的爸爸，成了全县“第一把竹刀”。黄师傅和我爸爸都是中国象棋高手，但黄师傅高出一筹，会下盲棋——“破竹”、“破篾”、编竹篮和下盲棋都没有矛盾，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下着玩。
　　“炮二平五，马二进三”，我和黄师傅刚玩得正酣，厂里突然喧闹起来，只见陈厂长眉飞色舞地拿着一张传单叫着“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印一万张全镇贴！”我凑上前去，一看是“江青同志重要讲话”，其中一行字非常醒目：“文攻武卫”！黄师傅偷偷对着我说：“妲己出现了……”
　　很快地，“红总”开始发动全镇居民到溪里捞鹅卵石挑来街道上堆放起来，准备当武器用；“红联”也发动农民修筑工事准备打仗。
　　武斗一触即发的时候，部队突然宣布要来“支左”，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支左”大会在操场举行，“红总”倾巢而出，“红联”则用高音喇叭在自己的总部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唱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老百姓没有一个敢去参加“支左”大会，全部躲在家里“看热闹”。到晚上九点多钟，“支左”大会“胜利结束”，“红总”的大规模游行开始了。排在最前面的是“红总”各“方面军”的旗帜，接着是一尊巨型的土制“大炮”——炮筒用毛竹制作，下面坐着一个人用电石加水产生乙炔气，和适量的空气混合以后点燃爆炸，发出与真大炮发射时一样震耳欲聋的响声，不知道是谁的发明创造。“大炮”的后面是一对对载歌载舞的红卫兵，一面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面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倒保皇派红联子！”……队伍的最后面出现了一大队工人和农民，个个手中都拿着棍棒，有的推着满载着鹅卵石的板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红联”的总部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红联”总部的方向传来号角声、叫骂声、撕打声、哀叫声，“红联”的大喇叭不时“插播”着：“有来犯者棺木自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还击！”、“誓死捍卫……”等口号。
　　半夜时分，“红总”的大喇叭在播放《国际歌》到一半时停止了呜咽，人们都说“红联完了”。第二天早晨，只见街道上满是血迹，不时还有“红联”的人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一个个浑身是血，一路还被押送的人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红总”有一个姓张的“战士”被人打死在镇郊的菜园地里，这个消息（后来证实是真的）激怒了“红总”的全体成员。侯司令亲自带队在全镇挨家挨户搜查、缉拿“红联”躲起来的人员。到了下午，满街都张贴着“红联人”脱离组织“弃暗投明”的声明。
　　绝大多数“红联分子”早已逃之夭夭，陈“狗头”也成功逃脱，第二天就在离镇里不远的一个大队部搭起临时总部，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制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政方针”——在紧挨着镇的东西南北四个路口设四个“集贸市场”，派“巡逻队”日夜看守，不让农民进城交易，想“困死红总”。
　　已经形成一千多年的老镇自然有它长期存在的道理，这个镇子东边出鱼，西边出米，北面种菜，南面出柴草，农民们不听“红联”的“号召”，仍旧偷偷地把自己出产的东西挑到镇上，换回其它日常用品。这段时间镇上照样熙熙攘攘，生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红总”声称农民进城交易不必交“管理费”，而税务所和“市管所”的人员原来几乎全部加入“红联”，这一下人去楼空，各种税赋自然也不用交了。
　　“围困”不成，“红联”开始组织农民“攻街”，挑起一场又一场的“风波”。有一天上午正是各种生意最繁忙的时候，突然十几个农民拿着“家伙”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街道上，一时风波骤起，农民们把身上挑的东西全部倒在街道上，双手提着竹筐逃命，有一个农民刚刚买到一担尿水（当时镇上的居民家里都有尿桶，一家人一天的小便收集起来可以卖到一毛多钱，胜过一个童工的工资），听到风声赶快把尿水泼在街上，臭了一条街。后来才知道这队农民是因为买牛时被人坑了，来找牛贩子算帐的。
　　但有几次是真的打起来了。我们家就住在离“红联”总部不远的地方，是个“是非之地”，每次农民攻进来都要在我们家门外激战一番。鹅卵石满天飞，把这个地段房屋的屋顶砸得百孔千疮。幸亏那时侯全镇的“房子”几乎是“一体化”的——所有的“墙壁”都是用芦苇杆编制后涂上一层泥巴做成的，一打仗居民们就敲破这脆弱的土壁，钻到邻居家躲避，甚至从街头可以直钻到街尾畅通无阻。最要命的是仗打完了，碰上下雨，又得向邻居家借住。
　　有一次门外两派打得异常激烈，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听到几个农民骂道：“他妈的，这么顽固，干脆放把火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果然不久就听到搬柴草的声音，大家从门缝里看出去，一伙农民真的把柴草堆在门外准备点火。我和几个邻居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前几天刚刚听说有附近有一个县的县城也是因为武斗放火，烧死了几百个老百姓！
　　“红总”一听说“红联”要放火烧街，立即组织一队“敢死队”冲出，把正在点火的农民驱散赶跑了。
　　两派就这样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听说侯司令带着几百个“铁杆战士”冲出重围，要去部队（驻地）“抢枪”，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盘古开天地至今也没有听说军队的枪会被老百姓抢走的。谁料到傍晚的时候，一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每个人都挎着或扛着崭新的各种枪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有，侯司令则摆弄着一支亮闪闪的驳壳枪！
　　表哥偷偷告诉我，是“支左”部队事先把枪支用塑料袋包好沉入池塘，然后通知“红总”去“抢枪”的。原来如此。
　　“红联”不相信“红总”有真枪真弹，派了一小队“农民军”进城骚扰，刚冲到街头，就被“红总”的巡逻队用步枪撂倒了几个，急忙撤退。从此不再言“攻街”。小镇居民终于有了一段平静的好日子过，晚上也能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了。
　　“红总”老大（侯司令）、老二、老三宣布要在同一天结婚，新娘都是“红总”的女干将。连续几天“红总”的大小喽罗们都在忙着“山大王”的婚姻大事。关于这三对恋人在战火中结下“生死之交”的恋爱故事，镇上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一个比一个精彩。
　　侯司令趁机又宣布“大赦天下”——允许“红联”不管“主犯”还是“从犯”都可以自由来去，“新仇旧恨”通通不记。这一招打得陈“狗头”措手不及，“红联”原来居住在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很想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理陈“狗头”的劝阻，全都回到镇上。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商店也全部开张，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陈“狗头”看大势已去，很快地就投靠到省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八派”麾下，“红联”也摇身一变成了“八派”的一个分支。
　　“红总”自然不敢“怠慢”，也在短时间里投靠到“八派”的敌人——“战派”旗下，成了“战派”的一支“群众组织”，并加强各路口的戒备，防止“八派”给“红联”运送武器。
　　这一天“红总”在镇南面路口用路障拦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个人想把路障移开，突然“乓”的一声巨响，那人应声倒下，脑袋开花。开枪的人名叫“英哥”，事过几个月后我问英哥为什么开枪？英哥答道：“那天我刚好在玩一支新步枪，子弹已经上了腔，我瞄准那人的屁股想试试这枪的威力，没想到竟打在他头上”。死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可怜他的父母、亲戚们对他寄托了多少期望、投入了多少心血，不到一秒种就这样在古镇的街道上成了孤魂野鬼。
　　“八派”说是他们有一个人无辜被“红总”打死，立即把原来准备调往邻县参加武斗的几门大炮搬过来架在与镇子隔河相望的一个山坡上，然后派人到镇上同“红总”交涉，要“红总”交出“杀人凶手”。
　　镇里的人们用肉眼就能看到大炮对准什么地方，纷纷逃命。我的邻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也跟着父母到离小镇不远的亲戚——我的姨母家避灾。临走的时候我表哥来送行，嘴巴还是那么甜：“舅父舅母你们走好，表哥表弟也走好，祝你们平安！”我也说了一句：“表哥你要革命也不要太‘积极’，枪炮可是不长眼睛的……还是祝平安吧！”表哥的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不是噙着泪水。
　　在姨母家听到农民们讲的全是“红总”的坏话，说“红总人”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跟土匪一样”，连老实巴交的姨父、姨母都认为这是事实。他们还拿出前不久分到的“战利品”，有一匹布，两听猪油，还有一盒饼干，说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全村的“贫下中农”攻到镇上的华侨商店抢到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农民军”“攻街”那么积极！
　　住在姨母家的第二天半夜就听到镇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后来夹杂着其它声音，象过年时放鞭炮一样。姨母的邻居们高兴地谈论着“战事”：“八派向红总开战了，红总要完蛋了！”我不管“红总”、“八派”谁胜谁负，担心着姑母一家和其他亲戚、朋友、同学们的安危。
　　天亮后不久，有人从镇里带来了我表哥的死讯。母亲一听，急得就要回镇子里去，被姨母一家劝住：“现在还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你现在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兵荒马乱的，再住几天等局势稳定了回去不迟。”可是第二天我的父母还是决定回家，姨母一家也跟着一起到镇里。
　　战斗早已结束，听路人讲“红总”是从县里请来救兵——“战派”，赶走了“八派”才重新“掌权”的。刚走进大街，就听见凄厉的哀乐声传来，只见“红总”的人马抬着三具棺材在街上示威游行，上面都贴着“永垂不朽”、“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就见马克思”。不消说，其中有一具里面躺的就是我表哥。母亲一见，眼泪刷刷的掉下来了，嘴上说着：“人死了还这么折腾干嘛！”
　　我们先到二姑母家，在门外已经听到里面的哭声。进门以后，大家先哭一场，然后我的表姐断断续续讲了表哥的事情。原来我的表哥在炮声响后不久跑到楼下，再跑几步路就脱离危险了，听见楼上“战友们”的呼救声，他又折回上楼去救别人，已经救下一个，在将第二个伤员背到楼梯口时，一发炮弹在他们的面前爆炸。直到天亮以后“红总”的人上楼才发现已负重伤、昏死过去的他，送到医院以后，姑母和表姐赶去医院，医生说“失血过多救不过来了”。但表哥却还清醒，也知道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对我二姑母和表姐说：“妈，姐，我辜负了你们的栽培……”
　　母亲发表她的意见：“人死不能复生，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不要再让‘红总’瞎折腾了！”二姑母却说：“他是英雄！他应该是烈士！”母亲反唇相讥：“烈士有屁用！能当饭吃吗？”两个人吵闹着，大家赶紧劝架，我拉着母亲悻悻回家。
　　过了几天，“红总”开追悼会，宣布我的表哥等人是“革命烈士”，把操场边原来竖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五十年代已被毁，我小时侯还看到躺在地上的石碑，阴刻的九个大字苍劲有力，听说是十九路军一个军官写的，有人说它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因为它立于“七七”事变前几年）的那块地辟为“烈士陵园”，表哥他们就“安葬”在那里，上面竖着的新石碑也有一行字“革命造反烈士千古！”
　　不久以后，“造反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八派”掌权，又把“烈士陵园”毁掉，将这些“造反烈士”的尸骨挖起来埋到镇北的乱坟岗里。
　　第四章从小镇到农村
　　由于各地武斗不断，虽然报纸上天天在吹“抓革命促生产”，即使还有一些工厂勉强维持生产，但交通经常出故障，日常用品常常无法供应。先是煤油买不到了，城乡都“恢复”用食用油（花生油、茶油等）做灯油；接着是火柴短缺，让我们有幸看到古人用“打火石”点火甚至“钻木取火”的真实情形；肥皂没有了，只能用草木灰、茶枯饼洗衣服；药品也缺这个断那种，于是“鸡血疗法”、“六二六疗法”（把盐卤煮干烤成灰，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大行其道；镇上有人收购旧棉絮，弹过以后纺纱，织成“土布”，再用青黛（靛蓝）、荔枝树根等染成蓝黑色、黄棕色出售，古代的“汉装”衣裤开始“流行”……
　　邻居陈高产，跟“官府”往来多些，有时候高朋满座，有时却门可罗雀，偶尔“拿”到一些小工程，出去当当“黑包头”，赚了钱回来吃好的穿好的，香烟要抽名牌的，“飞马”、“大明珠”、“老头”、“大前门”烟壳丢得遍地都是；酒要喝“四特”、“双沟大曲”、“春生堂”的；茶要喝高级的，茶具也都是上等级的——从他嘴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铁观音”、“大红袍”、“普洱茶”。但有时候好久不出门，钱赚不到了，让他老婆到集市上摆个粥摊卖粥，他在家里熬粥。
　　陈是个“瘾君子”，一个小时不抽烟就会打哈欠，在过穷日子的时候“发明”了一种“生财”的办法——用番薯叶、龙眼树叶、番石榴叶、樟树叶和其它各种无毒的树叶、草叶，或者去茶厂捡些人家丢弃的茶梗回家煮水当茶喝，一天多小便几次，以便多卖些尿液给农民，得到的钱用来买土烟丝和土烟纸，有时发动邻居几个小孩到街上捡人家抽烟后扔下的“烟屎”，撕开去掉烟纸，再用其它纸张包装成为“烟支”吸，我常常帮着他卷制这种又脏又臭的大杂烩烟支以满足他的烟瘾。
　　陈高产有个女儿叫秀贞，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经常同进同出，我们两家有时吃同一锅饭，喝同一锅汤，我还常常同她一起扛着一大桶粥到集市上给她妈妈卖。秀贞把我当成是自己的亲哥哥，我也有同感。
　　陈高产夫妻俩有意与我们家结成“秦晋之好”，许多事情故意让我们一起去做，可惜我的妈妈却不喜欢秀贞，有一次看到秀贞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紧挨着我在玩“五子棋”，大发雷霆：“女孩子长这么大还不知羞耻，赶快回家去穿好衣服，别把我孩子也教坏了！”我听到骂声才瞟了秀贞的上身一眼，第一次发现女孩子跟男孩子真的“不大一样”。
　　陈高产喜欢我还有一个缘故——他喜欢猜谜语、玩智力玩具，他出的谜语每一次都是我最早“猜”出；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九连环”（一种古代传下来的玩具），自己解了几天解不下来，我拿过来一会儿就解开了；“五虎将捉放曹”（有的地方叫做“关羽放曹操”，一种智力游戏玩具）到我手上也是几分钟就“玩完了”；……
　　陈还喜欢同我的爸爸谈论“国家大事”、名人轶事、小道消息、八卦新闻，讲周恩来的口才有多棒，讲陈毅让红卫兵找“毛语录”里面“陈毅是个好同志”的故事，讲老蒋娶了几个老婆的故事，当然“顺便”也讲老毛娶了几个老婆，刘少奇的老婆有多漂亮，讲梅兰芳男扮女装让一些高官们看得口水直流的故事。我爸爸小心翼翼不敢多讲，要讲的话也是讲“东周列国”、“楚汉相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里的故事，但我觉得爸爸讲的故事好像都有所指，跟竹器厂的黄师傅讲的故事如出一辙。
　　陈“狗头”当上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竹器厂厂长，其他“红联”成员也大都“官复原职”。而“红总”的头头们本来全部是“无业青年”，这一次彻底失业了，又不能“重操旧业”当小商小贩，但每人都有一群“小喽罗”愿意跟着自己“干一番事业”，就利用各个居委会的名义办了几个小化工厂——东街有蜡烛厂，南街办鞭炮厂，北街生产“臭丸”（樟脑丸），西街想做肥皂，请我当技术员。我教会工人们制造纯碱、烧碱、泡花碱，再用这些碱和各地收购来的废杂油脂（“地沟油”）、松香等原料熬煮做出了质量相当高的洗衣皂，销路极好，在临近许多地方要“凭票供应”或“开后门”才能买到。
　　几个化工厂全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掌权的“八派”哪能容许昔日的敌人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好日子！于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把厂长们通通抓起来判刑，罪名是“办地下黑工厂”、“复辟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脚”，侯“司令”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其他人有的被判三年、有的被判两年。我因为年龄太小逃过了一劫。
　　县革委会主任陈知笔是个不可多得的乱世奸雄，他的口头禅也是一生信奉的教条是“材料都是人造的”，公开宣称“满清时代做官靠风水，民国时代做官靠狗腿，解放后做官靠奸宄”。据说1964年陈伯达来我们这个县“社教”蹲点时是他陪同，其时他只是县里某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善于钻营的他充分发挥阿谀奉承拍马屁之能事（有人说他用人参熬汤煮“番薯粥”给陈伯达享用，这一招深受陈伯达的赏识），陈伯达接见各地的红卫兵时曾说过“我在南方有两个狗腿子”，其中一个就是陈知笔。
　　此公看到全县各市镇大部分居民的“观点”都倾向于“战派”，对自己的“交椅”构成威胁，便想尽千方百计要“治服”这些“刁民”，却都不太“奏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甘肃省会宁县城镇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和伟大领袖“再一次”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陈知笔一夜之间想出了一条“彻底消灭城镇居民”的妙计——先是大力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说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在全县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
　　陈派出一个心腹干将名叫“许一贯”的组织了一个工作队来小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许表面文质彬彬、笑容可掬，人称“笑面虎”，办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短时间内即搞得全镇鸡犬不宁——街道上天天可以看到有人被游街示众，先是批斗像我爸爸这种“死老虎”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揪斗各种小商小贩，罪名当然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后来连在国有企业、集体单位工作的职工也开始遭殃。
　　“侯司令”的爸爸侯起在县供销社的一家食杂店当店员，这食杂店有时候炸油条卖给镇上的居民当早餐。工作队进驻以后让每个人自己写一份“罪状”上缴，否则就没完没了。侯起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自己犯了什么错，交了白卷，工作队队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审问：“你炸的油条用什么包装？”
　　侯答：“用废报纸。”（当时没有“报纸不能包食品”这种说法）
　　队长又问：“你上厕所时用什么擦屁股？”
　　侯答：“也用废报纸。”
　　“一天上几次厕所？”
　　“一般是一次，拉肚子的时候好几次也有。”
　　“那好，每天按两张算，一年七百多张，十八年你总共盗窃了一万多张报纸！”
　　于是就把侯起抓起来批斗，然后“下放”了。
　　这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做法在古镇里天天上演着，不久镇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下岗”失业了。
　　由于被惩罚、批斗的人太多，小镇直至今日还流行一种吓唬儿童的有效方法——晚上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笑面虎来了”，小孩便吓得不敢再哭。许一贯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居民们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
　　起初“上山下乡”还打着“知识青年自觉自愿”的旗号，许一贯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量词——“公岁”。起因是这样的：镇上有个五十几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光棍陈大花，是全镇居民人人知晓的“名人”，镇上几乎天天都有他想讨老婆想疯了、被一些无聊的年轻人骗了的“新闻”和笑话。在填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时，许一贯在他的“年龄”一格上填了“29”，填完后对周围的人说“像他这样的人可以按公岁算，1公岁等于2市岁！”从此“公岁”的说法传遍全中国。
　　很快地，全镇居民百分之百写下“申请书”并“强烈要求上山下乡”了。在周边有亲友可以投靠、该地公社和大队又愿意“接收”的家庭是最幸运的，否则只能到全省最穷的一个县——常田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我爸爸想起老家乐东公社还有族人，便去碰运气。起初大队、公社都不同意“接收”，因为当地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多，每年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吃国家的“回销粮”。爸爸“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让居委会、派出所写一份“遣送四类分子下乡监督劳动改造”的“勒令”和“通知”，又到县革委会盖了个章，签了几个字，乐东公社一个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不知什么“来头”，只好答应“接收”，一家人又一次因祸得福。
　　我傻傻地高兴了好几天，期待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直到有一天决定“拍卖”家里唯一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是传家宝、就是当年我冒着危险保护下来没有被红卫兵抄走、破坏的红木大衣橱，无名的悲哀才袭进我的内心深处。
　　那一天兄弟几个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大衣橱搬到操场“拍卖”。操场上人山人海，比“物资交流会”还“风光”，附近农民们都来看热闹，有的也想买点便宜货，四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我们的衣橱几乎没人“问津”——实在太旧了，不实用。等到中午总算有人“看上”，随便地卖了十几块钱，够“搬家费”了——我们一家全部家当总重量不超过两百公斤，距离又不远，租一个手推车就可以拉走了。
　　“大分别”前夕，我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们在张水晶家里聚会。“最后的晚餐”一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口袋里拿出互赠的礼品。张打开我送给他的小笔记本，见扉页上有字，就念了起来：“离乡千里去，何日杀一棋？”几个同学顿时“诗兴”大发，当场做了几首诗词。即兴之作，虽然有的“不合平仄”，不讲究“格律”，其意境却是后来再次“创作”时不及万一的。
　　我写给众人的“七步诗”是：
　　谈笑夏日晚，
　　远别秋风软；
　　故乡冬无雪，
　　寒去春又转。
　　最后一句成了同学们临别时郑重的话题：但愿今年冬天分别，明年春天就能相聚；明年聚不了，后年聚；后年聚不了，大后年……（想不到三十几年过去了，同学们再也没能全部聚在一起！）在常田县聚也好，在小镇聚更妙。
　　提到“小镇”，大家心里一沉：陈知笔前几天已放出风声，等居民们一走，就让附近的农民来拆房，把小镇“从地图上抹去”。
　　张水晶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又说出她已经重复说过好几次的话：“我是死也不会走的，他们要拆房，就让房子把我压死好了……反正我已经活够了，再活也活不了几年。”
　　大家急了，看着张水晶，张说：“不要紧，明天我那住在乡下的姑妈会来照顾她的。”
　　第二天拂晓，老太爷竟然动了感情，下起了毛毛细雨（古镇这个季节是从来不曾下雨的），操场上男女老少居民们的哭声和风声雨声交汇在一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听了也会掉泪。我送走了张水晶、陈琳、陈秀贞等要去常田县插队落户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同学，然后回家收拾“行装”——我只关心那几本化学化工书籍，用一个大麻袋装好，其它“家私”也只用一个大麻袋装就够了。租了一辆手推车，全家人就一起推着车步行十几公里到乐东公社乐西大队种田去了。
　　陈知笔“消灭城镇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来小镇“取经”，回去也着手“开展”起来。湖南的行动较快，在短时间内已有几个城镇做好“坚壁清野、准备打仗”的前期工作了。
　　乐西大队男人几乎全部姓黄，林姓是“少数民族”，只有五六十人，还不够一个生产队的编制，集中在14队，这个队人均土地更少，“大跃进”的时候，这里还有“中队”的编制，后来的11、12、13、14队都属于“第五中队”，四个生产队人员穿插混居在一起，不象大部分农村生产队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离得较远，泾渭分明。我们一家被安插在13队里，这个队的社员本来都姓黄，但没有人计较“姓氏”的差别——几百年来，林姓同黄姓已经不分彼此，彻底“同化”了，只是在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才想到姓氏不同的“好处”，因为以前同姓是不能结婚的。林家叫姓黄的高辈份者“某某伯”、“某某叔”，姓黄的年轻人叫我的爸爸（虽然是“阶级敌人”）也是“某某伯”、“某某叔”，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里的“阶级观念”要淡一些，“阶级斗争”看起来也不像古镇那么“尖锐”。
　　我们家租了2间房住，每个月租金3块钱。屋主领着我们到房子前面，一股强烈的牛粪臭直扑过来——原来这2间房是牛棚！上午几头牛才刚刚“搬家”，我们就入住了！房子破陋不堪，大概是前清的“文物”吧——后来生产队分给我们一块菜园地，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人们都叫那块地为“衙门地”，据说清代就是“乐西分县”的衙门——我们在挖地准备种菜时果真挖到巨大的花岗岩地基——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物，但我们不敢动它。
　　把牛粪和厩土清理干净以后，简单地支个灶台，用土坯和邻居们送的几块木板架起“新床”，一个六口之家的“窝”就这样搭成了，虽然还得忍受几天牛粪臭味的折磨，但我们一家人都已经心满意足了！邻居们非常热情，有的送菜，有的送柴草、盐巴、煤油灯，屋子里开始有了生气。
　　第二天，我正式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队长安排我“挑水肥（人粪尿）”，从生产队“公共厕所”的粪坑到田里差不多两公里，大概是想试试我这城里来的“长期吃闲饭”的“白脸书生”吧，谁知我一声不吭，跟其他“强劳力”一样一天完成了6担的任务（来回得走二十几公里路程，一半时间挑着重担），回来的路上还不时蹲下来玩一玩路边的小草，有几次社员们还以为我肚子疼呢。
　　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政治评分”，我早就知道这种“工分差一厘，吵到鸡欲啼”的农村“夜生活”主要内容，这一次是身临其境了：按惯例人到齐了队长宣布“政治学习”开始，还要点名，迟到、早退、缺席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扣工分）；接着由“政治队长”带领大家“读”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再念一篇当日报纸的重要文章（主要是“两报一刊”社论），然后才“言归正传”——“评”工分。“强劳力”（会犁田、耙田的）10分，次者9分，女的“强劳力”即使会犁田耙田最多也只能“评”到8分（极其明显的重男轻女，我曾经问过队长“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男人当然要多些，不然怎么有钱讨老婆？”），这都是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得到的待遇，“中农”成分要扣一分，“上中农”再扣一分，“四类分子”（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最多只能“评”到5分！
　　我今天的表现特好，被“评”了8分，跟女队长“同酬”——她今天挑的“水肥”同我一样多，与她相比我觉得并不吃亏。
　　第一天没有看到“评工分”争吵的现象，我觉得有点“遗憾”。时间还早着，社员们开始注意到我这个“新农民”了，我拿着当天的报纸，看到一整版的“革命历史歌曲”，哼了一句“到敌人后方去”，没想到“政治队长”突然建议我“给大家唱一曲怎么样？”所有的人都鼓掌起来，我不敢违命，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其实我还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呢，只是听爸爸哼过，就按照报纸上的歌词唱出来，获得满堂喝彩。队长干脆让我教大家唱歌，从此我就成了队里的“教歌员”了。
　　生产队里有7个“队委”：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员，仓管员，记工员。老人们说，这已经超过清朝一个县“衙门”官吏们的“编制”了——县“衙门”有县官、师爷、通判、捕快、押司、狱长等，其余（衙役等）都是“临时工”。我是“教歌员”，被社员们揶揄为“老八”，算是“编外干部”吧。
　　也许是因为“老八”的缘故，我天天享受“8分”工分的待遇，始终未变过，再加上后来县“四面向”通知每个知青一个月发8元钱生活补贴费（发了几个月又没有了），我自诩为“三八农民”。
　　队里的老农和“强劳力”们好心要教我学犁田耙田，说学会这活可以多挣工分，我每一次都借故推脱不学，其实我压根就不想呆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
　　就在我插队落户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天字号”的“反标”事件，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乐西小学五年级的“红小兵”黄澎湃上厕所时看到墙壁上有一行字“打倒毛主席”，敏感的他立马报告大队部和驻队工作组，并说“肯定”是自己的语文老师黄汉中（按辈分算还是澎湃的叔叔呢）写的，因为他进厕所时，黄老师刚好“鬼鬼祟祟地走出来”。工作组张组长原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见此立功的大好机会，立即把汉中抓到大队部“审问”，叫汉中写几条标语“辨认笔迹”。写完以后，看到的人都认为“一点也不像”。大队长黄金标说：“一个老师要写‘反标’的话，是不会这样写的，因为‘毛主席’是‘尊称’，‘反标’里很少有‘主席’这种称呼的。这可能是小孩子或者弱智的人写的。”澎湃说：“我老师很会写字，各种字体都写得出来”，并信誓旦旦地说他“曾经”看过老师在黑板上写过这种字体；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老师”是“非常狡猾”的，“别看他平时很少说话”。
　　一生老实巴交、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汉中在张组长等人的淫威下很快就“招供”了，几场惨不忍睹的批斗大会后，张亲自把汉中押送到县公安局“正式逮捕”，县法院在极短的时间里来乐东公社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布判处汉中十年有期徒刑。张立了大功，很快就升官到异地上任去了。
　　省报以醒目的标题“乐西红小兵在前进”、大篇幅的文章详细报道了这件事，澎湃也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人物”（这澎湃果然是个“人才”，念完书后走上社会很快就当了官，而且“官运亨通”，直至今日）。
　　可怜汉中的老婆天天以泪洗脸，但每天还得照样出勤挣工分养家糊口。我看到她时不知为什么总要想起鲁迅笔下《祝福》里的祥林嫂，虽然她几乎从不说话，但潜台词分明是“我真傻，真的，那天早晨我不应该让他上厕所……”
　　汉中的堂弟汉兴有一次在田里突然偷偷问我：“你是城里来的，见识要广一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要是犯错误，自己去自首，是不是会判得轻一些？”——他看起来把“犯罪”说成“犯错误”了。我马上猜到“反标案”一定与他有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汉兴智商明显偏低，也许乱讲，我只能说：“这话你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起，要惹麻烦的！”汉兴果然从此三缄其口了。
　　（5年以后，我已离开此地，听说汉兴又同别人讲起这话，终于被抓入狱判了8年徒刑，而他的堂哥汉中被枉关了几年放了出来。已经在省里做大官的“张组长”立即到乐西大队看望汉中，讲了许多“道歉”的话，大意是当年“阶级斗争”抓得紧，“不得不”这样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等。汉中一句话也不吭，半年后得了肝癌死了，张热心地帮汉中的女儿“补员”到附近一个小学里教书，乐西大队的人们都称赞他“有情有义”！）
　　队里的年轻人较多，男女各半，都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学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讲起话来大多数水平实在令人“不敢恭维”，而且几乎都“出口成脏”，真要考究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敢听了，更“绝”的是大多数女青年也一样，把“那活儿”挂在嘴上“脸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觉得害臊。
　　我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业余活动”也走不到一块，这些青年只会打扑克，讲下流话，晚上去偷鸡摸狗。开玩笑也只能开一些低级趣味的话题。有一次有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叫我一声“舅舅”，我一愣，正想着他是谁呢，旁边的人都笑了，说我“至少有一个姐妹”是他爸爸的“老婆”或情妇，不然他怎么叫我“舅舅”呢？这种“笑话”他们天天开着，但我却永远笑不出来。
　　这里的社员们最喜欢用人们的“姓”来开玩笑，据说姓黄的是“牛”，姓杨的是“羊”，姓侯和姓刘的都是“猴子”，姓陈和姓潘的是“狗”，姓林和姓李的是“猪”（后面这几个动物怎么跟姓氏攀上关系，我一直没弄明白，社员们也说不清楚缘故），等等。谁讲话时不小心，比如我讲故事时要是说到“猪八戒”，他们便笑得死去活来，说我“忘了自己的祖宗”。这种玩笑偶尔听一次还可以，天天开这类玩笑就没有什么“味道”了。但他们乐此不疲，并把不懂得或者不介意开这种玩笑的人们看作是“傻瓜”、“笨蛋”。
　　有一次我在田里心血来潮竟对着他们讲“科学种田”，不知不觉讲到美国的现代化农业，言语之间不乏赞美之词，几个敏感的青年说我“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是“现行反革命言论”，准备就在田头“批判”我。我利用上厕所（我从来不敢象当地人那样随便蹲在田里“方便”）的时机溜掉，又逃过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绪万千，可怜自己的“对牛弹琴”，更可怜这些听我“弹琴”的“牛”——比牛还可怜！如果全国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在乐西村最边远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上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后，我回队自告奋勇向队长要求去参加修建水库，得到“恩准”。几天以后回来，风平浪静，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论”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队里有一个同龄人暗中一直在帮着我）。但另一件事接着又发生了：
　　我妈妈每天3点就起床“磨番薯”，大约天亮时可以磨出十几斤番薯浆，用竹萝和布袋滤出淀粉，上面的渣就是大家一天三顿的食粮了——早晨吃的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饭”，晚上向一个磨豆腐的邻居要点下脚料就可以“享受”豆腐渣和番薯渣合做的“双渣饭”了。吃这种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钱也不用花，因为把滤出的淀粉晒干卖掉刚好又可以买来足够“制造”这些淀粉的番薯了。母亲用她每天早晨辛勤的劳动不但换来全家的一日三餐，还经常“施舍”同样贫穷的邻居们，甚至包括一个经常偷鸡摸狗的小偷。
　　队里有一个单身汉、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三十几岁还不能“成家立业”，有时中午懒得煮饭，睡一觉就饿着肚子“出工”。我母亲看他可怜，常常叫他来“白吃”，吃完走人，从来不曾听他说一句“谢谢”或类似的话。这一天他刚从我家吃了“薯渣饭”出门，迎头碰上同队两个无赖——一个绰号叫做“臭头痞”，一个绰号叫做“汉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那几个青年其中的两个，问他“跑到四类分子家去干什么？”他如实回答了。当天下午，大队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四类分子家属×××（我妈妈的名字）用小恩小惠拉拢贫下中农……”母亲听了，气得直掉眼泪，父亲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做坏事，随它去说好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单身汉不敢再来“白吃”，但第二年我母亲还是叫他来吃了几次。）
　　这件事很快传开，连公社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公社领“木材票”（上头又来了新政策，每个知青供应1立方米杉木“盖房子”——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公社也没有想到要盖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钱买杉木和其它建筑材料，后来干脆把“木材票”跟农民换大米吃了）时，“四面向”办公室里几个人问我：“自己饿肚子还要施舍别人的就是你们家吗？”
　　第五章谁教育谁？
　　“臭头痞”名副其实“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里面”的鬼点子也跟外面一样多，虽然人长得丑陋不堪，去铁路上做了一年民工竟娶了一个标致的老婆回来。不过这“美女”只跟着他半年左右，就又跟别人跑了。他又娶了一个姿色“差一点”的老婆，这个老婆比“臭头痞”还凶。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喝了“敌敌畏”，虽然到医院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半身不遂的残废，“臭头痞”只能养她一辈子。
　　“汉奸”长得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有点猥琐，贼头贼脸的，让人看起来不舒服，所以熟悉他的人按他姓名“汉工”的谐音（南方人的念法）叫他“汉奸”。据说他“长大成人”的那一阶段是个放牛娃，经常欺负、猥亵其他放羊、放牛的女孩子，后来女孩子们联合起来不知怎么的把他搞成“终生阳痿”。他的老婆结婚以后才知道此事，大骂这些女的“不人道”，害她“守活寡”。此人最拿手的是“盗墓”——全公社哪里有“无主”之墓（明、清、民国的都有）他都知道，早先是半夜三更去挖，后来经常在白天也敢动手了，他声称这些墓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挖白不挖”，还美其名是“破四旧”呢。他的胆量也够大，敢钻进墓里寻找贵重东西，找不到值钱的也不要紧，把坟墓上所有有字没字的墓碑墓桌全部用车拉回去，卖给别人用来建猪舍，或者有人要盖猪舍，他去“承包”（包工包料）也能赚不少钱。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农民的话）也只有他才敢做。
　　前面提到那个与我同龄的回乡知青叫“阿伟”，是一个“私生子”——他妈妈是产科医生，做的好事在整个大队有口皆碑，丈夫在同他一起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阿伟的哥哥）以后不久就去南洋谋生，从此没有再回来过。阿伟是在他“父亲”走后几年才出生的，真正的父亲只有阿伟的妈妈知道。但这并没有影响阿伟的“前途”，认识阿伟的人私下里说“私生子特别聪明”也丝毫没有恶意或贬义的成分。从小学到中学，阿伟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当当，是我在乐西大队几年里唯一可以“说说话”的好朋友。也许受了我的影响，阿伟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化学教师，又当了几年校长，现在在教育局当官，仍然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整个农忙期间我干的农活最多的是“挑水肥”，干这种农活时我是“乐在其中”，除了一天6担的“定额单干”我可以利用“回空”的点滴时间研究路边的小草，另一种“接力赛”（每个人挑一段距离然后换别人挑，回头挑着空桶走一段再换挑装人粪尿的重担，担子不必停放在地上，干这活也挺累的，有时甚至要小跑）似的干法也令人“回味无穷”——“挑水肥”的人女多男少，排在我前后的几乎都是女人，长得标致些的女孩子尤其是清梅和秀美俩（后来我发现她们经常有意排在我的前后）同我“接肩”的一刹那那种肩膀与肩膀摩擦的触电式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激动几分钟，而且有时还可以利用“接肩”前后一点时间同她们说上几句悄悄话。也许是我“脚踩两只船”的缘故吧，清梅和秀美都没有和我“对上”，秀美后来嫁给我的好友阿伟。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3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1958年大跃进、1964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乐西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
　　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整个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呢！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5年不成，10年；10年不成，100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
　　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照样一天拿8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有一次听到广播里叫喊着：“热烈庆祝范飞治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范飞治当人大代表，我们贫下中农一百个放心，一万个支持！”、“范飞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我偷偷问一个大队干部：“这范飞治何许人也？我们什么时候选她当代表了？”对方狡黠地笑着回答：“你还不知道？县革委会主任的情妇，跟陈知笔睡过几次当然有资格当人大代表了！”
　　这一年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大队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大任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乐西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大任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
　　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番薯吃，才不至于饿死。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只要送几个大番薯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
　　（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这种发酵饲料了。
　　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白僵菌”（治松毛虫用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四十年前农民们把我们看作是“神”——我们说相思树的段木可以种菇，全省的相思木头立马涨价；我们说番石榴树的枝干粉碎可以做各种真菌的“培养基”，第二年番石榴果实都不容易买到了。
　　我把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入！
　　在这个小小的“实验室”里，我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
　　“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早稻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却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
　　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1分钱计算”，我们家四个“壮劳力”干了6个月挣得5000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50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
　　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谷子，总算解决了吃饭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一个强劳力干一天还要多！
　　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的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又向记工员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2000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
　　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附近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植物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有哪些性能、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因为在所有的学员里我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100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已经可以用一包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现在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1000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热烈欢迎。
　　有一天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一种宝贵的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蛇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5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
　　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们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下大雨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说“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校长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第二天大家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大家：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死人还会“找替代”，大家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
　　一只小小的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一行人又忙着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大家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有人尖叫起来：“陈老，你看那是不是‘钩吻’？”陈老医师走近一看，果然是。这“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下命令要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人们都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了，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断肠草”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提高消化道的耐毒性能，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钩吻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溪（小溪尽头肯定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好像“特别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说明来意，同过去的几天一样，大队长还是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老师和学生正放暑假。
　　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我们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坐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
　　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客人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们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五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两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公社卫生院。我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在那时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在一个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它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我们这里招收了两个女学员，男学员们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三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学习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
　　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生产队了。）
　　“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回到生产队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我来说“打击”并不大，只是有点“遗憾”。我白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家里的“实验室”研究植物——我已经认识了两千多种植物的名称及它们的药性、功能等，自学的化学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便用各种“土办法”提取这些植物根、茎、叶、花、籽、果的有用成分，并进行初步的利用设计。
　　到山区当代课老师之事，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只好作罢。
　　托老天爷的福——我插队的第二年春耕时碰上“倒春寒”，虽然秧苗冻死了不少，但有经验的老农说：“早烂秧，谷子涨破缸”，这一年夏季粮食果然大丰收，市场上“黑市”大米每公斤三毛二，比国家“牌价”高不了多少。公社党委书记在每一天晚上的“联播节目”（每个生产队都得按“政治任务”组织收听）里大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号召办大食堂，“准备大踏步走进共产主义”。队里几个年纪较大的农民却心有余悸，向队长建议利用房前屋后多种瓜果：“万一再出现10年前的饥荒”，“瓜菜代”有备无患——10年前这里流行着一个民谣，至今孩子们还在念着：
　　天公下红雨，
　　大水淹田土；
　　政府来救济，
　　救济救干部。
　　真正的农活我其实掌握得并不多，但插秧却是我的“拿手好戏”，可以一口气在田中央插上100多米长的秧苗成一条直线，不必站起来（实际上站一次，秧苗“线”就要弯一次）。锄头活我觉得最难学，如果让我“锄花生”（在花生地里除草的农活，队里把它叫做“锄花生”），我会真的把花生都除（锄）掉。
　　有一次干的农活是“劈田埂”，我一锄头劈下去，一窝蜥蜴窜出来，我吓一跳，队里的农民们围过来把它们全部活抓，将小蜥蜴放在手心拍打变成红色，生生的吃了，他们说生吃小蜥蜴“补身体”，我看得目瞪口呆。肥大的母蜥蜴被熬成汤，每个人中午时都喝了一小碗，味道确实鲜美。
　　“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日”我如约参加，向生产队队长请了一天假，拿着“准假证”到大队部打了一张“路条”。大队文书把我的姓写成“黄”，我也不计较，反正我奶奶姓黄，妈妈也姓黄，以后自己的“老婆”也极有可能姓黄，无所谓。走了3公里到车站买到两毛钱的车票，等了两个小时车不来，干脆走路到古镇，浪费了“准假证”、“路条”和车票，而且拐到车站还多走了2公里，想想真不合算。
　　走到小镇时天已经黑了，去常田县插队的同学少来了3个人——一个老爸刚饿死不久，还在“丁忧”；一个凑不到路费，来不了；还有一个女同学被大队支部书记强奸，无奈嫁给书记的儿子，“无颜”来见老同学。
　　张水晶家附近的房子已经被农民拆了种菜，不久就要拆到他家了。聚会笼罩着一层阴影，以前每一次聚会嘻嘻哈哈的景象不见了。有个同学说他春节时贴的对联是：上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联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横批是——谁教育谁。
　　不知是哪个同学从包里掏出了两本手抄书《第二次握手》和《少女日记》，大家传阅着看，气氛才慢慢好一些。
　　张水晶开了个头，同学们轻轻地哼（后来变为唱）起了《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长虹似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陷在偏僻的异乡。
　　让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腮上的泪，去掉心中的忧愁心中的悲伤。啊！……
　　心上的人啊离别了你，去向远方，爱情的花朵长埋在彼此的心上。
　　跟着那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沉重的修补地球，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我的命运啊。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来到！
　　唱完之后，张水晶当场挥笔写了一首“自由诗”：
　　茫茫的长夜，
　　辛酸的眼泪，
　　昏暗的油灯，
　　陪伴着孤影，
　　只听见窗外秋虫在哀号！
　　流萤在檐前穿飞，
　　冷风飒飒地呼啸，
　　异乡是多么凄凉，
　　多么凄凉！
　　我迅速谱上一个忧伤的曲子，含着泪同大家一起轻轻地哼了一遍，觉得“还可以”，于是每个人都抄下来回去学唱。不久这首歌在我的同学圈子里传开，幸亏传得不远，否则我早晚也跟《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一样倒霉——当时已经在“追查”《南京知识青年之歌》的作者了。
　　第二天下午回到生产队，刚好来得及参加晚上的“政治评分”，却被队长训斥了一顿，说我“超假”——我只请了一个下午和一个上午的假，拿出“请假条”给众人看，只见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我们的同志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兹请假一天，明天归队。下面是我的签名和队长的“同意请假”4个字，没有日期。
　　我说：“现在还不到明天，我怎么超假了呢？”社员们都笑了——笑队长被捉弄了。队长恼羞成怒，强行扣掉我一天的工分（8分）。我一肚子气无处发作，借着后来教歌的时机发泄不满，故意教唱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唱段“管叫山河换新装”，按惯例我先唱一遍：“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我仇恨满腔……”
　　那天晚上刚好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下基层“采风”，走到我们生产队队部门口，听到有人唱京剧，就在门外站了几分钟，等我唱完了叫人请我出来谈话：“你唱得很好，有‘京味’，尤其是那句‘激起我仇恨满腔’唱得慷慨激昂，很有激情”。我说：“我被扣了工分，心里有气，唱这一句时故意提高嗓门对着生产队长吼的！只可惜对牛弹琴，他们也不懂。”
　　谁知这位“京剧大师”竟说：“样板戏就是要这样唱才有感情！”
　　文宣队队长又询问了几个问题，包括我家庭的情况，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已经有“赤脚医生”的前车之鉴，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就老实对他说：“我出身不好，宣传毛泽东思想肯定不够格”。趁早让他打消当“伯乐”的念头。
　　第六章情窦初开
　　与我一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邻居女主人叫李秀真，虽然“家庭出身”是“下中农”，却因为丈夫是11队的会计员，加上娘家比较富有，经济比我家好多了，从我们一家刚搬来住的那一天就对我表示好感，偶尔煮点好东西也叫我去吃，我每一次都是狼吞虎咽，她总是说：“慢点吃，还有呢。”刚到田里劳动时我不习惯走田埂小道，经常摔交，回家后都是她给我涂药、安慰，还骂政府“怎么让这样嫩的孩子也来农村受苦？真是罪过！”她的身体很弱，据说几年前动过手术切去了一个肾，所以脾气不好，常常骂人，惟独对我从来都是体贴入微，问寒问暖，我对她的感觉就同亲妈妈一样。她的丈夫对我也很好，甚至想教我学会计知识，说是以后当个生产队会计员也不愁吃不愁穿。可是我不想学，让他觉得很遗憾。他们膝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在我成为他们的邻居前刚刚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二女儿小月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但并不娇生惯养。
　　我和小月两家“分”到的菜园都位于“衙门地”，紧挨在一起，中间连分割的篱笆都没有，只有一条灌溉用的小水沟作为“界线”。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只要我傍晚时分去挑水浇菜，总看见小月随后也到。我把菜浇透了，她也刚好“停工”；我蹲在地里拔草，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拨弄菜苗。终于有一天她带来一本精装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送给我，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宝贵的礼物了！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铅笔画了一个“井口”，旁边写着：“今晚8点”。我心领神会，心跳立即加速起来。回家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到附近小街上的小百货商店里“挑选”了好久才找到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刀，价格同我口袋里装的全部家当相等。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才向着“井口”走去。
　　这“井口”指的是我们的菜园地旁边一口半干涸的水井，据说当年县太爷就是用这口井的水泡“铁观音”茶的，算是“官井”，但现在废了，干旱时已经没有水，下雨天有水也是浑浑的，不能食用，只能洗衣浇菜。井口直径很小，比故宫里的“珍妃井”大不了多少，只容一个小水桶下去打水。
　　我们两人几乎同时到达“井口”，我拿出小指甲刀送给小月，小月接过去一看，显得异常兴奋，连说：“太漂亮了！还有牡丹花，这花我最喜欢了！你真会买！”其实我买东西是最笨的，根本不会挑选，刚才买这指甲刀看上的只是上面有一朵牡丹花而已。
　　那个晚上的月亮好象特别圆、特别大，对了，那天是中秋节！月光把“井口”周围的景色全部镀上一层银。两个人站在“井口”旁边，四周都是两米多高的“金光菊”（学名“肿柄菊”）围着——天生一个幽会的好地方，小月不知什么时候发现这地方的？
　　“金光菊”花朵很大，象葵花一样，香味浓，我喜欢它。但也许是气味太浓烈，这里的村民叫它“臭菊”，很“贱”——春天时随便摘一枝条插在地里，不久就长成一片小树林，可以做绿肥，也可以当菜园子的篱笆。
　　我以“金光菊”为题材，对着小月发表长篇大论。渐渐地，发现小月对这样的话题好象不太感兴趣，赶快打住。我转弯抹角地问她的“理想”是什么，方知她的“理想”是吃的好一些，穿的不比别人差，在村子里不被人瞧不起，如此而已。这就是一个“回乡知青”的“抱负”，我很想“开导”她往高一点看，试探了几次，枉然！
　　小月也问了我的理想，我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不能成为‘大人物’，也总要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吧，要不然到临终的时候，回忆一生碌碌无为，后悔不及。”这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影响。
　　小月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但又觉得这样做很难，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有话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
　　这种“沉重”的话题严重影响了约会的“质量”，弄得两人情绪都不好。我干脆把话题岔开，谈“风花雪月”、“吃喝玩乐”，天上的飞禽，地上的虫兽，花草鸟木，无话拣话讲，心情轻松多了。
　　渐渐的，我注意到小月最喜欢谈的话题是“人”——身边熟悉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番评价，评来评去，她开始“评价”我的母亲了：“你妈妈年轻时一定很漂亮。”
　　我回答说：“当然，她‘待字闺中’时是在厦门，一天到晚没事就看报纸，看看思明电影院又放映什么新片子了。”
　　小月故意说；“这跟漂亮没有关系吧？”
　　“我看过她在厦门时拍的照片，确实太漂亮了！烫着头发，穿着旗袍，又透着几分洋气。”
　　“一个厦门的千金小姐，现在却那么能吃苦，实在不容易……她怎么会嫁给你爸爸呢？”
　　“我伯父当大官，我外公是大地主兼大资本家，有钱跟有势结合。”
　　“外公我见过！”小月突然巧妙地把“外公”前面的“你”字去掉了：“前不久他来的时候，我在路上就看见他了——外公手上拿着一捆可能是半路上检到的柴火，看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他还花了不少力气把石头搬掉，说是怕晚上走路的人不小心摔交——真是好心的老人。”
　　小月开了头，我也就只能把双方亲人前面的“你”、“我”都去掉了：“外公一辈子做的好事说也说不完。听妈妈说有一回外公回老家刚好遇上家族开会，两个同姓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违反了族规，族人决议要把这一对年轻人‘沉塘’处理，外公说‘沉塘’不如‘沉海’，就说服族长把两人交给他‘解决’。到了厦门，外公买了船票托朋友把两人带到新加坡去了，后来两人做生意发了财，直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来信问候，有时还寄点东西给外公。”
　　多次提到厦门，小月突然扑闪着眼睛说：“听说厦门风景很美，真想能有机会去看一看！”我说：“以后我一定带你去玩。”
　　生产队有几十亩梯田离村里较远，农忙时为了抢时间多干活，队里经常安排全体人员就地午餐，当然是吃“阿公”的，虽说只是“粗菜淡饭”，但对还在饥饿线下挣扎的人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打牙祭”了！仓管员对我说，如果全是男社员，每人只要吃14两（约430克）大米，有女社员的话，每人就要吃1斤2两（约570克）大米，我不解其意，但实践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问了妇女队长才解开这个谜：原来女社员们在家里吃的都比男社员们更差，又难得吃一顿“阿公的”，一有机会当然要吃到“撑破肚皮”才“放手”。
　　梯田有许多烂泥地，就象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看到的一样：人不小心踩在上面会越陷越深，如果没有旁人及时拉起的话，是不可能自救的。但“老社员”们却最喜欢利用烂泥地来作弄“新社员”，而且乐此不疲——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陷进去，面对死亡威胁时露出的恐怖，人们幸灾乐祸、狂笑不已、手舞足蹈，比中彩还高兴！我多次被骗，对这种充满低级趣味的“游戏”深恶痛绝。如果是别人被骗的话，我会提醒他（或她）注意，对已经陷入泥地的，我会马上冒险拉他（或她）上来，但这样做势必得罪大多数人，他们觉得“好好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毁在我的手上，有时还会拳脚相向，转移“惩罚”目标。
　　烂泥地里更可怕的是蚂蝗，被叮上了即使上岸把它揪出来，还要流不少血，据说把蚂蝗“碎尸万段”埋在牛屎堆里，第二天便可在里面看到成千上万个小蚂蝗！
　　蚊子也是吸血虫，在这里不管白天黑夜蚊子都咬人，从来不“下岗”，上厕所成了我最惧怕的事：厕所里的蚊子大得吓人——相信“云南十八怪”里“三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菜”在这里也是真的——每一次如厕时屁股都会被蚊子咬得肿起来，人几乎要窒息，走出厕所后还会痒痛半个小时；晚上睡觉时蚊子搅得全家不得安宁，又买不起蚊香，有时实在受不了只能出去爬树采些柠檬桉枝叶回到家里到处甩打或者混合谷糠熏燃，虽然可以驱出一些蚊子，但臭味还是让人难以入眠；有一次我在一片栗子林里除草，被一种小蚊子（蠓）叮得全身肿起来，过了几天才消肿，现在回想起来还会恐惧。我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本地农民就不怕蚊子呢？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带手表，歇工时间不好掌握，惟独在梯田这一片地里劳动时好办——有两个方法可以确定时间：一是不远处有一条公路，只要开往某某地方的班车经过，再过“一拨烟”（农民们用粗纸把自制的黄烟丝一小撮卷成喇叭状，再用打火石擦出火星点燃黄麻秆，吹出火来点烟，吸抽烟气，整个“流程”大约20分钟。我曾经问过老农：吸烟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答曰：他们“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时间就可以停工吃午饭了；二是只要听到附近部队拉练回来大声吆喝“一、二、三、四”时，我们也就可以跟着歇工了。
　　有一次我跟路过的一位军人开玩笑说：“你们为什么每一次吃饭前都要吆喝一、二、三、四，是不是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帮助消化？”
　　那军人（后来我才知道是个连长，那个时期部队没有军衔，官兵不分，很难辨认）笑着回答道：“我们要不这样叫喊的话，你们干到天黑都不知道歇工！”原来他早就知道农民们的秘密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玩笑，我竟然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他的连队跟我所在的生产队成了部队和公社“军拥民、民拥军”的第一个典范！
　　其实我同连长交朋友的“动机”很简单——部队经常放映好看的电影，我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然后偷偷告诉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看。有几次先告诉小月“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各自再邀几个朋友，一大群青年结伙同去——那时侯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还不敢走得太近，其实朋友们大都心里有数，只是不“揭穿”我们罢了。
　　当农民最难受的是没有零钱花，要赚钱就得想方设法去当民工，象我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即使找到当民工的机会都不允许去。记得队里有个叫做“阿臭”的青年“找后门”终于有机会去铁路当一年民工，他妈妈高兴得把家里腌了一年的一缸咸余柑全部拿到生产队队部给大家分享，感谢社员们给他儿子“发财”的机会！
　　有一天连长偷偷告诉我：“杉眉水库库底居民移民即将开始，我们连队奉命调去协助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保卫工作。据说指挥部还要吸收20个临时工，你们队里有人要去吗？”
　　那时已经是农闲时节，我到队里一说，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想去，虽然队长宣布去水库“赚”到的钱一律充公，去的人记工分（我仍旧每天8个工分！），报名的人还是超过20个，只好用“抓阄”的办法产生20个要去的名额，我当然不用“抓阄”了。“抓阄”的结果7个队委走6个，只剩下一个妇女队长“留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连“抓阄”也做了手脚）
　　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就在乐东公社附近，即将建成的杉眉水库和水电站是全省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把一个全县面积最大的公社几乎全部淹没，移民十几万，成为政府最头痛的事情。指挥部设在水库中心位置的一个小学校里，部队住东边原来教师们住的宿舍楼，其他人员住西边的教室。
　　我们这些“临时工”的工作起初是“撬门窗”——移民们刚离开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去把房门、窗门等等木的、铁的“值钱”的东西弄回指挥部的一个临时仓库里，以防被“靠边站”的村民“偷”走。这工作注定要与当地民众闹矛盾，一碰面他们就叫：“鬼子进村了！”——这个比喻倒是非常形象，他们搞“坚壁清野”，我们则实行“三光政策”。为了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指挥部的人们得与“原住民”周旋、斗智“斗勇”。
　　在指挥部“工作范围”内有两处列为“重点保护单位”：一是民国时全省最大的军阀陈海的“老巢”，他的住处倒也一般，唯一不同的是在他的客厅下面挖出了几百条生锈了的枪支和几十箱子弹，这早已在指挥部的意料之中，但几栋钢筋水泥结构的碉堡和军营却让人们大开眼界而又大伤脑筋，为了“回收”比较值钱的钢筋，也为了今后水库里行船的安全，动用了部队的枪、炮、手榴弹、炸药包，同打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差不多，只是没有敌人；二是曾经因为一出话剧《九命沉冤》而闻名中外的大地主陈亮的一排三栋“大厝”（闽南四合院），我在念中学的时候看过这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现代话剧，心想这个大地主的房子一定比刘文彩的“收租院”还壮观，进去看了以后大失所望，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什么金银财宝、枪支弹药，“水牢”、“刑堂”等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赞叹话剧的作者吹牛之功实在是高！
　　“指挥部”人员虽然不多，但“官”大——省直单位，“总指挥”据说相当于副专员，是个“南下干部”，山东人，姓张，人很耿直，正派，不贪财。不知为什么我很快就跟他成了“忘年交”，从他的嘴里“挖”出了不少干部堆里的丑闻，同《官场现形记》描写的差不多——原来我以为当官真的是“为人民服务”呢。
　　张的得力手下——一位姓汪的副总指挥就贪得无厌，我亲眼看到每天找他“批”各种“回收材料”的人们大包小包地送给他东西，他照单全收，从不“客气”。我把此事告诉张总，回答是：“你太天真了”。
　　既如此，我也就熟视无睹了，常常把人家送给汪副总的礼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高贵的铁观音茶泡给大家喝，名牌烟给大家抽（我不抽烟，但喜欢看他们吞云吐雾），好酒晚上配花生吃（我也不喝酒，但喜欢闻酒香）。汪副总并不气恼，反正有的是。终于有一次让我看到汪把这些好烟好酒好茶卖给他的一个亲戚——我干的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己也说不清。
　　这地方的小青蛙很多，一到晚上，指挥部四面蛙歌，甚是热闹。于是我吃过晚饭就多了一个活动——钓青蛙：只要用一条细绳子尾巴绑上一个蛙腿，在路旁的草丛里走一圈，就可以钓到一竹篓青蛙。这青蛙也有趣，它一看到草丛上方有会动的东西，就纵身往上跳，张大嘴巴含住饵料，死不松口，被人钓去当美味佳肴。
　　我一面吃着青蛙美食，一面听张总指挥讲青蛙的故事——原来张总的老家山东从来不吃青蛙，张总来南方后，起初不敢吃，后来“经不起诱惑”吃了几回，竟吃“上瘾”了，回老家时到田里钓了一大竹篓青蛙准备煮吃，村里的人们以为他疯了，都来围观。吃完青蛙，他老妈把铁锅洗了十几遍还觉得不够干净！
　　指挥部里有一个高个子男青年吴庆，体高将近一米九，而我们生产队来的女青年有一个最矮的叫做黄珠，体高大约只有一米四，指挥部的人们说笑话“要是这两人结合，生下来的孩子不知会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没想到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这两人都不见了，找了老半天才发现他们在附近的河沿下谈起恋爱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结婚，成就了一对美满姻缘。
　　有一天我看到连长和张总在一起，就建议说：“我们来个军民联欢篝火晚会怎么样？”两人都表示有兴趣，其他人更是没话说了。很快地当天晚上就热闹了一回——两百多个人在小学操场上围着用废旧木料点燃的篝火唱歌跳舞，狂欢到深夜。
　　我和连长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和京剧唱段，记得连长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得特别棒。指挥部几个女同胞包括我们队里的清梅、秀美等人也唱得不错，我用口琴给他们伴奏，引起一阵阵喝彩——部队军人叫得特别欢！张总的笑话和几个年轻人临时编排的“小品”也不时让全体参加者笑得前仰后合。到后来附近“靠边站”的居民们也参加到“篝火晚会”中来。
　　也许是“乐极生悲”吧，连长在晚会临近结束时轻声对我说：“我总觉得好象要出什么大事的样子。”我一个晚上都在琢磨他的这句话，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果然出事了，还差点酿成大祸。我是在中午歇工的时候才知道出事的，起因是指挥部一个小组人员上午去“撬”一户刚走的居民的门窗时，附近“靠边站”的人们围观，清梅手上拿的铁钎不小心碰到一个男孩子的肩膀，那男孩突然扑倒在地，“围观”的人们纷纷指责清梅“打孩子”，有个女的自称是男孩子的婶婶，说小孩子“受了惊吓”，抓住清梅的上衣要清梅把胸前的纽扣扯下来让她“拿回去熬汤给孩子喝了‘压惊’”，其实是想脱清梅的衣服侮辱她。在两人拉扯的时候清梅被打了几个耳光，一场男女混战终于发生。
　　指挥部全体出动才把这一组人员救了出来，但据说“靠边站”的人们已经发动了六千多人准备晚上围攻指挥部。
　　张总指挥和连长分析了局势，认为此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绝非偶然事故，“靠边站”的人们认为他们的亲戚朋友移民离开此地，留下的所有“财产”“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他们，而省里却成立什么“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明显地是“侵占”了他们的利益，昨天就利用“军民联欢”的机会来探虚实，今天完全是借故闹事。
　　连长紧急向上级请示，下午指挥部的高音喇叭响了：“接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部队在本地拉练，请各单位做好准备”。不久，师部100多辆汽车满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开过来了。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其实指挥部里的人贪心程度比“靠边站”的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汪副总，其他人也都想方设法偷东西。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家里准备盖房子，向指挥部开了一张“购买申请单”交了几十块钱就弄走了价值一千多块的木料；政治队长拉了几卡车的钢筋也才花了几十块！听说有人在一户大财主的卧室地下挖掘出一缸金条也不交公——那户人家是在移居外地后接到海外亲人来信才知道他们的祖先埋金在地下的事，发现被挖走后告到指挥部如同石沉大海！
　　我不想盖房子，也不会做生意，木料、钢材都不想要，但有一天在一户人家里看到几块漂亮的彩色玻璃后却也动了心——我知道这种彩色玻璃的价值，它们的制作工艺难度极大，里面含稀有金属，只有欧洲一些有名的教堂如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等才可以见到它们！我偷偷地把这些玻璃卸下包裹好装在一个木箱里，特地请假一天搭乘军车把它们搬到自己家里准备藏起来。
　　小月看到我费力地搬着木箱，也赶快过来帮忙，并且一叠声地问“是什么宝贝？”我在家里打开箱子告诉是“难得的彩色玻璃”，她大失所望。后来我发出邀请“今晚井口见”，她才又高兴起来。
　　到了约定时分，我们俩仍是站在金光菊前谈话，分别了一段时间，话题也多了一些。我讲了在“库底”的所见所闻，尤其是指挥部里的人和事。对我的做法和看法，小月不以为然，说队里其他人都往家里运木料、钢材，“几个月就发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弄来一点？”我笑笑，说我又不盖房子，弄来那些建筑材料干啥？小月说：“现在不用，以后也可以用嘛。”
　　我觉得脚有点酸，看看四面有没有坐的地方，小月拉着我说：“就坐在井沿吧”。我刚坐下，觉得背部暖暖的，原来小月也同时坐下了，与我背靠着背！我闻到小月身上飘过来淡淡的体香，忘了刚才不愉快的谈话，又快活起来。
　　谈到打架的事，小月显得非常担心，一再追问“怎么样了？”直到我告诉她部队进入“库底”平息风波，她才安心下来，却又劝我不要再去“库底”了：“跟‘靠边站’的人们矛盾那么大，遭暗算怎么办？”我觉得她的担心不无道理，第二天就去指挥部，请队长换人，然后向连长、张总、汪副总等告别，他们都觉得很可惜，想挽留，可我主意已定，当天就回乐西大队了。
　　第七章“五十金钗”
　　生产队有了一点钱就想盖仓库，选派了几十个“强劳力”去附近的山上买杉木，我也在其中。到了林场，我跟其他人一样扛了两根杉木，刚扛起来的时候并不觉得干这活有什么难度，在平路上走、上坡、下坡路直的时候也没有问题，但在山腰有几处小路弯弯曲曲的，社员们都顺利地通过，而我却遇上了大麻烦——杉木太长，向前迈一步撞上大石头，弹回来又撞上大树，左边撞过来右边撞过去，有几次失足差点葬身悬崖！
　　天渐渐变黑，我又急又怕，又饿又累，更加频繁地到处“碰壁”，一百多斤重的杉木压在身上，走投无路，心想要是再摔一跤掉进深渊死了也就“彻底解脱”了。正慌乱间，队里有个名叫黄锦辉的回乡知青从原路返回来找到了我，替我扛了一根杉木，并带着我顺利走出了“死胡同”。
　　过了几天，队长又派我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到十几公里远的地方买花岗岩石板，租了九辆人力板车去拉，我不会“掌舵”，只能跟着去装卸和路上帮着推车。
　　空车去的时候，遇到下坡，拉车的人把九辆车首尾用绳子捆绑连在一起，所有的人分坐在这九辆车上，只有头尾两辆车的“把手”“掌舵”，还美其名叫做“无人驾驶”。那时侯公路上车辆很少，农民们特别喜欢这样冒险。我担心出事，不敢坐，他们笑我胆小，“不是男子汉”，只好硬着头皮坐上去。下第一个坡没事，下第二个坡时差点撞倒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我刚刚对他们说“不要再冒险”时已经要下第三个更长的坡了。“无人驾驶列车”连续转了几个弯以后，一辆军车突然出现，前面的“车把手”躲闪不及，九辆车全部栽到路旁的水稻田里！我惨叫一声“不好”，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醒过来时，所有的人都还在田里，全部轻伤，我的额头和眼角在流血，还得同大家一起把所有的车弄到公路上，再度出发，只是没有人敢试“无人驾驶”了！那天也不知这一群伤员怎么还能装卸石头、推车十几公里，回家后各自才知道伤得都不轻！
　　因伤在家里躺了几天，小月和她妈妈时不时过来看望。我想了很多很多，觉得长期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一辈子可能什么也干不成。保尔·柯察金的话又在耳边想起。无论如何得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即便是到外地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公社发了通知下来，说是要由贫下中农“推荐选拔”一些知识青年上大学，起初说是“推荐”上去可能还要考试，所以生产队里在讨论的时候有人还是提出让我去试试吧，如果真要考试的话，我肯定会考出好成绩，是“最有希望”的人选。大队把名单上报到公社时，有人说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推荐这样的人会被上头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阶级立场不稳’”，卡住了。
　　我还寄希望于以后是不是会“慢慢变好”，有一天看到报纸上登出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迹”，才彻底死了上大学的心。后来几个同学聚会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妈的，张铁生这小子要让我碰上的话，我就把他杀死，然后偿他的命。”我说：“死了一个张铁生，还会冒出多少个‘白卷英雄’出来，你杀得完吗？！”
　　稻谷将要登场的时候，生产队到外地打工的人包括去“库底材料回收指挥部”的人员也都得回来参加“双抢”。其实全队就那么几十亩地，要是分给社员单干的话（这话在那个时候是不能说的！）几天就干完了，可大家却要集体在田里慢吞吞地磨蹭一个多月！
　　这一天下午，队长通知我同黄锦辉两人晚上看管临时堆放在一栋“大厝”（闽南四合院）里面刚刚晒干的谷子，这“大厝”里住着十几户同队的社员，都是“自己人”，我一点也没有把看管谷子当一回事。黄锦辉刚好也喜欢下中国象棋，于是我们两人吃过晚饭就隔着“楚河汉界”大开杀戒，直杀得天昏地暗，到下半夜就一起“堵”在大门口睡死了。
　　天亮的时候，被妇女队长叫醒：“快起来，谷子被偷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妇女队长带我去看她昨晚有意在谷堆上做的记号，果然丢了几担谷子！我们正在分析“案情”时，大队“保卫组”派人来把我叫去大队部，一进“保卫组”办公室，副组长一拍桌子：“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是什么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回答：“你认定我是监守自盗了？”
　　副组长发了火：“你只有老老实实坦白交代才有出路，否则死路一条！”
　　我一听也火了：“现在是破案的最有利时机，我们正在想办法，从现场看，破案并不难，你却把我叫来这里！快把我放了，否则我告你包庇坏人！”
　　副组长见我理直气壮，一时语塞，却又咆哮起来：“你是阶级敌人，注定只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我不买他的帐：“几担谷子就是阶级斗争，你也未免草木皆兵吧？”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爸爸是现行反革命，你也是！”
　　“你到底讲理还是不讲理？！”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有人进来对副组长说：“偷谷子的人已经查出来了，组长叫你去一下。”副组长只好悻悻地放了我。
　　趁我和锦辉都在熟睡的时候盗走谷子的是住在“大厝”里的同队社员黄少辉，此人一贯好吃懒做，常有小偷小摸的记录，但他出身贫农，只是“口头教育”一下就没事了；黄锦辉也是“口头教育”一下也没事了，因为他家的成分是“下中农”，而我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被罚扣1000个工分，也就是得白白给生产队“义务劳动”4个多月！“道理”很简单：一、出身四类分子家庭；二、大队保卫组有“交代”。
　　“丢谷事件”对我打击不小，也促使我下决心离开此地。我把这个想法对小月说了，小月却不以为然，劝我忍气吞声，“在家千日好，出门朝朝难”，况且“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是搞“阶级斗争”，逃也逃不掉。但我走意已定，不想改变，只对小月说：“我心情不好，去屏南找我堂二哥散散心。”我的想法是到鄂那里看能不能找到一份苦力做，哪怕是到工地里做泥水工不要钱有饭吃都可以。
　　全家所有的“存钱”集中到我的手里也不到十元，只够买到屏南的车票和吃住费用。为了省点钱，我向邻居借了一部自行车，大哥和我轮流骑载、翻山越岭到六十公里外的一个车站，大哥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我买了去福州的车票，在福州住进一家澡堂旅馆花了两毛钱，吃饭花了一毛钱，听人说坐火车到莪洋再转汽车可以省下一毛钱，于是我改变主意买了火车票。第二天一早乘火车到了莪洋，马上买汽车票到古田准备转车去屏南。
　　谁知道在古田刚好碰上突发的“军事训练”——这一天是九月十三日，后来才知道“中央出了大事”，与突然发生的军事训练有没有关系不得而知——害得我又在古田住了一夜，多花了两毛多钱！真的叫做“欲速不达”、“欲省反亏”了。
　　到屏南买车票去鄂插队的煦岭公社，身上只剩下五分钱，我并不着急，心里想只要见到堂哥就没事了，谁料到了煦岭，找到鄂的住处，却不见人影，问邻居，竟然都不会讲普通话！直到来了一个收废品的，请他当翻译，才问清楚鄂去了“黛溪”的一个小村子。从煦岭到黛溪走了几个小时，直到天黑才到黛溪，饿得不行，只好用兜里最后的五分钱买了一大块豆腐充饥，卖豆腐的觉得奇怪，问我“你吃饭都不用配咸菜吗？”给了我一点盐巴总算没有把豆腐吐出来。
　　吃完豆腐，还要爬一座山，天黑又下着小雨，我仗着胆子摸黑翻过山，半夜才看到灯光，找到堂哥，把他吓了一跳。
　　鄂的朋友陈贵豪热情地接待了我，把家里最好的卧室让给我，我推让了半天还是住进去了，因为陈说这是他们“待客礼数”所必须的。
　　贵豪给我讲鄂为什么突然离开煦岭的缘故——十几天前鄂听说他爸爸也就是我的伯父有个讲话录音在电台上播出，鄂同几个挚友“偷听敌台”，有人去公安局告密，鄂连夜逃走到了贵豪家里——看来鄂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这一趟白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要上厕所，问清楚这一大家公用的厕所就在隔壁，走进去一看，十几个大木桶都装满了大粪，臭气冲天，木桶上放着两根木条，人就蹲在木条上大小便。我小心翼翼地选择、上了一个粪桶，脱下裤子就要方便的时候，突然进来一个妇女，咚咚咚上了我对面的粪桶，脱下裤子就拉。我羞得赶快拉上裤子，跑出厕所，后面传来那妇女的笑声。
　　到了下午，男人们从田里回来，一个个都提着水桶在“天井”中间脱光了衣服冲凉。过了一会儿，女人们也都提着水桶到大门后脱光衣服冲洗，只是脸对着墙壁，白白的背部和屁股对着厅堂。
　　我对着陈贵豪发议论：“你们这里人真够‘开放’的。”
　　陈说：“都是一家人，怕什么？”！
　　鄂在贵豪家也没歇着，他这几年在山区学会了不少谋生的本领，会做些竹木家具，还会修补渔网——到数百公里外的海边捡渔民们丢弃的破渔网，再买些尼龙丝来修补这些渔网，教会并卖给山区里的农民们到小沟渠、小水库里捕鱼，向废品店“倒收购”牙膏壳熔化后制成渔网用的小铅锡坠子。我帮着他织补渔网、制作铅锡坠子，学了不少技术。
　　住了几天，陈贵豪把家里最好的食物全都给我和堂哥吃了，再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款待我们，就建议去一个“山墙”玩几天。我高高兴兴地跟他们走，翻过一座大山，远远看到一座精美的廊桥架在一条小溪上。我很想看看这古代人的杰作，一行人只好陪着我多走了几里崎岖的山路绕到廊桥上。我一面欣赏着桥上无与伦比的木雕艺术和富有哲理、发人深省的对联，一面对贵豪说：“每个廊桥都有许多美妙的民间传说，这个廊桥也不例外吧？”
　　贵豪答：“小时候听我奶奶讲了很多，但我现在都记不完整了。好像有个故事讲的是‘城里人无情无义’……”他发现自己说错了什么，忽然止住不吭声了。
　　鄂说：“说下去吧，我们已经都不是城里人了。”
　　但贵豪还是不讲这故事了，令人遗憾。
　　已到中午时分，大家吃了贵豪带的干粮，再走，看到一个大峡谷，峡谷上驾着一个巨大的灵芝当“独木桥”，看到他们都轻松地走过，我也小心翼翼地几步跨过去，不敢往下看那悬崖峭壁。
　　山区里天黑的快，贵豪带着大家走到一条小溪边，涉水到溪中间一个小岛上，准备过夜。我问鄂：“为什么要睡在小岛上？”回答是：“防蛇。”
　　贵豪拿出一把自制的手枪朝天放了一枪，地动山摇，山谷里回声响了好久。我猜这可能是为了吓唬狗熊、山猪等野兽吧，也就不再问了。
　　众人齐动手张罗着篝火和晚餐，有的捡柴草，有的生火，贵豪用一张小鱼网捕到几条小鱼，在篝火上烤熟了，沾上贵豪带来的醋和酱油，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一早，我们吃了早餐，又开始爬山，经过一片原始森林，只见遍地都是香菇，夹杂着木耳、灵芝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菇类。贵豪告诉我们：这是浙江人来“种”的，他们每年冬天来收香菇，用斧头把老树砍下一部分，在砍下的树干上再砍几十刀就离开了。那刀口“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年就长香菇，等待浙江人再来收、砍。
　　我问道：“这周围的人们为什么不来偷收香菇呢？”
　　贵豪答：“浙江人来的时候会给周边村子里的干部们一些好处，村里人就不敢来收香菇了。”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总算走到目的地——“山墙”，这“山墙”是极小的村子，好像只有五六户人家，种着水稻、番薯、花生、各种蔬菜，养着鸡、鸭、鹅、猪、狗、猫，自给自足，除了食盐以外，不需要外面提供任何生活资料。我想陶渊明写的“世外桃源”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进了村子里贵豪的朋友家，看到客厅上并列高挂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标准像，与主人聊天后，他们才“第一次”听说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好几年了。
　　贵豪的朋友把我们也都当成他最好的朋友，用他们最高的礼节接待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大家。而我们带给他们的仅仅是贵豪身上的一小包盐巴和外面的一些“新闻”而已，这些“新闻”对村里人来说，知道和不知道其实都一样——他们甚至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村子属于哪个大队、那个公社甚至不知道应该属于哪个县、哪个省。至于墙上为什么要挂标准像，他们说这是“皇帝”，“哪个朝代也不能没有皇帝”。
　　在“山墙”享受了几天皇帝般的待遇后，我们回贵豪家，虽然是另一条路，照样走了两天一夜。在贵豪家，又让贵豪“破费”了不少，我想既然找不到“工作”，还是回家好些，贵豪向朋友们借了十几块钱给我作路费。
　　鄂说甘棠镇有个叫做“大山”的人几个月前向他买渔网还欠着几块钱，那个镇子有长途汽车到福州，他送我去买车票顺便也要回那几块钱送给我。
　　于是我们走了几十公里到甘棠，找到了“大山”，鄂向他要钱，谁知这家伙想赖账，几句话鄂便同他吵了起来，大山指着鄂的鼻子说：“你一个反革命分子竟然敢向我贫下中农要钱？！”邻居们围拢过来看热闹，大山的老婆突然说鄂前不久来他们家时“偷看”她洗澡，这一下糟了，围观的人们叫嚷着“打流氓！”大山从屋里拿出一根木棍出来，我赶紧拉着鄂跑路。那伙人追着我们直到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时才骂骂咧咧的回去，我和鄂躲到路边一个小亭子里，又饿又冷，鄂找到几捆稻草给我盖着御寒，捱到天明，鄂不敢去甘棠，只能同我告别，走几十公里回贵豪家。我自己一人到甘棠车站买到去福州的车票。
　　回家得经过古镇，我到了镇上，听说因为县革委会主任陈知笔的后台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栽了跟斗”，全县城镇“拆房种粮”的工程业已结束，去山区的人们陆续回了城，有的工厂又开工了。我想去看看竹器厂的黄老师傅还在不在，进了竹器厂看见黄老师傅与陈“狗头”在一起商量着什么，黄老师傅一见我就对陈说：“好了，让他试试看，说不定有办法。”
　　我问到底是什么事，陈厂长（背后我还是叫他“狗头”）说：“黄师傅做了几个很有特色的竹编工艺品去广交会展出，没想到老外一下子订了几十万套，而且今后每年都要货，要是能完成，可以安排几千个工人就业呢。可黄师傅说他从来只是自己摸索着做，不曾带过徒弟。你先试一下，如能编得像黄师傅的样品那样，你来带徒弟准行。”
　　我看了一下黄师傅的图案，便蹲在地上编了起来。刚织出一个“双喜”字样，陈厂长已经叫起来：“你行啊，比黄师傅还快！”问我能不能带徒弟，我说：“编个口诀也许能行。”陈大喜过望，立即对我说：“招五十个徒弟让你带，两个月内他们做的产品按给黄师傅订的工价算给你”。我应承了下来。
　　竹器厂大量招收学徒的消息当晚就传遍全镇，刚刚偷着回城的青年们几乎都报了名——这直接促使知青们回城的速度加快了许多。陈“狗头”从中挑选了一百个，男女各半。男的让黄老师傅带着学“破竹”、“修篾”等，女的都成了我的徒弟。
　　陈要我“特别关照”几个人：县外贸局局长的女儿黄锦绣；镇“革委会”副主任的亲戚陈艾青和陈艾巧姐妹俩；蔬菜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秦霓……有一个以前在批斗会上多次毒打我父亲的黄光竟然也厚着脸皮求我“开后门”让他女儿进来，我看到他的嘴脸就反感，但还是领着他的女儿黄冰冰到陈“狗头”的家里，陈以为是我的亲戚，当场就答应了，并把一个“互不相干”的女青年借故辞退掉。
　　五十个女学徒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长得漂亮的，也有长得“不怎么样”的，大多数年纪比我小一点，但也有比我大的。《红楼梦》中贾宝玉有“十二金钗”伴着，我现在竟然拥有“五十金钗”了！
　　一个“大老爷们”钻进这个“女儿国”里，听她们整天吱吱喳喳地叫着闹着，耳朵几乎要聋了。我先让她们背刚编好的口诀“一三五，五三五，五三斜，斜斜斜……”，然后示范给她们看，再“手把手”地教她们编织。有的人三天就学会了，有的直到两个月培训结束时还是记不住口诀。
　　我早已听过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传说，有意识地先让“悟性”高的人尽快学会，然后又承诺“领到工资时给你们一半”，提高她们的积极性；“悟性”差的人就随她去了。
　　秦霓长得不算特别漂亮，却聪明绝顶，第一天就自己编出一个“双喜”图案，第二天已经能独立编织（为我也为她自己赚钱），而且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兴趣——猜谜语，解“智力游戏”题，这是我们俩“特别接近”的一个原因，而她自然也成为同性们一致攻击的目标。我全然不知就里，与她“推心置腹”交谈，却无意中种下恶果——有一天谈得正欢，我说出一句“要是我们天天在一起该有多幸福啊！”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秦霓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丘比特之箭已经射向她了，从此以后每一次见到我都会脸红一阵。其实我只要想到秦霓的爸爸是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追”她的！
　　黄锦绣也是“悟性”较高的一个，身体佼好，据说在学校中就是公认的“校花”，不愧是外贸局长的千金，言谈中总能显示出她“高贵”的出身和涵养。她最不喜欢女孩子们整天谈论衣食住行等等“鸡毛蒜皮”的事，而乐意同我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大道理”。有一天对我说她爸爸想“见见”我，我跟着到她家里“造访”，很随意的几句话就已“深得”局长的“赏识”，还同他下了一盘中国象棋，又吃了黄锦绣“亲自下厨”做的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我的“悟性”却永远不高，不管她怎样一次次地旁敲侧击，我始终跟木头人一样无动于衷，直到她心灰意冷，对我再也“不抱任何幻想”。
　　黄冰冰起初对我又尊敬又热情，让陈厂长和其他人看起来真的象是我的亲戚一样。后来不知哪个“吃饱了撑的”告诉她一些她“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突然之间一见到我就低下头来，赶快躲开，我辅导时她也不敢正眼看我一眼，好几天一句话都不吭。我觉得奇怪，问了她几次，都不回答。我有点急了，就对她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让你伤心了？”
　　冰冰眼泪“刷”的一下流了下来：“你恨我爸爸吗？恨我吗？”
　　我终于明白了她的心事，就安慰她说：“我听人说，你爸爸那时很想入党，有人告诉他‘对阶级敌人要狠’，他才做出那样的举动。都是过去的事，别提它了。”
　　艾青和艾巧姐妹俩是“归国华侨”——她们的爸爸在印度尼西亚看报纸吹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如何辉煌，中国人过的是“天堂一样的生活”，于是就带领全家奔着“天堂”来了。没想到一来就碰上大饥荒，想回又回不去。她们的大姐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天天挣扎在“红色恐怖”下和死亡线上。姐妹俩一样性直，不晓得人世间的险恶，熟悉的人们都叫她们“番仔”。
　　艾青什么话都敢对我说，包括有人写情书给她或她妹妹这一类的“私事”——连情书都拿给我看。有一次我正在辅导她编织一个新图样，墙上掉下一只壁虎在我手背，我一甩，那壁虎竟从她的脖子掉进背部里去，她吓得昏死过去。我连忙把她送到卫生院急救，医生说是“惊吓过度”，要住院观察好几天。我担心她会以为我是故意吓她、害她，好几天一直陪伴着她。
　　没想到这又引起一场误会——艾青竟然直截了当地问我“爱不爱”她，我说自己确实喜欢她，也喜欢她的妹妹，把她们都当成自己的妹妹一样爱护。她笑了，笑得非常灿烂：“我也喜欢你，但不敢嫁给你，只要一想到姐姐过的那种十八层地狱般的生活我就怕极了。”
　　两个月时间一到，我按照与陈“狗头”的约定，得到两千多块工资，这在当时算是惊天动地的“奇迹”！——要知道那时镇革委会主任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只有三十多块！我领到工资时心惊胆战、手一直在发抖，“工资表”上填了几十个“女弟子”的姓名——当然，我也按照原先的承诺拿出一千多块钱给她们。
　　有一天，厂里开会说是要传达中央文件，“有重大的事件要宣布”，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只是不敢讲出来而已。果然，陈“狗头”传达的是“林彪事件”，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工友听完后问：“林彪那么大的官，要自杀也不必喝乐果吧？”原来闽南话“林立果”听起来好像“饮乐果”一样，他把“林彪林立果叛党叛国，叶群吴法宪”听成“林彪饮乐果半筒半锅，叶群无发现”了。
　　接连带了几批学徒，再由学得较好的学徒带学徒，镇竹器厂很快就发展成一千多号人马的大厂，而且成为省里有名的“创汇企业”。陈厂长趾高气昂，比武斗时当“狗头军师”还风光！我又同黄老师傅设计、创作了一系列新产品，订单源源不断，象潮水般涌来，连广交会也不必去参加了。
　　这一段时间我住在厂里的简易宿舍里，小月看我长期不回家，就同她姐姐找到竹器厂来了。一踏进车间大门，看到我，也许是太激动了，突然大声叫出我的名字。几十张生疏的脸一下子全对着她，害得她的脸红到脖子根。
　　我赶紧迎出来，带姐妹俩去逛街。手头“宽绰”了，买了几十块钱的日用品，有的送她们，有的托她们带给我的父母兄弟。小月看我花钱大方，就问“钱从哪里来？”我讲了带学徒的事：“你刚才看到的几十个女青年都是我的徒弟，你根本就不用怕她们。”
　　小月说：“我怕她们什么？！”
　　话是这样说，小月从此不敢再踏进竹器厂大门一步。
　　有一天陈厂长在办公室里同我交谈：“我们这么大的生产量，一天的垃圾就有几十吨，你有办法把它们利用起来吗？”此事我早已成“竹”在胸，就提出用竹屑生产建筑用“纸筋”的方案，陈表示大力支持。
　　经过几次成功的实验后，买来一批设备，“利用竹屑生产纸筋”的车间投产了，产品质量非常好，供不应求。我又开始研究用生产纸筋产生的废液制造染料。
　　“综合利用”一年给工厂带来额外的几十万利润。陈用这些利润盖了两栋大楼，非常壮观，其余的一大部分作为“年底奖金”给了镇里大大小小的干部。我看到出纳员包了半天红包，不满地说：“他们又没有参加我们的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忙’，甚至还在背后搞小动作，为何要给他们？”
　　第二年的广交会传来消息，国内已有数家竹器厂生产了几款同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而给外商的报价低了百分之十。陈厂长派人去“现场”落实了此事以后，立即给外商主动降价百分之十五，保住了半年的订单。降价部分全部从工人的工资扣取：原来工人每做一个“双喜”图案可得两块五毛钱，工人们拼命干，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最快的可以编两个，五块钱工资；降价以后，每个图案工资一块五，一天最快得到三块钱工资。
　　再竞争，再降价，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最后降到五毛钱，一个最熟练的工人一天拼命干十六个小时，也只能挣一块钱，有几个工人累得吐了血！
　　这一天在厂办公室里，陈厂长又提出要把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降到三毛五分钱，我极力反对，当场就跟陈顶撞起来。我的理由是“我们做竹编即使微利甚至无利，也比其它竹器厂的日子要过得好，因为我们搞‘综合利用’一年还有几十万利润，没有必要再从工人工资中扣取”，又提出“实在不行的话，镇里大大小小干部们年底的‘奖金’少给或干脆不给，也可以度过难关”。（几年以后我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句话让我在镇政府里成了“千夫所指”、人人痛恨的家伙！）
　　陈暴跳如雷，说我“吃里扒外”，“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一个月十八块的学徒工还得开后门才能进来，二十一块就没有人干了？！”
　　黄老师傅听到一些传言，好心地劝我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过了一会儿，黄老师傅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个镇子几百年来公认最聪明的人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在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年轻人是大家公认最最聪明的人——有人从上海运来一箱一箱的自行车零部件，他竟然可以把它们组装成一辆一辆的自行车！”
　　“这叫‘最最聪明’！那发明自行车的人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镇上，最聪明的就是能够按别人确定的方案重复做好的人，超过的要么是神仙，要么就是鬼怪。”
　　我想起小时候念的一篇课文《鲁班学艺》，难怪几千年来鲁班被国人看作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工匠，世世代代被传颂着——国人虽然嘴巴上也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是不允许任何人超越祖宗、超越师傅，更不允许超越“领导”的。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穿得很破烂的人正在问路，觉得面善，走过去一看，竟是陈贵豪！他挑着一小担笋干、香菇等“山货”，扁担上写着我原来和现在的住址，一路问到小镇，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把贵豪迎接到竹器厂我的宿舍里，聊了一会儿，陈厂长突然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你的什么亲戚从美国寄来一封信在这里，这是‘里通外国’的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要主动到派出所报案。”
　　我接过信件，一看是堂哥寄来的，就说：“既然邮电局可以把信发给我，就说明没有问题。”
　　陈说：“你当着众人把信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我拆开信封，递给陈看，陈看了半天，狠狠地说：“里面都是‘密码’，你老实交代跟你堂哥搞什么特务活动？”
　　我把信扔给陈：“我堂哥在美国是个数学博士，我也喜欢数学，他来信跟我探讨数学问题，什么‘密码’？！你拿去公安局报案请功好了！”
　　回到宿舍，贵豪看我脸色不好，突然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这些山里不值钱的东西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我知道你很忙，不打搅，我走了。”
　　无论我怎么解释，贵豪坚持马上走，我拿不出什么礼物回赠他，送钱他坚决不要，固执地走了——他奶奶给他讲的“城里人无情无义”又有新篇章了！
　　几天以后，陈狗头突然叫我出差，到几个竹子产地“考察”。在竹山上，满眼翠绿一片，令人心旷神怡，我一时“诗兴”大发，模仿明代于谦的《咏石灰》诗填了一首“卜算子”：
　　咏竹
　　笑在高山峦，
　　一生何人管，
　　懦灌刚乔脚下踩，
　　英姿入云端。
　　志坚永不软，
　　性直岂可弯，
　　刀山剑海挺身过，
　　青白万古传。
　　“考察”归来的时候，听到工人们在议论着：“云吹牛说竹屑可以生产葡萄糖、木糖，却变出醋来了！”原来我曾经对陈狗头说过：“竹屑做纸筋还是太浪费了，把它水解可以做成葡萄糖和木糖，价值更高。”为此，陈让我做个实验给他看看。我做到一半就出差了。陈叫食堂的炊事员偷看我做实验的坛坛罐罐，闻到一股酸味，就说是“都变成醋，失败了。”
　　我到财务室报销差旅费，陈狗头找出两张同一天从县城到竹山的车票，说：“你一天报两张一样的车票，分明是贪污公款！”
　　坐在旁边的老会计员替我回答：“我们每天给采购人员两毛钱的‘住勤补贴’，这一点钱在竹山上不够一顿的饭钱——现在到农民家里‘开饭’一次的‘行情’是五毛钱，所以他只能回县城吃招待所的午饭。”
　　我对竹器厂彻底失望，冲着陈狗头说：“你不欢迎我，可以直说出来，我走，没有必要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天就辞职回乐西大队的家了。
　　第八章小荷才露
　　刚到家里不久，侯“司令”突然来访，手上还拿着一块肥皂，一见面就问我“这肥皂是不是你做的？”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会儿，又闻一下气味，便肯定地回答说：“是我做的。”
　　侯显得非常高兴，对我谈起一件事：有一种石油产品叫做“皂化溶解油”，也叫“冷却润滑油”，是所有机械加工如车床、铣床、刨床、冲床等都必须使用的东西，全国只有上海、武汉两家工厂能够生产。由于武斗、罢工、交通等问题，造成紧缺，有的机器厂只好用肥皂水代用，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加工后的部件容易生锈、机械寿命变短。省里有六家化工厂都想生产，但试验了几年，技术还是过不了关。侯的意思是想请我去一个地方做实验，如能成功，便组织大量生产供应本省的急需。
　　我接受了侯的邀请，答应第二天同他一起走。吃过晚饭后，我约小月到“井口”谈话，小月听了我的叙述以后，先是认为我“不应该丢掉现成的‘金饭碗’”，继而反对我再次“出走”，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侯“司令”还在“服刑、监督劳动改造期间”，而我也“不要忘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是永远卸不掉的”。
　　我耐心地对她说：“社会不会永远不变，中国在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有真本事的人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小月却认为这个“世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要χχχ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而“出身不好”的人一辈子只能做牛做马，到死都不可能翻身。
　　我觉得这个话题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转换另一个话题：“我的兴趣是化学化工，即使奋斗一辈子仍然成不了‘大事’，但我总是做自己兴趣的事了，这样活得也算有意义些。”
　　谁知小月竟说出一句话来：“我妈说了：豆豉是永远不会发芽的！”
　　这话实在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这话不是她的“真实想法”，又问了一句：“你真的这样想？”小月斩钉截铁地说：“不错！豆豉永远发不了芽！”
　　我伤心到极点，站起来颠了一下，踉跄地走了。后面传来小月抽泣的声音。
　　第二天，我同侯“司令”还有他的两个朋友——陈坚国和林霍金一起到观侨公社东兴大队，大队的队委们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原来侯已经向队委们夸下海口，说我的“化工本领”如何如何了得，“想要做的项目，就一定能做到”，当见到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时，有点失望，但最后还是愿意拿出几千元钱给我做实验。
　　实验是在村里的一个破庙里进行的，这个庙虽然破旧，却很有名气，据说以前方圆几十公里十三个大队所有姓王的人都要来“朝拜”，香火很盛。“破四旧、立四新”时被红卫兵“砸烂”，菩萨全都不知去向，只留一个空庙。我们吃住都在庙里，同原来住在庙里的尼姑（早已被红卫兵“解放”遣散了）差不多。庙的四周是大片的果园，主要是桃子和龙眼，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我对这个地方是“一见钟情”了！
　　我到市里买了一些试剂和玻璃仪器，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又叫人去陶瓷厂买来一些坛坛罐罐、十几个大水缸，到市场上买来几种油脂，向石油公司借来几桶柴油和机械油，开始做实验了。很快就做出几公斤样品，膏状的，象润滑脂一样，放进水里用力搅拌就能溶解成牛奶一样的溶液。侯、陈与林拿着样品走访了几个机械厂，用户反映不错，缺点是膏状产品溶解慢，使用不便，希望能改进成为液体状的产品。我又夜以继日地实验起来。
　　那一天我在实验的时候，几十个人围观，当加热后的半成品冷却时，眼看又要凝固成膏状体了，我到厨房里用手掌沾了一点水洒在上面，说也怪，已经快变成膏状体的半成品突然象爆炸一样化开，冷却后也不再凝固了——一桶液状的成品终于象变魔术一样在我的手下制造成功！这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村民们越传越神，把我当作神仙一样看待。
　　我抓住这个成功的实验进行理论探讨，提出超时代的“冷法生产工艺”，实际上已经用到二十一世纪初非常时髦的“纳米”材料制作技术，获得成功。样品送到省石油产品检测中心测试，中心主任姓陈，是全省石油加工和检测技术的权威人士，看到我送去的样品透明清亮，以为是“进口”产品，当所有检测的数据出来时，这位同石油产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程师叫起来：“神了！”立即同省石油公司的老总、工程技术人员驾车直奔我们的“工厂”（还没有正式申办“户口”——事实上这个“工厂”直到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时还是“地下黑工厂”），要亲眼看看是谁创造了这个产品。到了破庙门口，有人告诉他们“工厂”就在庙里时，陈主任等人“死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怎么样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有“没有烟囱的石油加工厂”，按常规“热法”生产这种产品单单加热和防火、安全设备的投资就要几百万元！其时我已经指挥着几个临时工少量“投产”并销售出去，设备就是几个大水缸（要生产到满足全国的需求量也只要一百个大水缸就够了！），而“技术工人”（青年农民）我只花了一天给他们上课就“毕业”上岗了！
　　陈主任看了简陋的设备和工人们的操作后啧啧称奇，听到我是“厂”里唯一的技术员、“冷法工艺”就是我发明的后更觉得不可思议，连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从此，陈主任同我成了忘年好友。不久以后的上海“华东七省一市石油工作会议”上，陈主任带着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在会上作了介绍，与会代表们认为“冷法工艺”是“石油生产的一次革命”，肯定了我们生产的产品。原全国《石油产品手册》“皂化溶解油”的贮存期限是三个月，由于我创造的新工艺、新标准而改为三年！
　　破庙里开始大量生产皂化溶解油供应江南各省直至全国各地的石油公司——按当时的做法，各地机械厂买这种产品还得“按计划供应”，拿着“批条”到石油公司排队等货！
　　东兴大队的支部书记叫王佳典，长得又矮又瘦，象个猴子，为人却非常豪爽，很得民心。这个大队两千多人，只分成五个生产队，奇怪的是1队和4队是“自己人”，2队和5队也是“自己人”，他们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甚至动武，3队不偏不倚，只有劝架的份，所以长期以来大队长都由3队的人担当。王佳典是5队的，却做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全在于他的性格。
　　有一次我到书记的家里闲坐，几个村民来诉说“邻村人不讲理争占我们的水利设施”，王佳典立即进内屋拿出一支猎枪，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去教训他们一下”，就带领村民们去“打仗”（封建械斗）了。
　　“仗”打完以后，上头来捉拿封建械斗的“挑起者”，王佳典把责任全部扛在自己头上——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观侨公社的党委书记陈一分是个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的干部，据说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因好赌赌得身上只剩下一分钱，因此得名“陈一分”，有人当面叫他“一条筋”，意思是他的头脑里面只有一条筋，调来观侨公社之前在附近一个农场里当党委书记，天天抓“阶级斗争”，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后来几百个知青联合起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县里来人查了几天查不出“坏头头”，组织部就把他调来观侨公社。由于农场离这个公社较近，知青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来找他“算帐”，后来一到星期天他就躲起来了。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办化工厂，起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没想到工厂搞得轰轰烈烈起来，他终于坐不住了。
　　有一天陈一分召开全公社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先讲了一通“地下黑工厂”的“严重危害”，是“资本主义复辟”云云，然后直接指着王佳典的鼻子说：“你们办的就是地下黑工厂，姓侯的是劳改犯，姓陈和姓林的都是流窜犯，还有一个小青年听说是四类分子子女，我命令你立即停止生产！”
　　王佳典根本不买他的帐，同他顶撞、争吵起来。陈一分恶狠狠地说：“我撤你的职！”王佳典站起来就走，当场竟然有十二个支部书记也跟着他要离开会场——全公社总共二十四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全姓王！陈一分一下子瘫了！
　　工作组来到东兴大队，查了十几天也查不出什么“经济问题”，年纪大的农民告诉工作组长：“我们这地方满清管不到，民国不爱管。国民党时代有一次税务局长来查屠宰税，我们给他说‘这个集市一天才杀一头猪’，他拿起两条猪尾巴说‘这怎么解释？’我们拿着刀对准他的脸说：‘这里的猪都是两条尾巴的！’他吓得连滚带爬地回去了，从此再没来过。”工作组不久也撤了。
　　化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兼职的——厂长由大队民兵营长兼任，会计、出纳也都由大队的会计、出纳兼着，保管员是大队的文书。工人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不发工资，由大队划工分给生产队，因此要搞“平均主义”，每个生产队来两个女青年，外加一个力气和食量都大得象薛仁贵的高个子男人，专门负责搬运等重活。十个女青年给破庙带来了勃勃生气，天天欢歌笑语，象幼儿园一样。我每天给他们上一小时的“课”，然后干活。其中一个被人形容长得象观音一样漂亮的女青年引起我的注意——她叫文秀，名如其人，又文静又秀气，第一次见到我时脸红到脖子根。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小丽性格刚好跟她相反，又活泼又调皮、泼辣，不拘言笑，象个男孩子。
　　“工厂”白天热热闹闹的，晚上有时则静得象深山古刹，我喜欢这种安宁，这个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看书、做实验——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收获”最大、也最难得的“大学”阶段。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系统地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等大学教材，做的实验记录有的直到现在还很有“参考价值”。
　　侯、陈、林都是供销人员，每个月回破庙聚会一两次，三个人走南闯北，聚会成了“讲故事大会”——侯喜欢讲有关时世、政治的小道新闻；陈最爱讲小偷、乞丐的故事；而林的阅历较广，从民间口头的“言情小说”到“大人物”的现代“官场现行记”应有尽有。我每次都“洗耳恭听”，默记在心。有时候想象着，这些故事以后要是有时间整理一下就可以把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加长到《五言六拍》，或者帮蒲松龄续写《聊斋志异》也够格了。
　　不过，我最不喜欢他们讲灵异故事，虽然我早已“拜门捷列夫和侯德榜为师”，对物质的认识直到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甚至“夸克”，但当他们一个个又出门只剩下自己“独守空庙”时，免不了还是有些恐怖，尤其是听了村民们讲以前庙里发生过的鬼怪事情以后。
　　一天晚上侯在睡觉前“似乎”看到一只巨大的蜈蚣，几个人找遍宿舍各个角落也没个踪影，刚睡下侯说他又有“感觉”了，起来再忙半天还是没有，再睡下它又“来了”……整个晚上被蜈蚣搅得天昏地暗。天亮时侯说：“我揣摩是吴真人不喜欢我们住在这里，派蜈蚣来骚扰”。吴真人就是这庙里供奉的“菩萨”，北宋名医吴夲，这里人们尊称他为“镇公”、“大道公”。我说：“镇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好事，我们办化工厂也是做好事，即使我们触犯了他老人家，他应该也会原谅我们的”。
　　侯出差走了，我白天与工人们嘻嘻哈哈忘了此事，下班以后，一个人又当起“庙祝”，想到昨晚的事，有些害怕。草草吃了晚饭后，坐在庙前的石凳上看书，看累了站起来走动走动，赫然看到一条一米多长的蝮蛇慢悠悠地从果园里“溜”过来，竟钻进庙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不出来了！很可能蝮蛇的窝就在我每天睡觉的床底下！“昨天侯看到的蜈蚣和我今天看到的蛇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个怪异的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文秀和小丽及时到来。我对她们讲了蜈蚣和蝮蛇的事，文秀显得比我还着急，小丽说：“我回去叫我哥哥来陪你。”说完就走了。留下我和文秀两人，不敢进屋里，只好面对面隔着石桌坐在石凳上闲聊，刚好被过路的几个农民看到，认定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回去就传开了。
　　第二天大队文书也是工厂的保管员王民杰直截了当对我说：“文秀是我堂妹，我们这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敢与她比美，你们两个刚好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非常般配，我来当媒人，等着吃你们的猪脚吧。”——这里的风俗当媒人要吃猪脚，以示对介绍人来回跑路辛苦的一点犒劳。
　　我说：“我喜欢文秀，她也喜欢我，但我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呢？”
　　王民杰说：“我婶婶肯定同意，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文秀见到我时脸更红了。
　　一个人生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对吃的不讲究，一日三餐都是随便煮个稀饭配点咸萝卜就行了。最怕的是洗衣服，当时没有洗衣粉，我用自己熬制的肥皂洗，弄得到处是水，刚换下的衣服又湿透。文秀多长了个心眼，总是算好我什么时候换衣服，抢着拿去洗了，让我深为感动。
　　有一天傍晚，小丽和文秀又来了，带着一包东西。一见面小丽就说：“文秀给我哥哥做了一套衣服，我哥这两天出差，你的身材同他差不多，替他试穿一下吧”。
　　我知道文秀的妈妈是有名的裁缝，还不知道文秀也会做衣，就拿着衣服进屋试穿。走出来的时候小丽叫起来：“太合身了，文秀你怎么给他量的？”
　　我说：“没有给你哥哥量过身吗？”
　　小丽说：“哪里是给我哥做的，她就是给你做的！”
　　文秀白了小丽一眼，脸红得象熟透了的柿子。
　　我长期以来都是到百货商店随便买衣服穿，这一次才尝到“量身定做”的滋味。也不知文秀是怎样偷偷地“量”出来的。
　　报纸上“批林批孔”的文章铺天盖地，侯开始坐不住了，他的喽罗们也不时来这里，希望他再次“出山”扛大旗。我劝侯冷静，再观察一段时间：“林彪和孔子风马牛不相及，就是打八百大板也挨不到一起，谁知道北京又再玩什么花样？”
　　侯觉得这话有道理，暂时安心做他的销售业务。不久城里开始出现“打倒邓小平”的标语，侯看了以后回到厂里对我说：“你看起来好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时事的分析却比我们还要精辟！”
　　我说：“我对政治还是不感兴趣，偶尔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也只是为了防身而已。”
　　表姐从新加坡来信，说是现在已有许多人被批准去香港，请我考虑一下是否申请赴港做生意或办企业。我拿着信到乐西大队找到大队“保卫组”组长，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你们这些长期‘里通外国’的有机会去国外发大财了，我已经批准好几个同你一样的对象去香港与亲人团聚。只要你‘好好表现’，很快就可以批。”说完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写。
　　我认真地填好了表格，交给组长，组长连看也没有看就扔进抽屉里，对我说：“你回去等着吧，‘好好表现’就有机会”。
　　我等了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询问刚刚批准要去香港的朋友，朋友笑我“不懂得‘好好表现’的意思”——至少也得塞给保卫组组长几千块，然后从公社到县里、市里、省里还得“用钱”，不然“谁给你办这么好的事？”我恍然大悟。后来听说大队保卫组的副组长有一次喝醉酒说酒话骂组长：“他妈的那些侨眷给的钱你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些漂亮的女人也都给你睡了，多少也得给我们留一点吧”；又听说大队里有一个女侨眷因为急着要去国外同丈夫、亲戚团圆，不惜同大队、公社、县里、市里、省里“一系列的有关人士”上床，此事后来被她丈夫知道了，告到国务院，抓了几个官员判刑。
　　1976年，中国政坛剧烈震荡，我们“躲”在“世外桃源”里，看风云变幻，评说政治人物的功过，反正“天高皇帝远”，背后骂骂“皇帝”也无人“揭发”，倒也自得其乐。“工厂”的生意受交通不便的影响，有些下降，我倒是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做实验了。
　　母亲来到“化工厂”，很快就听说了我和文秀的事，她明确表示反对——小月的妈妈与她情同姐妹，这一趟来其实就是为了小月。我讲了小月已经不可能做她儿媳妇的一万个理由，她都听不进去，并要我同她回家“与小月完婚”。我赌气借着出差到上海去了几天。
　　回来时，工人们正在干活，却不见文秀和小丽二人。直到晚饭后小丽才来，对我说：“你妈妈把你和文秀的‘生辰八字’拿去让洪德寺的大和尚‘合婚’，结果是‘不宜’，文秀的妈妈听说以后，劝文秀嫁给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文秀这几天一直哭，饭也不吃一口，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听说你回来了，她要我告诉你‘非你不嫁’，让你想个办法。”
　　文秀的想法是明摆着的，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只让小丽给文秀带去三个字：“认命吧。”
　　母亲反对我同文秀结合还有一个原因——我大哥还没有结婚呢。她托媒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双方谈定以后，结婚用的钱却还不知在哪里。我分几次向化工厂借了三千元，让妈妈可以“风风光光”的给大哥办喜事。这笔钱我用了好几年才还清。
　　嫂嫂对我又感激又仰慕，就主动介绍她姐姐的小姑子陈丽同我认识，约会几次以后，双方都觉得不错，于是家里开始讨论我和陈丽的婚事。我常常看到陈丽忧心忡忡的样子，知道她顶着亲戚朋友们巨大的压力，因为一个“贫下中农”、“根正苗红”的女孩子嫁给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在那个时候还是“绝无仅有”的事。就安慰她：“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父母也都同意，其他亲戚朋友说闲话我们可以不理他们。”
　　陈丽说：“我并不担心亲戚朋友们的闲话。”
　　我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就问：“那你担心什么？”
　　陈丽说：“我担心的是我自己配不上你，我们能不能长久相好。咱俩双方的‘水平’差太多了，我以后肯定跟不上你。你有理想，有抱负，而我只是想做你的妻子，相夫教子，当一个家庭主妇。”
　　我说：“这不就行了？我就要一个关心我、体贴我、帮助我，能支持我的事业的家庭主妇。”
　　两家人开始张罗着要给我们结婚，我说大哥结婚时欠人家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想“过一段时间”结婚，陈丽说：“我们旅行结婚吧，一分钱也不要花。”
　　于是我们就到公社登记结婚，又“偷偷地”到厦门我舅舅家，告诉舅舅的家人说我们已经结婚了，舅妈很高兴，带着我们去逛街。走到一家旧衣舖前，陈丽看到一件灯芯绒上衣很喜欢，想买，我说：“那件上衣已经有人穿过，以后买件新的吧。”陈丽不再吭声。就这样我们真的一分钱不花办完了婚事，只在舅舅家过了一天，算是度了一个“蜜日”——此事让我后悔至今。
　　陈一分被调到乐东公社当党委书记，谁知乐东公社的知青们早已探听到他的劣迹，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借故在路上把他揍了一顿，又带到乐西大队批斗一番，说他是“陈伯达的残渣余孽”。
　　陈怀疑这事同我们在观侨公社办化工厂有关，也怀疑到我头上来，就在县里（他几乎不敢下去公社当他的党委书记了）到处散布我办“地下黑工厂”的事，没想到这倒“成全”了我——
　　康梅公社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肥皂，技术不过关，请我去当技术顾问，我去了几趟，帮他们解决了设备、原料等难题，又培训了几个化验员，化工厂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红来食品厂每年需要大量的饴糖、葡萄糖浆和果葡糖浆，经常买不到，请我去帮他们建了一个车间自己生产使用，后来生产量大到自己使用不完还作为“新产品”出售；
　　兴南大队派了一个“队委”陈星来请我去帮他们“办个化工厂”，这陈星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口答应，用一个刚刚完成的实验在这个大队新建的工厂里生产农药敌敌畏获得成功，陈星当了这个化工厂的厂长；
　　建中县也想办化工厂，我提出一个全新的“复分解法生产磷酸二氢钾”工艺，在这个县筹建的“第二化工厂”里成功投入生产，后来工厂越办越大，产品供应大半个中国，县里的领导们也沾光，与第二化工厂一起扬名。
　　有一次县委书记主持开表彰大会，所有与化工厂有关的人员都有奖励，升官的升官，得利的得利，表彰的名单上唯独不见我的名字。县企业局局长问县委书记：“按理说xy的贡献最大，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化工厂。怎么奖励他呢？”书记说：“他的户口现在还在农村，像他这样的知识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居民户口，我们只要把他的户口弄到县城里，他就一辈子感恩不尽了”。
　　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说：“办一个全国知名大厂之功全等于一个居民户口，那全县几万个居民可以办几万个大企业了！告诉他们，我不要什么居民户口，但化工厂的技术我还是会支持下去的。”
　　陈一分后来又被调离乐东公社，离开前对准备接任他的党委副书记戴华说：“xy到处办地下黑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你们千万不能请他来办厂！”
　　谁知第二天戴书记马上派人到东兴大队请我，明确要我协助“自己的家乡”（我的户口还在那里）办一个“大一点的工厂”。我到了以后，戴书记把全公社的大队长、支部书记都叫到公社“开会”，要我给他们“讲讲办社队企业的好处”，并带着他们和我一起去看了几个山头，规划办厂的“蓝图”。
　　我受宠若惊，花了一年多时间，果真办起了一个不小的化工厂，生产几种当时各行各业急需的胶粘剂。工厂顺利投产后，产品几乎是以产定销，供不应求，生产规模一再扩大，公社财源滚滚，省报记者闻讯来采访，写了一个长篇报道，轰动一时。
　　第九章艰难的选择
　　全国恢复高考时，我也想参加高考，几个老师都说：“你的知识早已超过任何一个大学生了，不如等明年开始招考研究生时报考研究生”。我想想也对，暂时“按兵不动”。
　　过了几个月，果然有几个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我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中国科技大学里）近代化学系张木生教授的研究生，看了一下考试科目，“基础课”、“专业课”自己觉得都没有难度，就是“政治”和“外语”没有把握。
　　按中学时的经验，我觉得考“政治课”自己还是“有办法”的——考前突击几天背一背政治术语，拿个“及格”应该没有问题。英语确实较难一些，毕竟我只在初中时念了三年英语。所以备考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英语里，别人是复习，我可是“从头学习”啊。
　　我先用一本科技英语词典测一下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单词——翻开词典的第十页、第三十页、第五十页、第七十页……每隔二十页翻出一页算一下多少单词，自己已经掌握多少，直到书末，用加法算一下翻开的书页里总共有多少单词，自己已经熟悉的单词有多少个，后者除以前者再乘以整本词典的词汇总数，得出自己掌握的单词大约数，临考前再用同样的方法测一次。
　　真是不测不知道，一测自己也吓了一跳：在短短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白天我负责的技术工作还是极其繁重的，只能在深夜里挑灯夜战）里，我硬是“啃”下了六万多个英语单词！
　　附近的农民告诉我：这里普遍使用的一种“钠镁肥”听说是盐场的苦卤提取氯化钾的副产品，施在农田里好像看不出有什么肥效，而且还有让土壤盐碱化的可能。我帮他们测定“钠镁肥”里钾、钠、镁、硫的含量，有一次测定后的溶液过夜后出现大量的结晶，我测出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钠，结晶体就是纯净的芒硝。
　　古镇公社的企业办主任陈嘉叡是陈高产的堂哥，与侯私交甚密，也认识我，来东兴找侯“司令”时看到我正在做“钠镁肥提取芒硝”的实验，询问实验的“价值”。我说：目前全国硫酸钠非常紧俏，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可以办个化工厂大量生产，沿海地区这种原料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陈嘉叡高高兴兴地回去汇报了。
　　六弟在乐东化工厂每个月领到的工资比当时的县委书记还高，当我叫他辞职回家复习、准备高考时，很不乐意，母亲也不赞同。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动员成功。
　　陈丽全力支持我做实验，也支持我考研，所有的家务都不让我“插手”，从无怨言。我问她：“你希望我考上研究生呢还是希望考不上？”
　　她的回答是：“考上我当然高兴，考不上我也一样高兴”。
　　“不怕我当陈世美?”
　　“你如果当陈世美，我就当秦香莲！”
　　终于等到考试的那一天，我一次次轻松愉快地答完所有考题、早早地交上考卷，心想这研究生的考试怎么这么容易？难道真有“贵人”相助？
　　制取芒硝的实验获得成功，我把“喜讯”告知陈嘉叡，并说了一句：“如果家乡要办化工厂的话，可以考虑这个项目。”
　　过了两个月，中科院研究生院通知我到合肥面试——那一年的所谓“面试”，说穿了是怕各地“作弊”，让导师与考生见见面。通知书发到我所在县的教育局，全县只有我一人通过研究生笔试，县广播站当天晚上在“全县联播节目”中以“重大新闻”“头版头条”报道了我“考上研究生”的“大事”，教育局奖给我四十元作为去合肥的路费——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因为在这个县里前所未有。
　　我乘火车“硬座”到了合肥，进入科技大临时的研究生宿舍，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生们共一百七十一个，大家交流着各地的新闻和故事，让我大开眼界。那一年考上的研究生绝大多数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平均年龄三十五岁，有许多已经四十岁了，我才二十六岁，显得特别年轻，引人注目，但看到“少年班”的学员们只有十一岁到十五岁，我又羡慕不已，想想十二年前要是有“少年班”的话，也许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天校长与全体导师、研究生座谈，讲到我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从初中生直接考上科技大的研究生（另有两个只念过高中没有上过大学），特地请我讲自学的经历，令参加座谈的师生们赞叹不已。
　　来自广东的潘岩与我同时成了张木生导师的研究生，这一年已经三十四岁，1966年时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江油一个兵工厂当技术员，孩子都十岁了，考研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命运”离开那个偏远的山区，对报考的“研究方向”并不太感兴趣，但很有“活动和组织能力”，我说他最好去当官，不要搞“研究”。他也觉得我“不需要”念研究生，沿海地区“做生意更好”，但他又非常欣赏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孩子“以我为榜样”。我们两人成了挚友。
　　星期天张木生等教授带着我、潘岩等十几个研究生到逍遥津公园游玩，有一个年纪较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也跟着去，与大家玩得不亦乐乎。中午时研究生们热得脱了外衣，随手扔给那位中年人“保管”，那人默默地给大家提着衣物，还主动去买西瓜让研究生们解渴，又忙着给大家拍照“留念”。
　　回校的路上，张教授问我们：“你们知道那个中年人是干什么的吗？”
　　几个学生同时回答：“学校的工友呗。”
　　张教授笑着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然教授！刚从北京过来，本来不想带研究生的，现在看我带得这么起劲，可能改变了主意，今天来的目的是想‘挖’走我一个学生。”
　　研究生们吓坏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在想：谁被李教授看上了准倒霉！
　　李教授看上了我，真的向张教授“讨要”我这个研究生，张“忍痛割爱”、很不乐意地“给”了，于是我成了李然唯一的研究生，后来我们也成了忘年之交。
　　李然唯一的掌上明珠、宝贝女儿李佳琪在安徽一个偏僻的农村插过队，现在是个“工农兵学员”，在合肥工业大学念“大三”，星期天要我“陪她”逛街购物，我不敢不从命，小心地陪着她走了“四牌楼”附近的几条街道，进了几个服装店，还是“选”不到满意的衣服，又被李拉去逍遥津公园玩。
　　我们坐在公园里一个长凳子上，我问：“我一直想不通，你怎么会被‘贫下中农’‘推选’当‘工农兵学员’呢?”
　　李佳琪笑了：“我爸爸有个得意门生在合肥工大当教务主任，大前年去我插队那地方招生，就把我招进来了。爸爸也是为了我的前途才决定全家从首都迁到这么一个省会来的……都是他看不清形势，要不然我等到去年参加高考顺顺当当地上大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瞧不起。”
　　我说：“谁瞧不起你了？”
　　“我们学校里那些恢复高考后考上来的学员呗。他们整天把我们当笑柄，说我们除了喊口号、‘搞政治’、搞‘阶级斗争’以外，什么都不会。其实我们‘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学得很好的。”
　　“我知道是有一些工农兵学员也很有志气，克服种种困难，硬着头皮啃书本，想干一番大事业。但确实有人真的不行，让他们念大学是强其所难，听说也有跳楼自杀的——浪费了名额，也害了自己。”
　　“我爸爸最喜欢像你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非常欣赏你的自学精神，说是你很快就会超越他的……我很早就下决心，以后嫁人就嫁一个能超越我爸爸的人。”
　　我听她的话里有些“暧昧”，就从怀里取出一张小孩的照片给她看。李问：“这是谁的孩子？”
　　我回答：“我的”。
　　李默然。过了许久才说了一句：“我们学校里那些刚考上来不久的学员，已经有好几个把家里的‘原配夫人’休了。”
　　我说：“不至于吧，毕竟‘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
　　“你想一想，插队时看不到前途，生活又那样困苦，随便找一个相伴的。上了大学，以后肯定前途无限，‘原配’跟得上吗？”
　　“只要两个人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慢慢就能同步的。”
　　“你爱人是初中生吧？”
　　“当然。我也只是个初中生嘛。”
　　“初中生哪能跟你比啊，就是现在科技大学里所有的研究生也没有一个可以跟你相比的。你跟你爱人层次差太多，爱好、兴趣肯定也大相径庭，你写论文她不能帮你，也不能欣赏，甚至连看都看不懂；她喜欢的你肯定也不喜欢。这样活着多累啊。”
　　“据说冥王星的发现者汤姆勃名闻天下时还没有结婚，人们都以为他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闺秀，当时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写信向他求婚，说‘我们两个如果结合的话，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多好啊’，他的回答是‘如果生下的孩子有我一样的身材、你一样的头脑怎么办？’后来他娶了一个几近文盲的乡下女子帕特丽夏为妻，还把他发现的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妻子名字命名。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才是最幸福的。”
　　“……”
　　从此以后，李佳琪见到我时只剩下礼节性的问候了。
　　古镇公社和陈嘉叡一起来信说“芒硝项目”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确定要“上”，县里也支持，请我回“自己的家乡”干一番“大事业”——当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长是我念小学时的数学老师高昌荣。我写信征求父母和家人们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家庭经济虽然极其困难，大家还是尽量克服，度过难关”，我的眼睛一直盯着“极其”两字，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回家。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教授时，李说：“我想不到你会‘半途而废’，前几天我已经同美国一个研究机构联系好，想让你明年去美国……你再考虑一下吧。”
　　我说：“我从小就佩服、欣赏侯德榜等人实业救国的精神，现在有机会施展拳脚，还是回去试试吧。”
　　李教授见我主意已定，只好对我说：“你把有关的教材和参考书籍带回去，我日后还会寄一些资料给你，学位论文你现在就开始拟定，我帮你完成它……我想今后学位还是有用的。”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科技大学、李、张等教授和同学们，回到古镇，又投入到我的“化工生涯”中去。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盐场苦卤制氯化钾的下脚料年产数万吨无机盐的化工厂，让刚招聘来不久的几个助手按我的图纸建设厂房、购买设备，自己又忙着编写长达几十万字的供技术员和工人们培训的教材（后来整理成书交给化工出版社正式出版）；招来几个高中生当化验员，培训几天以后就让他们到各地盐场取样来化验；设备陆续到了以后，又忙着安装、测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瘦了几斤肉。
　　工厂设在离古镇街道三公里的一个小山坡上，我把自己的家安顿在新建的厂房里，说不清是“以厂为家”还是“以家为厂”。陈丽也当上了化验员，我们都一心一意地想为“四化”立下“汗马功劳”。
　　林霍金听说我放弃学业回家乡办厂，就来到古镇，看到我一个人没日没夜在“张罗”着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心疼地说：“你别那么拼命，工厂又不是你的。干好了功劳归大家，干不好全是你的责任。我的岁数比你大一倍，看的多了，真的，你这是背着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
　　原来在东兴化工厂时，有一年林霍金的岁数恰好是我的两倍（我二十四，他四十八）），过了几年，他还以为仍然比我“大”一倍呢。我说：“等到你一百岁时，我才五十岁吗？”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林霍金告诉我：“听说中央正在讨论让私人可以办工厂，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可要做好准备了。”原来林霍金另有“图谋”。
　　“五一”节的前一天，陈嘉叡突然通知我说“公社决定明天在化工厂召开‘试车’庆祝大会，有数百人参加。”
　　我说：“今天晚上设备才能安装完毕，明天试车可以，怎么能‘庆祝’呢？”
　　陈说；“已经通知全公社各大队的支部书记都要带队来参加，现在想改变也来不及了。”
　　我说：“谁都不敢保证第一次试车就能顺利运转，明天看是谁要出丑了。”
　　话是这样说，我还是忙了一夜，仔细检查所有设备的安装情况，也准备了一个“预防万一设备出问题”的“补漏”措施。
　　太阳刚刚从东山上升起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们都来了，公社党委书记迫不及待地宣布“点火”试车，机器开始轰隆隆运转起来，我跑上跑下，指挥着工人、技术员、化验员的各项工作，几个小时竟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故障，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了中午时分，第一罐产品、几十吨的无机盐像雪花般地飘落到成品池时，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我取了样品到化验室检测，听到化验员报告“全部合格”时，就一头睡倒在化验室的角落里了。
　　过了几天，公社又招聘了一百多个管理人员和工人，几乎都是各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的三姑六戚、亲朋好友，其中党员（都是复退军人）有七十几个，为此，化工厂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我在厂里成了“老三”，因为上司又多了一个——原来只有高厂长说了算，现在连高事事都得请示“支部书记”了。“上头”有什么“指示”的话，我总是比七十几个“下属”晚一两天才知道。
　　有一位党员告诉我：“我每个月花五分钱就是买个‘早知道’。”——原来他每个月只交五分钱的党费。
　　新来的支部书记姓黄，本来是公社里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复退军人，扛了一辈子锄头。起初这个黄书记办事还是很“民主”的，有什么“大事”都要先跟高昌荣和我商议后才决定“干”还是“不干”，化工厂顺利地生产、销售了几个月，皆大欢喜。我也没闲着，未雨绸缪忙着“下一个”项目的准备工作，把自己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可惜好景还是不长，黄书记看我整天盯着烧杯、天平，或者看看书、写写字，有时甚至会坐在一个地方“发呆”，还“装模作样”地整天穿着一件白大褂，开始越看越“不顺眼”了。
　　有一天，黄书记在全厂大会上突然宣布让我下基层当车间主任，跟着工人“三班倒”，说是“知识分子要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一听就火：“什么时候了你还是不改那一套‘土八路’的作风！我想的可比你还多！……如果你坚持己见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有人赶紧去公社报告，公社党委书记和陈嘉叡一起来化工厂“劝架”，高厂长也“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辞职”风波暂时平息。
　　我继续做我的实验，终于有一天叫几个工人扛了十吨食盐到正在反应的结晶罐上方，开动搅拌机，把食盐慢慢地加入到罐里“盐析”，一天就多产十吨质量很好的硫酸钠出来。黄书记、高厂长和几个车间主任看得啧啧称奇。
　　第二天，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精细化工技术研讨会”，在我发言刚刚结束时突然接到化工厂拍来的电报：“工厂出了大事故速回”。我不知何事，赶到飞机场想买机票飞回去，却被告知“只有县、团长以上的干部和外籍人士才有权乘坐飞机”，又急急忙忙到火车站从“票黄牛”手中买了一张高价票回厂。
　　前脚刚刚跨进化工厂的大门，就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一进办公室，我就觉得气氛与平时大不一样，一幅“批斗会”的样子。
　　黄书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有意破坏生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高厂长说：“你走的那一天，黄书记命令工人们扛了三十吨食盐到结晶罐上方投放，想让结晶罐每天多产三十吨硫酸钠，结果把结晶罐的搅拌机卡死了，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我了解了事故的全过程，对黄书记说：“我用了半年时间做实验，才完成这个‘盐析’的新工艺，每次加入十吨食盐刚好可以多产出十吨硫酸钠，那是数字上的巧合。你是想一次加入三十吨食盐让结晶罐每次多产三十吨硫酸钠吗？”
　　黄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
　　我哭笑不得：“你为什么不让工人每次加一百吨食盐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指挥机修工钻进结晶罐里清理“盐渣”，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才清理完毕，工厂恢复了生产，但我的积极性却大大下降了——这时我才想起林霍金的忠告。
　　有一天我到古镇一家理发店里修剪头发，看到理发师用烧红的铁板给顾客烫头发，就说：“不能用药水烫吗？”
　　店里的理发师说：“自古以来烫发都是用‘火’的，不然怎么叫做‘烫发’呢？”
　　我回到家里，找来一些资料，觉得不用“火”烫头发是有可能的，于是买来几种试剂，做了几十个实验，果真制造出一种“冷烫液”出来。
　　妻子邀来几个好友，在家里用我发明的“冷烫液”给她们烫发，取得成功。父亲非常高兴，把原来的染布作坊改造成小型的“冷烫液生产车间”，带领全家老小生产、销售冷烫液，不久全省的理发店都用上了我们家的产品，家庭经济一下子好了起来。
　　报纸上报导四川挖出了一个巨大的芒硝矿，硫酸钠的价格一落千丈，化工厂经济效益不佳，我提出用自产的硫酸钠配制洗衣粉、自产的氯化镁生产菱镁瓦的建议，因为一般的洗衣粉里含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硫酸钠，而菱镁瓦的主要原料就是氯化镁，其它配料国内也都不缺。黄书记和高厂长都不同意，他们正张罗着要把化工厂改成食品厂。
　　我见大家已对化工厂不感兴趣，就提出自己愿意承包化工厂，黄、高一致同意，拟了一个“承包方案”：我每年上缴三万元，厂房由我自己去租赁，投资是负数十万元（因为化工厂的“净资产”已经是负数），也就是说我自己想办法融资办厂，融到的资金先交十万元给化工厂，然后才租厂房生产、上缴利润。
　　方案上报公社党委，其时刚好有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在报导着“改革开放、一包就灵”的“事迹”，所以公社很快就同意这个“承包方案”了。
　　林霍金听到此事后，赶到化工厂劝我“别干这种傻事”，“天下哪有不出钱还要人家填补亏损、上缴利润的‘承包’？！简直荒唐至极！”我说：“这个厂是我一手操办的，有感情，我不让任何一个自己做过的事业毁掉。”
　　于是我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席，邀请了镇上十几个比较有钱的亲朋好友来讨论办厂的事，提出“每人出资一万元，组成股份制公司”，没想到亲友们都不买我的帐，还取笑我是个“大笨蛋”，“只有傻瓜”才会“拿到”这么一个“承包方案”。
　　没有办法，我只好同父亲商量，把兄弟六人全部召来，除了还在上大学的老六以外，其余的都到全国各地推销冷烫液，我在家里组织生产，有时候亲自出马去给一些大型理发厅的师傅们讲解冷烫液的性能和“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并写了几篇科普文章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由于这种新产品利润高，那时候的税负也不重，一年下来，一家净赚了几十万，发了！成了全市“首富”、“纳税大户”。
　　第十章芦荟的恩赐
　　公社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又想安插自己的亲友进入我的化工厂，都被我断然拒绝，最后逼着我修改承包合同——每年上缴利润五万元，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再为原化工厂还掉二十万债务。
　　接着，我又做了一些实验，开始生产染发粉，只卖给理发店，很快就供不应求，各地的要货单像雪花般飞来。我向公社租了一个早已废弃的砖瓦厂，把它改造成“日化车间”，生产冷烫液、染发粉、洗发水，很快就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日用化工厂。
　　我想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有一个注册商标，这个商标应该带个“黑”字，因为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头发用品，而中国人的头发以黑为美，想到了“黑牡丹”，觉得还不错，便到县工商局注册。
　　工商局企业股股长刘得志正要出门，看到我就笑着说：“你是我们县第一个来办理注册商标的，你看县里现在已经办了几千个工厂，他们连工商执照都不要呢——我现在就是要去给他们送执照。你说你要注册的商标叫什么？”
　　“黑牡丹。”
　　“你真够大胆！还记得1966年我们写你的大字报吗？”
　　原来刘得志跟我在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那个时候他和几个同学说我下棋时总爱执黑子，又赢得多输得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喜欢黑色，喜欢黑帮、黑五类等等，痛恨红色政权……
　　我说：“再来一场‘运动’的话，我完蛋，你也完蛋，彼此彼此。”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全国百货订货会在郑州召开，我带着古镇理发店的一位老师傅赴会，在各地订货代表们住的宾馆门口用“黑牡丹”洗发水、护发素、染发粉免费给大家洗发、染发，全国有名的百货商店、百货批发公司一夜之间都知道有个新的牌子“黑牡丹”横空出世了。我们生产的头发用日化品开始出现在全国最大的几十间百货大楼的显要位置上。
　　厦门日报有位老记者赶来采访，用他那支热情洋溢的笔杆子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黑牡丹一枝独秀”发表，之后又连续“跟踪”报道我们在各地的销售“盛况”，“黑牡丹”产品很快成了全省家喻户晓的“名牌”了。
　　陈星有钱有“势”以后，“富贵思淫欲”，同厂里的女出纳员勾搭成奸，被人捉奸在床。出纳员喝了“一点点”工厂自产的敌敌畏，竟一命呜呼死了。死者家人到陈星家里“吃人命”（这里的一种习俗：有人非正常死亡的话，亲友们要去“嫌疑人”家里借故闹事），陈星逃到我家求救，我托人送了一些钱给死者家属了结此事，又介绍陈星到乐东化工厂当销售科长。兴南化工厂也就树倒猢狲散，厂里所有人员各奔东西走了。
　　乐东化工厂那一年生意非常好，到年底结算时，净利润高达一百多万元。陈星来古镇对我说：“要不是我的销售水平高，工厂哪能赚那么多钱呢？按说我应该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厂长也来了，说“要不是我领导有方，哪来的一百多万元利润？我应得利润的一半！”
　　会计员也来了，说：“我找到一份税务局的内部文件，今年就少交五十万利润，奖给我一半不算多吧？”
　　派去乐东化工厂代我当技术总监的林华也对我说：“要不是我们的技术，他们会做什么呢？我们最少也应得利润的三分之一。”
　　我把他们都召集到自己家里，然后对大家说：“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贡献，你们有两个人要利润的三分之一，一个要利润的一半，一个要二十五万元，加起来是多少？其他管理人员和工人们呢？难道他们就没有贡献了？”
　　几个人都不听我的劝告，陈星说了一句：“争气不争财，不给我三分之一的利润，明年我就不干了。”
　　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非常好的工厂就这样由于利润分配问题而倒闭了。
　　我由此回想自己的工厂，今后会不会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呢？苦思冥想了几天后，我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工厂为父亲与全体兄弟共同所有，平均分为八个股份，也就是每人拥有工厂百分之十二点五的股份，包括还在上学的六弟林桑也有份。父亲认为不妥，建议改为我拥有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其余七个股东都拥有百分之十二股份，我为工厂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个方案得到“全体股东”“一致通过”。
　　林霍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古镇对我说：“你不应该给你的兄弟们股份，以后会出乱子的——你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雇佣关系才对，即便你给他们高薪或者偷偷给他们发红包也行。”但我坚持己见，以为自己“发明”了一种“克服家族式企业内在矛盾”的好办法，可以“一劳永逸”了，不同意“再议”。林霍金说了一句：“中国的家族企业全都倒于内乱。”我也不在意，把好友的话当耳边风。
　　林霍金此行还有一个任务：他两年前承包了东兴化工厂，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做了一个项目——润滑脂，请市里有名的一个工程师负责全部技术工作，谁知这个工程师只会吹牛，技术不过关，生产了一百多吨钙基脂全是不合格品，人也连夜逃跑了。林霍金又找了好几个熟悉石油加工的工程师来看过，都摇着头说没有法子处理这些“废品”。工厂频临倒闭，找我是来讨救兵的。
　　我到了东兴化工厂，只见所有仓库到处堆放着像豆腐渣一样的废品，令人心酸。我取了一些样品测试，发现问题在于“缺水”，就叫工人把一些“废品”投入反应罐里，加热到“沸腾”，再加入一点点水，十年前的一幕重现在众人面前——几公斤的水让一百多吨的“废”润滑脂全部再生！林霍金感恩不尽，激动万分地对我说：“原来他们都说你是神仙，我今天再一次看到真正的仙了”。
　　从东兴回古镇的路上，我看到有人用“茶枯水”洗头，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情形，记得那时候没有洗发水，甚至没有肥皂，人们普遍用油茶饼煮水滤出“药水”洗头、洗衣服，洗后头不痒，而且可以去头皮屑，衣服洗得更干净，要是把这种天然的物质提取出来配制洗发水、沐浴液、洗衣液多好。于是我回到古镇就直奔农贸市场买油茶饼，迫不及待地到厂里试验去了。
　　经过几个月实验，我从油茶饼中提取了几公斤茶籽皂素，又用这茶籽皂素配制了几十瓶天然洗发香波，自己洗了以后感觉不错，再发动全厂工人试用，都觉得“可以”。我到乡下收购了几十吨油茶饼，制造出几百箱茶籽皂素香波，发给北京、上海、广州的几个大商场试销，几个月才销完。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个经理道出销售不佳的真相：这产品太超前了！过二十年也许好销。
　　我并不气馁，又想到小时候看到奶奶每天早晨用芦荟汁涂头发的情形，那时候奶奶就告诉我：用芦荟汁涂头发有许多好处——好梳理、干净、去头皮屑、头发健壮、不容易白等等。我发动厂里所有的工人到各地乡下寻找芦荟，几天后才搜集到几十株。我想办法用芦荟鲜叶制出了少量澄清的芦荟原汁，再用这原汁加到洗发水和护发素里，配出了世界上第一瓶芦荟洗发水和第一瓶芦荟护发素，给众人试用后，反应很好。又配制了几瓶发给几个大商场的柜台长试用并征求意见，获得全体试用者的好评，建议大量生产供应。
　　要大量生产，缺的是芦荟植物。我到厦门、福州、广州等地的植物园求助，答复是可以“试试”无性繁殖（组织培养等方法），要我拿出几十万作为这个科研课题的“开题费”，哪来这笔巨大的开支呢？没办法，我只好拜老农民为师，用“土”办法——分蘖培养法慢慢扩大植株数量，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才育出了数百万株健壮的芦荟苗，在古镇附近的一个山区种植了一千多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芦荟生产基地。
　　在这段时间里，我听说海南和云南可能有野生芦荟，就同妻子到海南，找了几个地方都说以前“曾经有过”，现在见不到了。又从海南到广东、乘了几天汽车到云南元江，终于找到全世界唯一的一片野生芦荟。我写了一篇《云南元江野生芦荟考察记》在《科技日报》上登出，立即引起轰动，全国几十家大报都转载了这篇报道。
　　我又在深圳的一次全国精细化工技术交流会上宣读了自己写的论文《中国芦荟的开发和利用》，与会的八百多位专家学者很感兴趣，我乘机呼吁成立“中国芦荟协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位代表响应。
　　过了三个月，“中国芦荟协会筹备会”在厦门召开，会议期间我带着几百位代表到自己建立的芦荟基地参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看到基地的照片以后，派人到古镇找到我，说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都想拍一片有关芦荟的科教片，他们捷足先登抢先一步来了，要我尽快写出“脚本”。
　　我用了几个晚上写好了“脚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很快就组织了一个由导演、摄影师、制片主任、灯光等几十个人组成的拍片小组来到基地，我跟他们同吃同住忙了一个月完成拍摄任务，我既当“科学顾问”，又是“编剧”，还在片子里当了几次“演员”。
　　科教片《芦荟在我们生活中》先在全国各地所有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里放映至少一次（那时候电影院放映故事片之前都要加映一片新闻纪录片或科教片），然后又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段里播了几次，芦荟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东西，各地的化妆品厂、食品厂、制药厂都到我的芦荟基地要芦荟原汁、芦荟粉等去开发各种新型的化妆品、洗涤剂、食品饮料、保健品，刮起了第一场席卷全国的“芦荟热”。
　　我搜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芦荟的资料，连同自己几年的工作经验，整理成一本《神奇的植物——芦荟》，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芦荟专著，出版发行以后，成了畅销书。
　　国人历来有“我也来一个”的“习惯”，几年内书店里就冒出几十本介绍芦荟的书籍，有《芦荟治百病》、《芦荟百科知识》、《芦荟治疗与妙用》、《芦荟》、《天然芦荟健康法》、《家庭医生——芦荟》等等，琳琅满目，这些书的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神奇的植物——芦荟》，有的甚至全抄，只是多了几张照片或漫画，著者和出版社换了，后面一大堆《参考文献》独独没有我的名字！
　　吉林有一个工程师为了“评”上“高工”，花了一个月抄《神奇的植物——芦荟》，错别字也一字不漏，连书名都不改，加了几张漫画就交给出版社出版了，竟然也卖出几万本！据说此人后来又用同样的手段抄了另一本别人的专著，顺顺当当地成了大学教授！但她还是太懒了，否则多抄几本就可以当院士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官员在国家科委、省市科委一大群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古镇参观芦荟基地，听了我的介绍后，联合国的官员们当场提出要我到第三世界国家传授芦荟生产利用技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加工写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本《追拿黑牡丹》，说的是当年武则天在寒冬腊月时下令百花齐放，独牡丹不放，武氏火烧牡丹，红、绿、黄、白牡丹都开花了，就黑牡丹逃往闽南的故事，里面穿插着不少当时时髦的武打情节，发表在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刊物《芳草地》里，没想到被上海的一个导演看上要拍成连续剧，邀请那个时候红得发紫的明星潘虹来当主角。潘虹答应了，来到我家“体验闽南人的生活”，我妈妈一看到潘虹就认出来叫她“杜十娘”。
　　后来潘虹与米加山闹离婚，去美国住了两年，这个电视剧没有拍成。
　　我编写了厂歌歌词《黑牡丹之歌》：
　　黑牡丹，黑牡丹，
　　盛开在闽南，
　　你用美丽的画笔，
　　描绘生命的春天。
　　黑牡丹，黑牡丹，
　　绽放在心坎，
　　你用青春的旋律，
　　谱写爱情的诗篇。
　　自己谱了一个曲子，觉得不太满意，请省文联的十几位作曲家帮忙谱曲。作曲家们谱好了以后，建议来个竞赛，看谁谱得最好。于是我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欢晚会，把作曲家们都请来当评委，《追拿黑牡丹》的片段也由省歌舞团的两位著名演员排练后在晚会上演出，我谱写的曲子作为主旋律贯穿于舞剧始终，深受好评。
　　我还编写了一个相声剧本《说黑道白》，其实是潜移默化地为“黑牡丹”做广告，自己上台演出，说、唱、逗、演样样来，台下的观众和省、市文联专程来看演出的表演艺术家们笑得直不起腰杆，嘴都合不拢了，直呼“过瘾”！
　　我们家在古镇里祖祖辈辈租房过日子，现在“发”了，母亲张罗着要盖房子。我让大哥林明负责基建，先向镇郊的农民买了一小块地，向镇政府申请了盖房手续，交了一些款后，就请工程队画图纸，开始施工。
　　兄弟们计划盖三层楼，谁知道盖到第二层的时候，公社副书记李庆带了一群人来了，命令我们马上“主动”拆房，否则“后果自负”。林明赶紧发电报给我，其时我正在上海举办展销会，接到电报急匆匆赶回家，看到李庆正在指挥推土机冲向刚砌好的石头墙，我问李：“我们盖房子又不犯法，你为什么拆房子？”
　　李从裤兜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拿来一看，是几年前公社“关于农民建房的规定”，就说：“这是‘十年浩劫’时制定的法规，现在不行了。”
　　李说：“只要上头没有通知作废的文件都是有效的。”说完又指挥推土机“向前冲”。
　　我觉得跟这种人讲不清道理，就去找正书记张建斌。张来到现场，把李庆拉到一边说：“人家已经交款，办好了有关的手续，你就不要再管了。”
　　李恶狠狠地说：“我们贫下中农都还没有盖房，地富反坏却在盖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绝不容许他们翻天！”
　　张书记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央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越富越光荣。他们能够盖房子也是好事，公社还增加收入呢。”
　　李庆还是坚持要“先拆再说”，否则“我一个副书记说话不算数以后怎么做人？”
　　张说：“你的脑袋瓜怎么就不会开窍呢？”命令推土机开回去，拆房的人员也撤了，李庆骂骂咧咧地回去公社。
　　这李副书记的头脑果然有问题——此事发生后不久，李突然头痛不止，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脑癌晚期”，手术后几天就一命呜呼见马克思去了。
　　盖好了一栋楼房，兄弟们还是不能全部住进去，我又向附近的农民买了一块地申请盖房，这一次办手续、盖房子都非常顺利，没有人阻扰。有了两栋“全镇最亮丽”的楼房，兄弟们全都住进了宽敞的新家。
　　有个台湾人叫陈杰，比我大两岁，属虎的，在东南亚各地做香水、化妆品生意，小有名气，偷偷地从菲律宾转到香港进入大陆，同我谈“合作”的事，我同他去广州“看市场”，买了票准备上火车去深圳时，列车员要看每个人的证件，陈杰“不小心”掏出两个护照，列车员看到其中有一本是“中华民国”的，赶快叫列车长过来“处理”。
　　列车长把我和陈杰两人带到挤满了人的车厢里，叫两个坐得好好的乘客站起来让我们坐。我看到那两个“被让座”的乘客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就拉着陈杰去餐厅吃饭，把座位让给他们。在餐厅外排队的时候，列车长又来了，硬是带我们两人挤进餐车中间，又把两个正在吃饭的乘客赶走，说是要“接待台湾同胞”，我又拉着陈杰跑了。
　　陈杰说：“我们一会儿是‘敌人’，一会儿是‘同胞’，还要‘热情接待’，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我又同他到北京、上海、杭州、苏州、西安等地，一路上顺便游山玩水，谈古论今，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几乎每一次游览“古迹”的时候，导游人员总是说：这个地方本来怎么壮观，怎么好看，一九六六年红卫兵“破四旧”时被毁坏了，现在正准备修葺云云。同样的话听了几次以后，陈杰突然问我：“这‘红卫兵’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这么厉害，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破坏了？他们都是青面獠牙吧？”
　　我盯着陈杰的脸一板一眼地说：“你要是生长在大陆的话，按你的性格，那时候肯定也是红卫兵，而且肯定还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陈杰怔住了半天，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会打砸抢？我也是青面獠牙？”
　　几年后的一天夜里，陈杰又打电话对我说：“我会是红卫兵头头吗？我是青面獠牙的坏人吗？”
　　全国开始发放身份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户口”，找到乐东公社，公社文书找了半天才对我说：“你的户口早已迁到古镇成为‘居民’了。”
　　我又找古镇派出所，所长找了半天才说：“你的户口不在我们这里，也许在公社干部的‘大户口本’里，你去找找看。”
　　我又找到公社管户口的人，把“大户口本”翻烂了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最后在夹缝中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1952年退休，注销”的字样——就是说我刚出生就“退休、注销”了。
　　原来公社的干部们每年有许多“特殊供应”、“补贴”、“津贴”，这些特权据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收入，干部们把它当做“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当官的象征”，也是向别人炫耀的本钱，没有人傻到不要的。我从来没有来“享受”过这些特权，管户口的人员干脆把我“注销”了。
　　没办法，我只好重新“出生”了一回，几番周折才算办好了身份证——要不是出差时住宾馆需要这个证件，我干脆也不想要它了。
　　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觉得应该让立志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穷孩子有机会念到大学，把这个想法对古镇中学校长说了，校长建议我在学校设立“奖学金”，每年拿出几万元奖励那些在读书、艺术、体育各个方面出类拔萃的青少年，我同意了。于是，全省第一个由民办企业设立的奖学金在这个学校诞生了。
　　有一天，秦霓突然带着几小瓶香精样品来找我，说她现在是镇办卫生香厂的会计员，厂里每年要使用不少香精，这香精只有上海一个工厂有生产供应，但质量常常出问题，香味也不稳定，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自从离开竹器厂后已经有几年没有同她联络过，直到结婚后才从别人的口中知道她还在痴痴地等着我，我通过朋友委婉地转达当时“不敢‘追’她的理由”，后来她竟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外表看比她足足多三十岁！她对我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而“不敢‘追’她”的说法觉得不可思议，认为我是“嫌”她“不够漂亮”，因为我以前确实对她讲过“苏小妹才高额头也高”的故事，而她认为自己的“唯一缺点”就是额头高一点点。
　　我把自己知道的有关香料香精的情况都告诉秦霓：我国解放前有“三个半鼻子”，也就是有世界上公认的几个一流调香师，调出的香精还是挺好的，解放后把香料、香精、香水、化妆品当做“资产阶级使用的”奢侈品，不能使用，也不准生产。只有五交化商店里卖的“四大金刚”——香蕉、菠萝、柠檬、草莓四种食用甜味香精和极少数的日用香精在上海的“大众香精厂”还有生产，配方也早就由“三个半鼻子”调好了。国内不需要香精，也不需要调香师。“三个半鼻子”曾经长时期被当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敌人”批斗，现在都很老了，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学调香——要知道，法国的调香师可都是“世袭”的。
　　我对秦霓说：“你们到上海去购买香精，他们只能把原来用于配制肥皂、香皂、花露水的香精推荐给你们使用，没有针对卫生香加香的特点调配，当然不行。我现在用的香精全部要靠进口，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目前国产的香精确实不行。”
　　我下决心自己调配香精，就在自家腾出一个小阁楼作“调香室”，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处搜集各种香料香精样品，特别是各地产的植物精油，坛坛罐罐塞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陈丽不解，问我为什么实验不在工厂里做？我说：“我想自学调香，不管能不能用于生产，把它看做一门艺术，像画画、书法、作曲、雕刻一样，业余生活丰富一些也不错。以后我们的孩子要是喜欢的话也学，我想把它一代代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既会科学技术，又会艺术。”陈丽觉得有理，也跟着我学习调香。
　　工厂出名了，从中央到地方每天都有几十辆汽车、几百个人前来“参观学习”，来的人都指名道姓地要我陪看陪吃陪玩，临走时还要带上几十箱化妆品。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同他们闲聊、吹牛，又看不惯官场的种种不雅现象，只好到公社“求助”，公社很快就派来了企业办副主任张继进驻工厂“协助”我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干脆请张继当厂长，专门负责“接待工作”，理顺同各级领导的关系。总算又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些实验、写点文章了。
　　没想到这样做还是不断地得罪那些干部们——说实话，只要是“干部”，我一个都得罪不起，连居委会的老太婆都可以来找我的麻烦。有一天早晨，我交代厂里所有的人说“今天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出差不在”，然后一头钻进实验室里做实验。过了一会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来了，听说我不在，就在办公室里同张继聊天。办公室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有个工人有事找我，大声叫唤着，我应了一声。副县长当场对着张继发火：“这小子发了，翘尾巴了！我非让他夹着尾巴做人不可！”
　　第二天县里就派人来化工厂“检查工作”，折腾了几天，我又送了几车化妆品到县里打点各个“关节”，才勉强把一场风波平息。
　　我向好友林霍金讲了几个类似的例子，霍金说：“官员们主动来找你是好事啊，我还巴不得呢——你‘黏’上他们就是了：他们要你陪吃陪喝，要化妆品，你回头找他们要批条、要‘优惠政策’、要土地、要矿产，哪一个不是钱呢？”
　　我说：“这样的话我不是成了‘不是官的贪官’了吗？”
　　霍金说：“你看周围哪一个企业家不是这样发的？贪官越贪，我们的生意越好做。”
　　我听懂了，但做不来，也不愿意做，每年白白花大量的精力、财力给这些贪官污吏。各级“领导”们看我傻，来得更勤快了。工人们只要看到“官车”来拿产品，就在车子后面骂人，连自己的老板也骂，说我巴结官府。我实在受不了，就交代办公室“如果来人‘不太重要’的话，就收一点成本费”，谁知这一招得罪的人更多。
　　有一天市卫生防疫站一个普通“科员”来要化妆品，假惺惺地要交“成本费”，财务人员收下了，这“科员”当场开口大骂：“明天我就让你们关门停产！”
　　第二天县卫生防疫站果然来了一大群人马，说是“奉上级命令前来抽检化妆品”，到仓库里取走几十箱“样品”，又命令其它产品不许“动用”，待检查合格才允许生产发货。工厂停产几天，各地来电来信催赶要货，我只好到市卫生防疫站找站长求情，又塞给一个大大的红包，产品才算“检验合格”，“准予恢复生产”了。
　　虽然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但生意还是越来越红火，芦荟产品在各地经常“脱销”，我想到了贷款，就去找工商银行行长，行长看了我的贷款申请报告后说：“你这项目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贷不到款的。”
　　我不解，问：“为什么？”
　　行长回答得很干脆：“你要是生产鞋帽、服装、食品等等，要多少款我都贷给你。你生产什么‘日用化工品’，我们又不懂，要是销不出去怎么办？当然不敢贷给你了。”
　　“鞋帽、服装、食品就保证能销得出去？”
　　“当然了，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吃食品、穿衣服、穿鞋子，直接拿来吃、穿、用的产品是永远有销路的。”
　　我觉得跟这种人谈不到一块，从此不找银行，把每年的利润几乎全部用于“发展再生产”，用“滚雪球”的办法慢慢扩大营业额，祸根也从此种下。
　　第十一章发财
　　省政协突然“邀请”并通知我到省里参加“两会”，我到了省会，看到政协委员们分住在几个宾馆里，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界别”的，心想应该是“青年”界吧，因为自己是省青联常委，到“青招”门口看了半天，没有我的名字；又到“省科技宾馆”找，因为我也是“省科协常委”还有什么“省化工协会常委”，还是没有；想想也许是“工商联”界吧，到工商联委员住的宾馆，还是找不到。
　　我想，也许“通知书”发错了，回家吧。到车站买了票准备走的时候，碰上省“乡镇企业局”局长，打了个招呼。局长问：“你既然来了怎么又不参加会议了？”
　　我说：“好像没有我的名字。”
　　局长笑着说：“跟我走吧，农业界的。”
　　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还在“农口”。
　　住在全省最高级的宾馆里，却一点也不轻松，看到宾馆外威武雄壮却对我们彬彬有礼的警卫战士，我觉得像是住在监狱里。
　　吃过晚饭，我同几个委员出门溜达，刚走出宾馆大门，就被一大群人围住，有的竟跪在地上，手拿“状纸”，对着我们大喊：“清官大老爷，请给我们伸冤吧。”突然闯出一群便衣把这群人轰走了。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溜达”的兴致全没了，折回宾馆看电视吧，也许还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第二天参加政协会的开幕式，会上宣布一条纪律：为了委员们的安全，请大家尽量少出门，以免“惹事生非”……
　　第三天，政协委员们要列席参加人大会，听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两会代表坐了二十几部豪华大巴浩浩荡荡地从省会最繁华的地段通过，前后是呼啸着的警车和大官们乘坐的小车，我在车上看到四岔路口被交警拦下来站着“看热闹”的行人，问身旁的一个委员说：“你注意到路口那些行人的眼色吗？”
　　那委员说：“他们羡慕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也像我们一样风光风光。”
　　我说：“他们想起了封建时代官员们出巡时的鸣锣开道、肃静回避，我觉得他们都用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
　　“为什么？”
　　“你想，他们各有各的急事，有的急着上班，有的急着回家，说不定有人急着抓药给家里的病人医病呢。”
　　“你真会联想，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无关。”
　　“假如不是我们要开会，他们就不会被骚扰。”
　　“我们开的可是全省最最重要的会议。”
　　“我想，我们不开会，他们可能会更高兴。”
　　“政协”里真的是人才济济，据说境外的记者们更喜欢“采访”政协委员，因为他们比较敢说“真话”，“消息”也更多更广。我们私下里交流着各地真正的“新闻”，还有官员们的“奇闻轶事”，更多的是各种各样政治笑话，这些都是以前在“下面”听不到的。
　　有一天用餐的时候，舒婷、我和丁仃（画家）同桌，边吃边聊天，丁仃突然盯着舒婷的脸说：“我出一个谜语，你来猜。”
　　舒婷说：“好，你出吧。谜面？”
　　“‘你嫁给我’。猜一种文学形式。”
　　舒婷笑了：“‘诗配画’嘛，这难不倒我。”
　　“两会”开了十几天，天天吃山珍海味，住高级宾馆，中间的“星期天”还放假休息。我觉得这是浪费钱财，也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就在小组讨论会上提出来，许多委员都笑了：“吃好住好有什么不好？你以前吃住有这么好吗？现在‘两会’只开十几天，以前要开二十几天呢。”
　　我还是写了一个提案“关于‘缩短两会’开会时间之我见”交上去，第二年“两会”果然只开七天，中间的星期天也不“放假”了。
　　参加“两会”回家后，大哥、大嫂同几个弟弟一起到我的办公室吵闹：“公司是大家一起办的，为什么你可以当政协委员，其他兄弟就不能当？你巴结当官的就是为了自己也当官吗？为什么在学校设奖学金，是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公司每年赚的钱为什么不全部分掉？……”
　　我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现在资金紧缺，要把生意做大只能大家再过一段苦日子；从今年开始以后奖学金从我的分红里扣取，你们不出可以；‘巴结当官’？我比你们都讨厌！至于政协委员，待我去找统战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兄弟们七个名额，大家都有份。”最后一句显然是气话。
　　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突然大门外停下一辆警车，跳下来几个警察，冲进大门高声叫着：“你们董事长是哪个？”工人们把手举向我。几个警察不由分说，拿起手铐就把我铐上了。我问：“我犯了什么罪？”
　　“你容留妇女卖淫！到派出所去讲清吧。”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
　　一个朋友刚好进来冒冒失失地叫道：“云，今天有空去雪峰寺吗？”
　　警察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云。”
　　“你不是董事长吗？”
　　“怎么不是？！你问工人们。”
　　“那林明是谁？”
　　一个工人替我回答：“林明是他的大哥。”
　　“那好。你们叫他来，他说他是公司的董事长。”
　　“他出差了，过几天回来。”
　　警察放过我，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走了。
　　几天后，我劝大哥自己去派出所问清情况，他去了，却马上被拘留不放。我到处找人打探，方知是大哥曾经在一次出差的路上，结识了一个四川女子汪燕，汪燕装得可怜兮兮的骗了他一些钱财后，又骗他给她在小镇租了个住房。谁知这汪燕就在租房里卖淫赚钱，派出所扫黄时被抓进看守所，供出我大哥是她的“同伙”。
　　打探的人告诉我，这“容留妇女卖淫”之罪要是放在“严打”时可能会判死刑的，要我拿出一大笔钱给“有关人员”了结此事。我包了几个大大的红包派人各处打点，总算没有“大事”了，但大哥还是被关押“劳动改造十五天”才放回家。
　　大哥回家后不敢对大嫂说真话，就说是我故意勾结派出所所长陷害他，目的是“想独吞兄弟们的股份”，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几天以后，我收到汪燕写给“董事长亲收”的信，拆开一看，内容是：她在看守所里受尽折磨，被打骂凌辱，几乎死掉，“不得已”供出了救命恩人“董事长”。现在虽然出来了，还是走投无路，希望“董事长”继续帮她“度过难关”云云。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里。
　　我又去上海展销自己的产品，先约好“三报两台”（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电台、电视台）的几位总编、记者到南京西路的一家“YELLOW”咖啡馆“碰面”，确定好次日几个媒体同时做芦荟产品的报道，用的是一样的口吻：“你知道芦荟吗？”晚报开始连载我写的有关芦荟的一系列科普文章。
　　“正事”谈完以后，几位好友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聊到党的“富民政策”时，我谈了自己对“富裕”的解释是：金钱再多也不能叫做“富裕”，真正的富人是“三大富翁”——金钱、知识、精神三方面都富足：金钱够用，尤其是自己想做的实验、想干的事“不缺钱”；掌握知识越多越好，但要一专多能；健康长寿，亲朋友爱、兄弟和睦，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谈到“健康长寿”，晚报的记者薛才说了一件刚刚看到的、有点“不可思议”的新闻：说是俄罗斯有个“长寿村”，村里人大多活到一百多岁，许多记者前去采访，发现当地人一日三顿最喜欢吃的是用文火炖了几个小时的猪肉。
　　众人都说这不可能，因为猪肉含较多的胆固醇，吃多了容易得心血管病。我说：“我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胆固醇是一组化合物，对人体来说，它应该可以分成‘好的胆固醇’和‘坏的胆固醇’两类，人体如果缺少‘好的胆固醇’就容易得癌；‘坏的胆固醇’是造成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但经过长时间蒸煮的话，有可能变成‘好的胆固醇’，这样，人不容易得癌，也不容易得心血管病，当然长寿了——我这仅仅是猜想，没有经过实验”。
　　碰巧的是几天以后，上海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医学家——据说当年是蒋介石“钦点”他去英国留学的——自称是我的“粉丝”，因为要在台湾出版一套养生丛书，想把我的《神奇的植物——芦荟》也“放进从书里去”，我同薛才到他家里看到丛书里有一本《胆固醇的功与过》，翻了一遍，又请教了老先生，证实了我的猜想。薛才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薛才有机会到全国各地采访各种名人，看透了社会的阴暗面，对官场的“厚黑学”更是深恶痛绝，久而久之竟产生“厌世”情绪，干脆皈依佛门，成了一名居士，经常同我谈论佛教经典，我从这些经典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人生哲理。
　　“人民公社”从“横空出世”的那一刻就注定是短命的，虽然官方要人们跪倒在它和总路线、大跃进连在一起的“三面红旗”下面天天喊“万岁万万岁”，古镇人却用各种形式咒骂这个“新生事物”，比如1958年出的一种火柴商标是“人民公社”，盒子很大，一盒可以装五百支火柴，古镇的地方话“盒”叫“落”（衰了、糟了的意思），这里人就把这种火柴叫做“人民公社大落”。就像历史上的所有短命皇帝一样，“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都没有“万寿无疆”，只苟延残喘了二十几年就在人们的咒骂声中呜呼哀哉。
　　古镇去掉“人民公社”的帽子，恢复镇制，新来的镇长看到我的化工厂生意好，就宣布要把古镇建设成“日用化工镇”，如同附近的“鞋帽镇”、“服装镇”一样，号召“全镇人民”都来办化工，派张继带着几十个干部到江苏、浙江“参观、学习”。回来后，张继对全厂的管理人员说：“我以为化工技术有多难呢，这一趟出去看看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杭州一个化工研究所找到一个老乡，他让我抄了几百个配方。我现在办几百个化工厂都行。”
　　果然，古镇在几天之内办起了几十家“化工厂”，投资一个比一个大，规模都远远超过我的“小厂”，全都来我的工厂“挖”“技术员”，连烧锅炉的、扫地板的也要。
　　可惜，轰轰烈烈地干了几个月后，这些工厂一瓶产品都没有卖出去，最后全部倒闭。张继厚着脸皮对我说：“我是应命而去办厂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不计前嫌，仍旧请他当“厂长”。
　　“省企业家文艺家联合会”在省会“隆重”召开了，“选”我当副会长，会长让我发言“给大家鼓鼓劲”，我说了一件事：“三十几年前，美国企业家联谊会在纽约召开，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长篇报道，后来，这个记者跟踪采访这些企业家，十年后发现只剩下两三个还在“惨淡经营”，其余的或病死，或跳楼，或中风，或失踪，或进监狱，这个记者大发感慨，说“企业家”这个”职业“根本就不是人干的”。
　　会长抢过麦克风，说“不要谈这种晦气话了，我们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代表的是正确的方向，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依不饶：“正因为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风险更大，压力也更大。我只是希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好汉！”
　　省驻京办主任告诉我一个“最新内部消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准备腾出一些地方对外营业。我赶到北京，联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百货大楼等大型百货商店的经理，邀请他们和一些媒体的记者到人民大会堂北角一个餐厅“座谈”，推广我的芦荟产品，经理们大多还不曾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将信将疑地来了，听了我的介绍以后，都表示愿意尽力把芦荟产品推广进入首都的每一个家庭中去，第一次“产品推广会”借着“人民大会堂的首次对外开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
　　《人民日报》记者颜芳曾经采访过几十个全国知名的“企业家”，写了几百篇“深度报道”，这一次也赶来“采访”我，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没想到在听我讲话的时候竟然被我的经历“感动得几乎忘了自己的职责”，回报社后用全部感情倾入到她写的报告文学里面，文章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引起轰动效应，在全国各地又掀起一波更大的“芦荟热”。
　　颜芳与我同龄，看过的国内“大事件”（各次运动）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俩的经历却大不相同——她生于北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从小到大顺顺当当，不知人间疾苦，虽然也上山下乡到江西插队落户当过农民，但很快就被“提拔”到县里当广播员，仍旧天真率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结婚以后，丈夫一次无缘无故的“吃醋”发展至吵架、离婚，她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地跟各种人交往，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子”。我的经历对她触动非常大，她开始从各方面了解我，甚至到我的公司里“打工”几个月试图求证“一个人在长期的逆境中究竟还有多少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但我却告诉她“这样的经历‘其实很平凡’，全国多的是”，同那些“干大事业”的人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颜同我议论过“婚姻和爱情”的话题，她认为“婚姻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宁可不要”（她用实践证明了这句话）。我却认为：“婚姻与爱情是两码事，婚姻是一个合同，一种义务，代表一种诚信，所以婚姻是自私的；而爱可以有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戚朋友之间的爱，甚至可以有‘博爱’，全人类的爱。”
　　我觉得男女之间可以有“红颜知己”，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几个“红颜知己”，但不必有多个“情侣”。颜芳不喜欢我说的“博爱”，她说：“爱情是自私的，一个人不能同时爱几个人。”
　　争论归争论，我们两个人还是互相把对方看做“知音”。双方不管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或者遇事不顺，都愿意向对方“发泄”一番，即使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打算建厂房。镇“企业办”批准原砖瓦厂拆掉建“日化厂”，我向有关部门交了一百多万各种“税”、“费”、“捐款”（总算弄明白什么叫做“苛捐杂税”了）后，觉得已经万事俱备，就让大哥负责基建、筹划建厂房。消息传出后，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工厂四周全部种上了各种树苗，连工厂大门都进不去了，工人们站在门口观望，许多当地的农民在附近“溜达”。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答曰：这片土地是1958年“大跃进”时候公社“强征”的，没有给大队（现在是“村里”）一分钱，现在“村里”要把它“收回去”。明摆着是要敲一大笔竹杠。
　　我找镇里、县里、市里各“有关部门”，都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谁都解决不了”，我想退回已经“上缴”的款项，回答是“已经用掉了”，没办法退回。
　　白白地损失了一百多万元，我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让大哥在其它地方找地。
　　地很快就找到了，这一次我学乖了，同“承包”土地的农民、当地的干部们、各级“有关部门”都订下合同，盖章、签字，古时的“字契”、“中人”加上现今的“合同”、“公证”、“律师函”等等都用上了，付出了几百万元人民币。我算了一下，给干部们的各种“好处费”、红包、回扣远远超过付给“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底是谁在“卖地”，这土地究竟是谁的？恐怕只有天知道！
　　我自己设计建设草图，按制药厂的卫生要求（GMP）设计化妆品生产车间，把厂区所有的空地全部用各种香料植物绿化，中间有一个假山，还有一个喷水池，既美观大方又有防火功能，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在是太超前了！
　　厂房建好了，省“文明办”组织全省各地的企业都来参观学习，这个日用化工厂成为当时全省最“现代化”、最壮观也最“文明”的企业。
　　我有个远房亲戚林山在台湾发了财，回到老家“荣宗耀祖”一番，想在厦门买几十套房子给乐西村里所有姓林的亲属，年轻人都想到厦门定居，而老人们却不喜欢，要林山把这笔钱用来“洗祖屋的屋脊”，这是以前有钱有势的人“光宗耀祖”最大也最体面的事，花钱比建个祖屋还要多几倍。林山听了老人们的话，在乐西大办宴席、祭祖、修族谱等活动，从台湾带回来的钱用得精光还倒过来向我借了五十万元才回去。
　　几个月后林山带着儿子林行又来大陆，除了还清向我借的钱以外，还多带了三百万元投资到我的企业里，说是让林行在这企业里“学点本领”也好。
　　县里有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林山的钱是以香港一家公司的名义进入的），省、市、县、镇政府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非常高兴，这是他们“招商引资”的“重大成绩”，要“好好庆祝一番”。我不想铺张浪费，但又怕得罪官员们，只好随他们摆布，花了几十万元，各级官员都应邀来了，全县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企业也都派出大批“代表”赶来祝贺。我看到古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扛着大旗汗流浃背地走在庆祝游行的队伍前面，于心不忍，把小学校长拉到一边，叫公司的出纳员拿出一个大红包让校长回去后分发给学生们。
　　其实林行在台湾已经学过并有了MBA学位（工商管理硕士），我让他当总经理，张继做他的副手当副总经理。林行不敢领命，我说：“生产技术有我全面负责，你只要一心一意管好销售就行”。林行勉强应允了。
　　闲聊时我问林行：“你爸爸做什么生意发了这么多财？”
　　“我爸爸哪会做生意？十几年前有人劝他到台北市郊买了一块地，没想到十年后这块地升值数百倍，一下子卖了几个亿！”
　　“现在中国大陆这种机会多得很，让你爸爸再来买几块地，准定几年以后也大发。”
　　“那你为什么不做房地产生意呢？这买卖不是更好赚吗？”
　　“房地产是官商勾结的产业。我不喜欢，也不会做。”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有个朋友黄明从小最怕的是读书，小学都没有念完，现在搞房地产。有一天我有事到他的办公室找他，那办公室够气派的，只是所有的人员一天到晚都无所事事，上班时间看小说、画画，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那个张忠良“上班”的样子。我问黄明：“你高薪养着他们又没事干，这不浪费钱财吗？”
　　黄明说：“这你就不懂了，他们都是各级官员们的亲戚，比如那个穿红色裙子的是区长的儿媳妇，那个穿牛仔裤的是市委副书记的侄儿……”
　　古镇的人们按财富论“英雄”，所以我曾经当过几年的“英雄”，但很快就被黄明取代——黄明的财富早已是我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了，所以镇上的人们开始不让小孩子上中学，说是人家黄明小学都没有毕业发的财比谁都多，还是不读书好。
　　林行果然不负众望，带领着全公司几百个销售人员走南闯北，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大城市设立了十九个“办事处”，进行各种各样的展销活动，召开一场又一场的订货会、产品推介会。古镇出名了，古镇人也以“黑牡丹”和芦荟产品的产地自豪。
　　有一天我乘坐大巴去省里参加一个会议，听到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人吹牛，其中一人说：“‘黑牡丹’的董事长要高薪聘我，我还不想去呢。”另一人接着说：“那天‘黑牡丹’的董事长托我去市政府办一个批文，要不是我去的话，谁都办不下来。”我走到这几个年轻人面前，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所有的人。
　　到了省会，我上台发言完毕回到座位时，旁边一个人说：“我爱人提起你多次了，今天才有缘见到。”我问道：“你爱人是谁？”对方笑着说：“等一会我带你到我家里就知道了。我叫王穆。”
　　会后我跟着到了王穆家，王穆的爱人开门，我一看，竟是陈琳！几十年不见，两人都有点突然，竟找不出一句开头语。我见陈琳住在“法院公寓”里，家具也都是旧的，显得有点寒酸，心里想：这么一个官家的千金，怎么会嫁给一个普通的法官呢？但想想不对啊，刚才那个会参加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小小的法官不可能参加会议。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陈琳开口了：“我爸爸平反复职以后，就把我嫁给王穆，一直住在这里，他现在是省高级法院副院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副院长还住这么破烂的公寓？又不好意思问，只好同他们谈论其它事。
　　我瞥见茶几上有个文件，上面有句话看清楚了是“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全国一审判决的案件错判率为52%”，我对王穆说：“这个数据有误吧？应该是5.2%才对吧？”
　　王穆说：“错不了，每年抽样调查结果都差不多是这个数据。”
　　我说：“冤枉率不止一半，那老百姓还指望谁呢？”
　　王答：“其实老百姓真没必要来我们这里打官司，原告被告一起去菩萨面前发毒誓或者用“卜杯”（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可以看出，卜到‘信筊’的几率是50%）定是非，产生的冤案肯定比我们少。”
　　第二天，陈琳突然到宾馆找我，我问：“你怎么知道我住的房间？”陈琳答：“我问宾馆总台就知道了，这办法谁不懂？我们以前不是也很会找人吗？”陈琳讲的是我们小时候为学校募捐的事。
　　陈琳带着我到楼下，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陈让我坐在“副驾”座位上，自己驾车发动。我说：“你会驾车？”
　　陈答：“当然会啦，这车是我的。”
　　“你要带我去哪？”
　　“到了你就知道了。”
　　车子开到郊区一片高级别墅区，在一栋极其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下来。陈琳带着我进了房间，装修、家具、布置都显得异常气派。我已经看出这都是陈琳的，不想发问，只听陈琳的介绍：“我知道你这几年做化工发了，其实我比你还发。不过当官也有不好的一面：再富也不敢张扬，有钱偷偷地花，也是一件难受的事——我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家乡的人都不知。要是让王穆知道我带你来，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说：“我只懂得搞科研，钻研技术，公司的生意也不是我做的，当官的事我更不懂”。
　　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社会到底是做官好呢还是做生意好？如果只是为了发财，看来还是做官好——做生意可能一本十利、一本百利，也可能一本万利，但做官却可以做到无本万利。
　　第十二章塞翁失马
　　这一年所有的媒体都在讲“涨价”，“通货膨胀”四个字第一次进入国人的视野。我按正常的贸易规则进行着，虽然生意总量翻了两番，到年底财务一结账，净资产反而下降不少，也就是说如果年初库存的原材料不生产发货，存到年底比现在还要多。
　　林行在全公司管理人员大会上做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虽然学过MBA企业管理，却“吃不透”通货膨胀对生产企业的危害。我说：“我们虽然在账面上是亏损了，但生意做大了，客户增加了，工人工资照发并且随着通胀提高了，对我们以后的生意还是有好处的。”
　　颜芳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同我谈论佛学经典，我虽然大部分精力放在企业管理上，对佛学的理解却比颜芳还深刻，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令颜芳自叹弗如。后来颜芳皈依佛教，也成了一名居士，法号“智能”。
　　第二年一开春，全国闹学潮，后来演变成“动乱”，芦荟产品在各地还是供不应求，但几个地方闹罢工，公司发出的货全“堵”在这些交通要道上，林行心急火燎，天天去催，没有任何效果。
　　北京终于“出了大事”，林行接到父亲的一通电话回了台湾，一去不返。我联系了几次，林行推脱生病，最后干脆回答说：“我爸爸觉得大陆太危险，不让我回去了。公司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赚了亏了都不要紧。”
　　我没有办法，让张继当临时总经理，到各个办事处去“救火”、督促销售业务。忙了几个月，销售业绩大幅度下降，张继提出让各办事处“承包”，即每一个办事处核定一个定额，每年的销售业绩如果超过定额就奖励，达不到定额扣年薪。我勉强同意了这个办法，但心里一直想着当年和珅劝乾隆把各地官员们每年的“薪”、“俸”、“禄”、“励”改为“薪”、“俸”、“禄”、“包”的典故，担心这里面有“油腻”。
　　一天夜里，陈琳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听到一些风声，据说河北、山东等地都已经再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了，这几年发财的人都被定为“地主”、“资本家”，有人说定资本家的“标准”是“有没有雇工剥削行为”。我既然有雇工人，肯定会被定为“资本家”，劝我赶快出国避祸。
　　连续几天都有好心的朋友告诉我类似的事，我不大相信这个传言，但还是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以前各个“运动”看到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情景重现在眼前。夜里重温一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得心惊肉跳。刚好公司有一笔生意需要我去一趟新加坡，我心想，到国外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消息，所以很快就办好护照、买好机票出国。
　　在新加坡做的生意不太顺利，主要是欧洲人对中国大陆变幻不定的政策有顾虑，我在一些新加坡朋友的建议下，打电话让张继汇五万美元到新加坡注册一家贸易公司，准备以这家新公司的名义做欧美一带的生意。
　　有一位叫“李汉兴”的新加坡人同我成了好朋友，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在他家里聊天，说到中国的“文革”期间他看报纸，觉得“革命”、“造反”很有趣，同几个同学经常学唱“革命歌曲”，跟父母吵闹要“回”中国“参加革命”、“造反”、“解放全人类”，结果被他爸爸臭骂一顿：“你爷爷当年就是因为造反才跑来南洋的，你现在又想回去造反了？”
　　前不久他到中国想要买“革命歌曲”录音带，在吉林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他在客厅放录音带给我听，第一首是《社会主义好》，只听见一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唱道：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不见了，
　　反动派，
　　没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又来了，
　　全国人民爱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性的高潮，
　　性的高潮！
　　“大团结”是其时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十元，图案象征着“各族人民大团结”，“大团结”就是“钱”。
　　李汉兴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现在那么好，你怎么还跑来我们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发展机会呢？”
　　张继汇了款以后，对我的兄弟们说：“你们知道公司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分红？告诉你们，这是你们老二的长期计划，他已经把钱转到国外自己花去了。”大哥和几个弟弟听了，一次次打电话催我回国。我不知何事这么急，急匆匆地买了飞机票赶回古镇。
　　兄弟们一见面就吵：“你为什么汇款到国外？在国外钱是怎么花的？公司为什么好几年都不分红？”我一个人的口对付不了七嘴八舌，越解释越糟糕。大哥带头吵着要“拆分公司”，一个人“办”一个。我说：“怎么分？要分也得等被别人欠的款全部收回才行。你们给我几年时间，我办七个公司，一个人一个，好不好？”众人还是吵闹不休，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暂时不了了之。
　　我去了一趟香港，请好友陈青来当总经理，年薪十二万元港币。这陈青同我的兄弟们都熟悉，而且确实比较会做生意，又口头答应众“股东”实行“每年分红”。当了总经理后，雷厉风行，日夜操劳，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公司的销售业绩又上升了。兄弟们暂时无话。
　　张继责问我：“我们的工人平均工资每个月一百元，管理人员也就两百元左右，陈青凭什么拿我们五十倍的工资？”
　　我回答：“香港人生活费用比大陆高得多，平均工资也高，他一个月领一万元港币在香港也只是一般水平，并不算高。”
　　“我们五十个人做的事难道还不及他一个人做的？叫他来比比看！要文的还是要武的？！”
　　“管理者的水平不可以跟体力劳动者相比。我们看他的业绩，如果他今年为我们公司多赚几十万利润，我们聘请他还是合算的。”
　　公司有个业务员曾飞，文化程度较低，却“很有交际能力”，靠烟茶酒打天下，销售业绩不错，多次叫我在沐浴液产品的商标上加“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文字，说这样做能让业务“翻一番以上”。我说：“这是骗人的，而且违反商标法，不能做。”
　　曾飞见说服不了我，就骗走公司一百多万元货款，投靠到另一家化妆品公司去了。陈青立即请来律师写好状纸向法院告状，法院看到是“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又是香港派来的，立即受理，而且很快就审理、判决，限曾飞一个月内把骗走的赃款退还。
　　陈青又打听到曾飞现在投靠的公司总经理也是香港人，马上打电话过去：“老兄，我们香港的法律你是了解的——在香港如果有人离开一家公司，三年内是不能从事原公司业务的。”曾飞很快就被那家公司开除了。
　　我向法院“执行庭”交了五万元申请已经生效了的判决，又派人跟着法院的车到曾飞的家里“执行”，刚好曾飞在家，不得已当场通过银行转了十五万元给法院，并保证其余的款项在一个月内还清。
　　一个月后，我到法院催促执行，并要回那十五万。法院说等“全部执行完毕”一起汇款。几个月过去了，不管我再怎样催，法院都说“找不到曾飞，无法执行”，十五万元也不给。
　　后来我打听到法院里的人都喜欢赌博，这几年全县所有经济案件“执行”得到的钱都被他们赌掉或者买“六合彩”花掉了。我白白花了几十万告状费、律师费、执行费，还是没能要回被贪污骗走的一百多万元。
　　曾飞把其余的欠款转到附近一个村里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沐浴液，果然在商标里写上“能治淋病、梅毒、艾滋病等”，被人告发，罚款，在外地的看守所里又倍受耻笑、辱骂，出来后疯了，晚上到处跑，竟掉进自家门外的池塘里溺死了。
　　大哥发现七弟偷了厂里一些贵重的原材料到外地卖，就把他叫来狠狠地骂了一顿，限令一个月内把“赃款”交出来。七弟不知跑哪里去了。
　　我出差回来，收到七弟的信件，拆开一看，连鼻子都气歪了，只见信里歪歪斜斜的“蝌蚪”字：“限你半个月内汇一百万元到武汉汉正街××号，否则绑架你的儿子，放火烧你的房屋……”云云。我不理他，把信丢进垃圾桶里。
　　几天以后，四弟来找我，要我“马上”给他五十万元，说是前几天赌博欠人家的，如果不能及时还清的话，对方就要“砍断他的一只手。”我说：“我给你五十万，你也不用来上班了。专职赌博去吧。”
　　四弟刚打发走，三弟又来了，吵着要钱，说自己要办一个公司，我问他要多少？三弟说要一百万：“钱到手就永远不找公司的麻烦”，我筹了一百万元给他。
　　五弟告诉我，说他有确切的证据肯定张继“坐地分赃”——去年年底计划今年初派往各地办事处的名单时向销售人员要回扣。我让陈青暗地里核查此事。
　　正当陈青把核查结果告诉我的时候，张继打来电话恶狠狠地说：“我走了。你的公司一定会在一年内倒闭，我们走着瞧！”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在一年内倒闭？我不大相信，还是同陈青继续研究公司如何创新、如何扩大业绩的事。
　　实践证明，我小看了一个小镇干部的能量——几天以后，陈青向我递交辞呈，说是家兄在香港的生意扩大，要他回去帮忙。我追问他到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陈青最后说了实话：张继一再打电话威胁自己，又把恐吓电话打到香港他的家里。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呆在大陆担惊受怕。我苦苦相劝，还是留不住陈青，只好让他走了。
　　张继又唆使公司里一个曾经因为“账目不清”被陈青训斥过的仓管员复印一张“出仓单”寄给市税务局稽查队，说是这张单据可以证明公司偷漏税。张继自己又以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打了几次电话“揭发”我“长期偷税漏税”。市税务局接到举报后，派了十几个人开着车冲进我的公司，把所有账本封存打包装上车，通知公司“马上”停止生产，所有财务人员必须天天到市税务局“报到”接受问讯，直到“结案”为止。
　　我第二天找到市税务稽查队，队长吴能板着脸教训我：“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如何偷税漏税吧，否则等到我们查出来你的罪更重……其实你只要‘会做人’，事情也不会太严重。”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却说：“我没有偷漏税，你们尽管查。”
　　看着桌上的热水瓶外用油漆写着“市稽”两字，我故意问道：“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吴能答：“连这个也不懂，市稽查队的简称嘛。”
　　我笑着说：“我还以为是市滑稽剧团的简称呢。”
　　周围的人都笑了。
　　吴能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调侃，气得呲牙咧嘴，一时又找不到“驳斥”的词语。
　　我又找到市税务局长曾杰，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偷漏税，也不想偷漏税。曾杰咆哮起来：“我说谁偷税谁就偷税！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他不偷漏税的！”
　　稽查队查了两个月，却查不出“大笔”偷漏税的证据，只查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账目有“漏税嫌疑”，比如公司送人的化妆品礼物没有“入账”之类。吴能拿着这点小事做文章，“深挖”下去，却发现他们（各级税务人员）自己也在“受贿”的名单里面！
　　其实我也不敢真的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事情说不清楚，说实在的我连现在有多少“税种”都还弄不清楚呢。但这帮只会吓唬平民百姓的稽查队员们智商实在太低，我又事先做了准备，账面上比较“干净”而已。
　　曾杰大发雷霆，骂吴能真的太“无能”了，命令他带队到黑牡丹公司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十九个办事处查账。无能带着一帮人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又查了四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公司长期不能生产经营，被欠的货款也不能收，几百个工人“干坐”在厂里，工资还得照发，日常开支也少不了，我向朋友借高利贷维持着。学校到了发放奖学金的时候，我也只能借高利贷汇给学校照发，校长感动得热泪盈眶。
　　省政协一位副主席来古镇办事，顺便到我的公司看看，却看到公司大门紧闭，进入办公室询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如实讲了。副主席立即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市长和省税务局长，说不能这样折腾企业，不管我有没有偷漏税，此事拖了半年也应该结了。
　　市长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最近也在琢磨为什么我市每年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第二年都因为‘偷税漏税’倒掉呢。”
　　很快地，省里有人向曾杰“打招呼”，曾杰吓得当天就逃到国外去了——原来他早有准备。
　　后来曾杰被“立案查办”，确认其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但人也从地球上蒸发了。
　　吴能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集市当收税员，但狗总是改不了吃屎，听说后来“搞腐化”被当地人打成残疾，成了废人一个。
　　我想重整旗鼓把公司恢复起来，派人到各地去收款，才发现十九个办事处都已经人去楼空，有几个地方“办事处主任”把公司的货款收进自己的腰包里，带着剩余的货物逃走或投靠到别的公司去了。
　　我花了十几万元差旅费和“回扣”才收回三万多元货款，得不偿失。
　　更糟糕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在这几个月里都出现了大量假冒的“黑牡丹”芦荟产品，外表一模一样，只有香气不同，内容物的质量很差——“黑牡丹”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
　　有人举报说上海的冒牌产品在闵行区的一个工厂里生产，我下决心到上海“打假”，到了上海会同市工商局一起去闵行这家化妆品厂，让门卫叫老板出来。老板出来了，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我的亲哥哥林明！工厂里还有几个人也都是我的手下！
　　我无言以对，只好“撤兵”。
　　其它几个地方的冒牌产品也都是我的兄弟和手下人生产的，再“打”下去势必“鱼死网破”，大家都要身败名裂。我垂头丧气，灰溜溜地回到古镇。
　　有人劝我改产其它日化产品，但没有流动资金，这时候不得不考虑用厂房抵押贷款。向大哥要厂房的资产证明，才发现早在建厂的时候，大哥已经听信张继的话把所有地上建筑物登记为他们夫妻两人名下了。
　　贷款的路走不通，我一筹莫展。
　　公司的销售科长严凯说他有个朋友张建国要一批洗发水销往新疆，货款一百多万元。“边疆”的生意如果能做起来，也不失为公司“中兴”的好主意。我希望对方能预付一些款，严凯说：“这是我‘哥们’要的货，货款全部由我负责。要不回来就砍我的脑袋”。我不疑，又急着想让公司“恢复生产”“起死回生”，只好又向亲友借了高利贷买原料和包装物，产品做好、检验合格后发货。
　　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说广州、上海“黑牡丹”洗发水在“大削价”拍卖，“绝对是真品，因为那香味谁都仿造不了。”
　　我派人一查，发现廉价销售的正是张建国要的货。责问严凯，严凯说：“我也想不到他会这样，打官司吧。”我打听到那批货有一部分竟然还在本地，就向法院递交诉状，申请“冻结”这批货物——当然免不了又得交几万元诉讼费、律师费。
　　官司还没有开打，张建国就放出话来，说是他“法院里有人”，我“赢不了”，“即使赢了也没有用”。
　　我法院里“也有人”，贿赂一下，官司是打赢了，判决张建国“归还货款”，但“冻结”的货物却“不翼而飞”——仓库是空的！我同法院去“冻结”货物的时候明明看到里面的洗发水产品至少还有几十万元价值，但法院现在却问我：“你当时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我向法院申请执行已经生效了的判决，法院却一再说“找不到人”。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看到张建国在家里，还在电话里跟他闲聊了几句。我又去法院申请执行，执行庭庭长先打电话告诉张建国说“要去执行了”，通知他跑掉，然后又磨磨蹭蹭地拖了几个小时才同我去张家。到了以后，不见张的身影，法院拿出封条要封大门，旁边出来一个妇女，说这房屋是“公家”的，不能封。
　　几天以后，我打电话问“执行”结果，庭长说：“已经执行完毕——房屋不是张建国私人所有，不能封。屋里只有一台电话机，价值几百元，请来领走。”
　　我彻底看清法院的真面目，不再去找法院。从此做生意小心翼翼，再也不想跟人家打什么官司了。没想到法院却发来一张传票，我打开一看，内容是广东有个公司告我欠他们六十万货款，说是几个月前我大哥向他们要的货。告状者很有经验，先请法院封存了我的银行账户。我一查，货物并没有进过我公司，是大哥发到上海用掉了。我同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无效，法官问我：“林明是不是你的亲兄弟？”我说：“是的”。“那就对了，只要你的兄弟有拿了人家的货物，你不还就不行。”
　　类似的官司又连续打了几场，其中也有五弟用同样的手段骗走的货款。后面还有几张法院的传票在等着我，看来这官司是没完没了了。
　　我打电话给林行，告诉他最近发生的事情，请他来公司商议怎么办。林行说：“公司倒了就倒了吧，我不想回去。”
　　我再也无计可施，黔驴技穷，只好到工商局申请公司破产倒闭——张继的“预言”应验了。
　　我召集兄弟们开最后一次股东会议，宣布公司破产，树倒猢狲散，满足了兄弟们“拆厂”“自立”的愿望。大哥和五弟要厂房就“拿”去吧，所有公司的货款和债权谁能收到就归谁。
　　债务呢？公司的债务基本上就是最近几个月借来的几百万高利贷。我宣布由我自己一个人负责还清，因为昨天晚上我已经同这些债主们谈好，所有的高利贷我准备在三年内偿还，债主们不但不急着要钱，甚至还对我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还愿意借款——债主们一来相信我多年来的信誉，二来看上我那壮观的厂房——他们还不知道这厂房已经“易主”了。
　　我向颜芳诉说了最近公司里发生的事，颜芳说：“佛曰：放下，放下。”
　　我说：“我也知放下，但目前还放不下。我还得把高利贷还清。”
　　颜芳说：“人人都有千万个理由放不下，但最终都得放下。”
　　第十三章“大炮”
　　无“官”一身轻。我趁着多年来难得的空闲带着妻子儿女到武夷山“度假”，想静下心来好好盘点、“检讨”一下最近发生的事。到了山下，一家人先去玩了一回闽越王城遗址，我对妻子说：“想当年闽越王如何荣华富贵，王宫何等奢华，最后还不是被汉武帝一把火烧成灰烬。我们几年的辛苦建起来的大厦一朝土崩瓦解，也有些相似，但同闽越王城相比，无所谓了。”
　　一家人住在幔亭峰下的矮胡宾馆，我连续三天在宾馆上面的大阳台上对着幔亭峰“发呆”，宾馆老板矮胡是我的老朋友，看到我脸色有些怪异，一有时间就上楼同我聊天、闲谈，劝我“想开一点”，“钱是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没有言语。
　　连续几天，看到天天都有工商局、税务局、政府部门、公检法人员来“订餐”，我还以为宾馆的生意很好呢。问了服务员，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吃“霸王餐”的，从来不给钱，还要在这里“称爷”，作威作福。
　　我问矮胡：“天天给这些官老爷们吃喝，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他们吃光了，‘适者生存’啊。”
　　我觉得矮胡的文化程度不高，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就笑着说：“怎么个‘适者生存’呢？”
　　矮胡也笑了：“这不是你以前教我的？”
　　原来我曾经对矮胡说过：“这官们好比庙里供的泥菩萨——世上的菩萨只有两种：一种是当我们有点伤病、头痛发热拿着供品去求他，他欣然接受，替我们消灾，这是好菩萨；一种是我们好好的，无病无痛，他偏偏让我们生病，我们拿着供品求他，他只让我们的病好一半，以后还得求他，这是坏菩萨了。我们要做生意，不得不跟这些官们打交道，只能遵从达尔文的教导：适者生存。但愿都能遇到好菩萨就阿弥陀佛了。”
　　“面壁”了几天，我邀矮胡到山上走走。到了幔亭峰下，只见一块大石头上刻着唐朝李商隐的一首诗“初入武夷”：
　　未到名山梦已新，
　　千峰拔地玉嶙峋。
　　幔亭一夜风吹雨，
　　似与游人洗俗尘。
　　我盯着后面一句看了许久，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年来公司遇到的事恰似‘一夜风吹雨’，是来给我这个‘游人’‘洗俗尘’了。”
　　矮胡不解，问道：“洗什么俗尘?”
　　我笑着不答。几个月来压在心底的闷气终于全部释放出来，觉得彻底轻松了。
　　在“大王峰”的顶峰上，接到省香化协会会长打来的电话，说是“建华香料厂”的厂长突然自杀，不知什么缘故，请我“顺道”去看看，也代协会慰问一下厂长的家属。
　　建华香料厂离武夷山不远。我到了厂里，副厂长黄诚说：“这两年山苍子油价格飞涨，从原来的每公斤二十五元涨到将近两百元，我们的老厂长以为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贷款数千万元大量收购山苍子油，没想到现在又跌到每公斤三十元，银行催款催得紧，厂长想不开竟然自杀了。现在银行来‘接管’工厂准备拍卖，惟一不好处理的是库存的几百种香料没人要。”
　　我说：“你对银行的来人说我可以把这些香料全部买下来，只要他们同意分期付款就行，我在三年内把货款还清。”
　　银行同意我的方案，于是我就联系车辆把仓库里所有的香料运到厦门。
　　我租了一个厂房放置这些香料，向厦门工商局申办一个香精厂，招聘了几个工人和管理人员，让已经毕业“安排”在“国营”电梯厂工作的六弟和他的同学、在古镇中学教书的黄德辞职来香精厂当推销员。
　　古镇中学校长对我说：“这黄德还算聪明，智商不低，但比较内向，你把他要去当当内勤、搞搞管理倒不错，做推销工作恐怕不行。”
　　我说：“一般人都以为推销工作是‘卖嘴皮子’，口才要好，最好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公司和商品，我不是这样看的——我对推销员的第一要求是‘务实’，肚子里要有‘东西’，口才好不好倒是次要的。”
　　六弟和黄德两人在省内“跑”了一圈，有人要酒用香精，有人要糖果香精，也有人要烟用香精、香皂香精、化妆品香精、卫生香香精等，数量都不大，我配了一些样品送去，都能符合客户的要求，于是我就指挥工人们小批量生产这些香精并开始销售了。
　　南方人拜佛拜得勤，“卫生香”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间还有人偷偷地在偏僻的乡村里生产销售。改革开放了，拜菩萨、拜祖先不必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拜，佛教用的“神香”和清新空气用的“卫生香”销路大增。生产这些“香”的厂家到上海等地购买香精，买来的是一般化妆品、洗涤剂使用的“日用香精”和食品、饮料、香烟使用的“食用香精”，配制出来的卫生香香气不好，有的产品放置一段时间就没有香味了，有的点燃以后散发出不良气息——几年前秦霓就向我说过这事。
　　我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几个月的实验，把所有常用的单体香料一个个蘸在没有加香的“素香”上，点燃以后评香，找出适合于卫生香加香的香料，再用这些香料配制出质量极佳、价格又不太高的卫生香专用香精。我将自己的经验写了一篇论文《卫生香香精的配制》发表在“蚊香协作组”的内部刊物上。
　　黄德听说“全国蚊香协作组”要在厦门召开一个会议，告诉我有几个蚊香厂的“头头”都会来参加。我到会时听到这些蚊香厂的老板们在议论并且倾向于一种论调：“蚊香工业是个‘夕阳工业’，今后随着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卫生条件改观以后，蚊子少了，蚊香也就不需要了，走到头了”。
　　我说：“我倒是认为蚊香工业是‘朝阳工业’——我们现在的蚊香大部分是臭的，有人开玩笑说‘蚊香’早就应该改成‘蚊臭’了，这是因为目前我们在蚊香里添加的农药像DDT、敌敌畏都是臭的，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早就不用这些剧毒的农药了，他们现在用的是除虫菊酯类农药，这种农药几乎没有什么异味。我们如果开始使用这种无臭的农药，就可以在蚊香里加适当的香精，让蚊香真的香起来，让消费者把点燃蚊香从‘忍受’变成‘享受’。这样，蚊香就不只是用来驱蚊杀蚊，而是具有空气清新剂的功能了。我认为，小康以后的生活，像空气清新剂这类商品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我告诉这些蚊香厂的老板哪里可以买到这种低毒农药，又同蚊香厂的技术员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实验，终于有几个蚊香厂在国内率先推出了“加香低毒蚊香”，销路极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地，全国大大小小的蚊香厂都“改朝换代”生产这种蚊香了，我配制的蚊香专用香精也伴随着新型蚊香进入千家万户。
　　在湖南省的一个“高新技术研讨会”上，我认识了该省大规模生产饲料、肉制品的壮大集团总裁陶敏，了解到国内饲料的发展情况后，我对陶敏说：“如果在饲料里添加一定的香味素引诱动物多吃，应该可以让饲养动物长得快一些。”陶敏说：“国外已经有这种先例，但国内几个香精厂给了我们一些食用香精的样品，试用以后效果都不明显。”我建议在壮大集团的一个养猪场里做实验，配制、筛选适合于各种动物的香味素，陶敏同意了。
　　于是我带了几个助手到养猪场，陶敏也安排了几个刚刚招聘进入集团的中国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来参与实验。开始时我让助手们把各种香料蘸在布条上引诱猪，观察猪对各种气味的反应。我发现猪闻到喜欢的气味时，尾巴会卷起来，形成一个英文字母“o”或草写的“k”，就笑着对助手们说：“OK，原来英文字母是从猪尾巴的动作得来的。”这话从壮大集团传到中国农大，又从农大传遍各地念农业的大学生们，成了学生们学习外语时的一个“经典笑话”。
　　陶敏经常到养猪场看望我，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实验早日出成果，看到我日夜都守在猪圈观察、实验，深受感动，回到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是生产饲料的，但我们的干部、技术员、管理人员大多竟然连猪是怎么吃饲料的都不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老总，他可以不怕脏臭、天天同养殖的动物们在一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于是陶敏在养猪场里建立集团的“党校”，让集团所有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刚招聘来的大学生们分批分期到这个“党校”里驻扎、学习几个月，提高他们对饲料的感性认识。
　　我通过动物“闻香实验”的“肢体语言”掌握了动物对香料的喜恶，开始配制各种饲料香精和香味素。把这些香精、香味素加到饲料里再做饲养实验，其中有几个香精、香味素的效果非常出众，可以让动物每次多吃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饲料，长膘速度也大幅度提高，而“料肉比”（消耗的“标准饲料”与增加的动物体重量之比）降低了百分之五以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如果全国的动物饲料都加香的话，一年可以节省粮食一千多万吨！
　　壮大集团生产的饲料饲料“预混料”第二年全部加了香味素，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而饲料和饲养动物的品质也提高了。我又发现有几个香精加到饲料里面后可以让饲料长久保存，不会出现“哈喇味”（油脂发酵产生的不良气味），遂连续写了几篇有关饲料香味素的文章在《饲料工业》、《饲料添加剂》、《中国饲料》等杂志发表。不久全国的饲料厂都采用了壮大集团的做法，中国的香料香精行业又增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随着香精生意慢慢做大，“赊来”的香料很快就用完，我还清了银行的债款和高利贷，又购进新的香料。一些化妆品厂慕名而来向我要“高档”香精，说这些香精原来都是向国外购买的，采购不便，常常要等几个月才到货，影响生产。如果我能够配制出质量、香气与之相近的产品，他们就可以转向国内采购了。
　　我配制了几款香精，其中有几个香气、质量超过国外同种香型的品种，而价格又低得多。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一些化妆品厂用了以后非常满意，引起国外“十大香料公司”的注意。我配制的几个香精被送到国外，动用最先进的仪器、著名的调香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还是没能“仿配”出来。
　　在轻工部上海香料研究所，我同“三个半鼻子”之一的汪清华等老一辈调香师们讨论中国香料香精产业如何发展，都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调香师这支队伍人才奇缺，青黄不接，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新人。最后决定在厦门大学举办“中国首届调香用香培训班”。
　　“通知”发出以后，全国各地的香料、香精、化妆品厂和其它用香厂家选派了一百多名技术人员到厦门参加培训班，汪清华等几位老调香师和我都当老师，手把手地教学员们最新的调香和用香技术。
　　培训班连续举办了几期，极大地提高了国内的调香和用香技术。我把培训班的教材和国内外有关香料香精的历史、名人轶事和基础知识整理成几十篇科普文章，在几份报纸、杂志上连载，让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我又把这些文章串联在一起成为一本科普书《闻香说味——漫谈奇妙的香味世界》，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于一体，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很快就成了畅销书。
　　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提到建立“气味学”的必要性，认为人的“五大感觉”中对属于“物理感觉”的“肤觉”（又称触觉）、听觉和视觉的研究都已经发展成为科学——力学、热学、声学和光学，而对属于“化学感觉”的嗅觉和味觉的研究却都还没有成为科学。
　　要建立“气味学”的话，势必包括“数学气味学”、“物理气味学”、“化学气味学”、“生理气味学”和“心理气味学”五个分科，排在后面的四个分科现在都有了一些基础，目前的难处在于“数学气味学”无从入手——至今连一个“数学模型”都没有。
　　我自认为数学基础较好，但深入研究下去就发现几乎所有的数学知识与香味好像都不沾边——国内外所有的调香师至今全部靠经验调香，用到的数学知识只需要“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即够。我想到了刚刚建立、正在兴起的“混沌数学”，直觉告诉我这门新兴的学科有可能帮我建立香味的数学模型。于是我一方面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混沌数学”、“分形几何”、“拓扑数学”、“模糊数学”等，一方面在《香料香精化妆品》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创立了“三值理论”、“气味ABC”和“自然界气味关系环渡图”等新理论，让所有的香料、香精都带上各种各样新的数据，也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的工作中来。
　　这些新的理论很快就在香料香精行业里应用起来，所有生产、应用香料、香精的人们几乎天天都在谈论“三值”和“气味ABC”，商人们也开始用“三值”来判断每一个香料、香精的实际价值和销售价格。我也发表了一些“三值”和“气味ABC”应用的理论文章如《黄金分割法在调香实践中的应用》、《常用香料在香精体系里的留香性能》等，推动这些理论向纵深处发展。
　　我希望国内的“混沌之父”——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位知名教授能帮我建立“数学气味学”基础理论，一次次地打电话诚心的向他们请教，后来才发现，这些数学教授们难以再帮下去了——他们对气味一无所知，想让他们重新学习香料、香精的“三值”和“气味ABC”等理论更不可能。我铁了心自己用混沌数学建立气味的数学模型——我曾经对朋友说过，自己学习化学、化工只是为了“挣口饭吃”，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是数学。
　　一天早晨，厦门晚报社总编打来电话，说在厦门海域发现一头将死的抹香鲸，报纸准备发稿报导，总编原来听我说过抹香鲸内有可能有宝贵的香料——龙涎香，希望我去看看，他们将追踪报导。我放下手头的工作，直接去海边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个记者一起，雇了个游艇到漳州一个小港湾的海滩上，刚刚死亡的抹香鲸静静地躺在细沙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鱼腥味，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被包围在里面的是各地来的专家和记者们。
　　记者们听说来了一个香料专家，更来劲了，把我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最关心的是这么大的抹香鲸体内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价值连城的龙涎香，因为厦门晚报前几天连载我写的系列科普文章，有一篇刚好谈到龙涎香产自于抹香鲸的排泄物，偶尔也在抹香鲸体内找到。我担心找不到香料时会挨市民们的骂，就说：“在抹香鲸体内找到龙涎香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四左右，所以在这里找到的话只能是巧合，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会把抹香鲸胃肠里面的成分详细化验检测，寻找抹香鲸体内产生龙涎香的原因，也就是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解开龙涎香成香之谜。”
　　我走到巨大的抹香鲸前面，用手掌擦一擦鲸鼻子，记者们也都跟着我都用手来擦，有个漂亮的女记者对我说：“我闻到一股臭腥味，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说：“再过半小时你再闻一闻你的手是什么气味。”
　　半小时后，记者们欢呼起来：“这么香啊，比任何香水都香！”
　　我说：“这就是龙涎香的香味，‘抹香鲸’的名字也是这样来的——抹一抹它的身体就有香味，鼻子周边更香。”
　　第二天，我和抹香鲸都成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中央电视台准备现场直播几次——抹香鲸和龙涎香成了这几天数亿人茶余饭后的重大谈资。厦门人都为上帝送来的礼物欢欣鼓舞——原来这头抹香鲸是在晋江海边被渔民们发现的，晋江渔民发现它的时候，抹香鲸已经奄奄一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渔民们用绳子挂住它，把它拉到厦门海边，上岸寻找买主，打算把它卖掉。有人打电话把这新闻告诉厦门晚报总编室，厦门晚报报导了以后，引起轰动效应，市民们关心着这头抹香鲸的命运。执法人员上船吓唬晋江渔民：“抹香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你们犯法了。”吓得渔民们赶快开着船掉头跑了。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派来了几个专家，准备解剖抹香鲸。一切准备妥当后，解剖工作开始——按照计划，这头鲸准备制作两个标本，一个是骨架标本，一个是鲸皮缝制后在里面填充泡沫塑料制成的“实物”标本。
　　当解剖到鲸的胃部时，切开第一个胃——抹香鲸有四个胃——时，我和海洋所的黄教授同时把手伸进鲸胃里探取“异物”，两人的手收回时都是血淋淋的——好像被什么利器刮伤了。后来我们的手套上橡皮手套再伸入“打捞，”从四个胃里总共取出四十六对章鱼的喙，说明这头抹香鲸在死亡之前吃了四十六条大章鱼！章鱼全身都被强酸性的胃液消化掉了，而这坚硬的角喙不被消化，但被腐蚀得像一把把锋利的刀片，把我和黄教授的手切得百孔千疮，血流一片。
　　抹香鲸是人们心目中的“龙”，这一年又是龙年，解剖抹香鲸的地点在一个刚好叫做“龙村”的村子外，村民们开始议论起“龙年杀龙不吉利”的事，不让我们在这里解剖抹香鲸了。我们赶紧联系厦门港务局，请求支援。港务局派来了一条驳船，花了一天时间才把已经解剖开的鲸搬运到鼓浪屿海边一个沙滩上，正准备开刀解剖时，当地居委会又来阻挡，说是市民们反映臭味熏天污染了他们的环境。没办法，我们只好再一次把死鲸拉到驳船上，开到海沧大桥下。
　　数万个市民围观我们的工作，有人建议称一下这头鲸有多重，我们觉得有道理，又去调动起重机前来称鲸的重量，岸上的人们都在给孩子们讲“曹冲称象”的故事。实际称量后，这头鲸去掉内脏、几天的失水后还有四十八吨重，估计解剖前应该有六十吨左右——这是至今为止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鲸！比科学家们能够想象的最大的恐龙——霸王龙还大！
　　海洋所有位专家摸着鲸的牙齿说，这鲸大约有七十七岁了——这也是至今为止人类看到的最老的鲸！
　　这头鲸是怎么死的？——我们解剖到鲸的脖子时，谜底开始揭开——这鲸的颈椎有个直径二十几厘米的圆洞，估计被炮弹或鱼雷打中是鲸的死因，由于这段时间海峡两岸正处于“敏感时期”，这条真正的新闻只有我们几个与鲸亲密接触的人员知道。
　　连续几天的紧张工作，我们几个人都累得够呛，晚上能抽空睡几个小时都很难得。这一天早晨，我被欢呼声吵醒，急忙冲过去看，只见鲸头喷出一股清澈透明的无色液体，装入桶里凝固成白色的蜡，有几百公斤重。我向记者们解释这就是鲸蜡，抹香鲸用“声纳”代替眼睛探测周围环境事物靠的就是这鲸蜡的振动——一句话马上又成了当天全国报纸、电视的头条新闻。
　　几亿中国人最关心的还是龙涎香。杭州电视台台长打来电话，说是杭州有市民说自己的家里有一块祖传了几代的龙涎香，想请专家帮忙鉴定一下，这市民还说，他的祖先留下一种鉴定龙涎香的“土法”：取一小块样品在蜡烛火上烧，真正的龙涎香上升的烟可以用剪刀剪成几段，否则就不是龙涎香，请问这方法有科学道理吗？
　　电视台台长每一次讲到龙涎香都说成“龙延香”，我想纠正他的错误，故意在他讲到“龙延香”时点一下“龙涎香”，几次以后，台长不高兴了，说：“你们福建人的普通话怎么这么差劲，龙延香竟然念成龙咸香！”
　　我也不客气了，回他一句：“你还是查一查新华字典吧。”
　　诸如此类关于抹香鲸、龙涎香的问题天天都有，确实有趣。我也实实在在的过了几天“新闻人物”之瘾。
　　虽然没有在抹香鲸的胃和肠里找到大块状的龙涎香，但我把捞到的膏状物拿回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测试，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抹香鲸产龙涎香之谜终于解开——原来抹香鲸最喜欢吃章鱼，消化不了的章鱼喙有可能在排出体内的过程中切伤消化道，抹香鲸的胃肠不被切伤的原因是它的胆分泌了大量的胆固醇一类膏状物质把章鱼喙包裹住，然后慢慢排出体内，在排出体内的长时间里胆固醇一类物质逐渐变成了香料——这就是龙涎香的来历——科学家们对抹香鲸产生龙涎香的过程到此有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好友苏通从北京“福建省驻京办”打来电话说科技部有一亿元“在找项目”，只要有个“发明专利”就可以得到，条件是得给“有关人士”回扣两千万元，问我“要不要”？我虽然非常想要这笔钱，但觉得给了回扣还是有问题，“得一直作假下去”，所以不敢要。有一次在饭桌上跟几个同行讲了这件事，做木材生意的张磊向我打听了这个信息的来龙去脉后，就去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又向我“借”了一个专利，竟然真的把钱“搞到”了。
　　我问张磊：“到手多少？”
　　张磊答：“实得五千万元。”
　　“为什么？”
　　“回扣给北京两千万，省、市、县的‘有关部门’各一千万。”
　　我劝张磊拿出一部分购买仪器、设备，为两年后的“验收”“做准备”。
　　张磊说：“我才不那么儍呢。”
　　“那你以后怎么‘验收’？”
　　“到那时我最多花一两千万把‘专家’们的嘴巴堵死就没事了。”
　　原来如此。
　　“两会”期间，我和其他政协委员们列席人大会议听了新任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二天省长和几个副省长到农业组“一起讨论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部分内容”，省电视台赶来作“现场直播”，国内外的记者也跟来了一大批。
　　几个委员盛赞报告内容“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可以说是“好极了”，表示“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我不以为然，淡淡的说道：“我们现在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限制，外贸生意难做，所以提出‘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增长，这是正确的，但怎样‘扩大内需’呢？‘政府工作报告’开了一副药方，让大家把眼睛盯向农村，要求家电、百货、日用品、食品等下乡多做农民的生意，我个人觉得这个方向搞错了。”记者们一下子全愣住了，电视台导播赶紧叫“暂停”，切掉对全省的直播，省长、副省长们眼睛都直盯着我，组长的目光更像一把刀子好像要把我“砍了”，委员们也都觉得我这回“闯祸闯大了”。
　　我不慌不忙地接着说：“管理学里面经常讲到所谓‘八零二零’法则，就是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社会财富’，这个理论至今仍未过时，我们现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们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以后能有多少剩余？要扩大内需，只能把眼睛盯向那拥有百分之八十社会财富的有钱人，看看他们的钱准备花在哪里，我们多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卖给他们才是。”
　　当天晚上，省长办公室的秘书们找到我，要我“详细”谈谈上午所讲的内容，我说：“现在的有钱人想买第二套房，更有钱的想在郊区买别墅；许多人不惜花重金送子女到国外‘留学’；有机会出国的人从国外大量购进高档家电、日用品、奢侈品；……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把这些钱花在国内呢？”
　　两会的最后一个“活动”是安排一些代表和委员同省税务局的头头们座谈关于刚刚开始实施“增值税”的事情，所有代表和委员一致称赞“增值税”“实施得好”，出台得很“及时”，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轮到我发言时，我对着税务局长一下子列出了“增值税”仓促出台实施的“十大不足”，例如“没有考虑农业方面怎么纳税”、“运输费怎么扣缴”、“原库存的材料款怎么扣除”，还有像酒精这类商品重复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造成企业生意做得越大亏得越大（税务局只知道酒精可以配制酒，不知道还可以配制香水）的问题等等，局长的脸涨红到了脖子根。
　　过了一会儿，我上卫生间，税务局“办公室主任”跟进来对我说：“你怎么对税法这么熟悉呢？我们一辈子研究税法竟然都还不如你。”我笑了：“我们双方是一对矛盾的对立体，你们想尽办法多收税，而我们则想尽办法少交一点，这有什么奇怪呢？”
　　从此，我在政协会里成了有名的“炮筒”，其他委员当面叫我“大炮”，有什么与省领导不同的看法都怂恿我在适当的时候“开炮”。我很喜欢“大炮”这个“诨号”，说：“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被人叫做‘孙大炮’，我虽然不及孙中山的万分之一，向他学习是应该的。”
　　第十四章好大一棵树
　　陈杰和几个朋友又来到大陆，想要办一个香水厂，带来几百个法国生产的香精样品，让我帮他们“选几个中国人可能最喜欢的香味”，我全部闻了一遍，诚恳地对陈杰说：“你们生产的香水如果主要是卖给外国人的，我倒是可以在这些香精样品里面找出几个较好的；如果你们立足于大陆市场的话，欧洲人调配的香水香味不太适合于中国人。我可以为你们调配几款适合于国人的香水香精。”
　　陈杰不信，说“中国人哪里会调配香精？！”
　　我说：“台湾没有调香师，解放前留下的‘三个半鼻子’都留在大陆，你们连见也没有见过，所以不知道大陆这方面的技术情况。其实香水香精的调配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难。”
　　几天以后，我送了几个自己调配的香水香精样品给陈杰。陈杰把这些样品连同法国的一起配制成香水，到国内几个大城市找销售香水的经销商，被选上的大多是我调的。陈杰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
　　陈杰几人原来在台湾香水生意就做得很好，来到大陆后，把在台湾经营的经验全盘应用起来，生意很快就红火了，成了大陆最大的香水供应商，但陈杰至始至终都对所有的经销商说他们配制香水的香精“全部来自法国”，我听了只是笑笑。
　　在中国积极参加WTO那段时间，国内香料界的人们也像其它行业一样都在议论“今后路怎么走”的问题。我胸有成竹，在中国香化协会的学术报告会上提出：“由于几十年来的无作为、被动、落后，我国现在合成香料除了极少数品种还能‘苟延残喘’外，其余大多数品种已经很难有所作为；香精也是这样，除了熏香香精、烟用香精等特殊品种外，我们在食用香精、日化香精也很难同国外的产品竞争——技术、规模、品牌等等我们都没有优势可言——目前世界十大香料公司的任何一家产值都超过我国三千多家香料香精厂的总产值！唯有天然香料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还是大有作为的——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我国几千年来积累丰富的经验都用文字记载了下来，如一本《本草纲目》就足够我们可以好好地研究它几百年了；还有我国的烹调技术、各民族的用香习惯等也都与天然香料直接相关，我们应该先在天然香料方面做文章，成为世界第一，然后再慢慢发展新开发的“天然等同香料”和“高天然度香精”，几十年后跃居世界前列。”
　　话说出来了，我自己用实际行动做给同行们看——我注意到有一个香料叫做“芳樟醇”在所有香精的配方里出现频率最高、用量也最大，几乎每一瓶香水、每一块香皂、每一瓶化妆品都有它的身影，而且大量存在。但现在香精厂使用的芳樟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用石油的某个馏分合成的，香气与天然芳樟醇有天壤之别。我翻阅古今中外各种植物、香料、药物的文献、资料，在全国各地寻找天然芳樟醇的资源，最后把眼光盯在樟树的一个变异种——芳樟树上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福建和广东两省交接的一个山旮旯里发现一大片野生的芳樟林。我事先让助手们用几天的时间嗅闻、熟识并牢牢记住白兰树叶的气味，告诉他们只要闻到一株芳樟的树叶有白兰树叶的气味就通知我去鉴定。天快黑的时候，一个助手叫起来：“我闻到白兰树叶的气味了！”我马上追过去，采了一片芳樟树叶揉碎了细细嗅闻，说：“这棵树的叶子油含芳樟醇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同行的林产化工厂副厂长凌馨有点不相信，叫一个工人采了几百克叶子回去蒸馏、化验。
　　第二天一早，我和当地的副县长还有几个局长到林产化工厂，凌副厂长一看到我就大声叫起来：“你的鼻子得赶快去保险了——昨天采的树叶油含芳樟醇百分之九十七点八六！——简直神了！”
　　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绰号——“神鼻”。
　　找到了“最优树种”后，怎样大量育苗的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到林学院，副院长告诉我：“我和我的爱人长期以来都在研究樟树，樟树不能用播种的办法育苗——后代全部会变异。你如果找到一株好的品种，只能用无性繁殖育苗，无性繁殖的第一关是组培（组织培养），但直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樟科植物还没有人组培成功过。”
　　知道樟树组培有这么大的难度，反而让我更加兴奋，我邀请全省几个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到厦门座谈，探讨如何攻克樟科植物“组培”的难关，提出了几个实验的方案让他们各选一两个方案去做，然后定期在厦门会晤、总结，再提出下一步的实验方案。我还准备了几株叶油含芳樟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树苗让他们回去“练兵”。
　　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组培实验进展不大，甚至越做觉得难度越大——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到樟树的愈伤组织，也可以看到樟树芽、樟树嫩叶，让大家高兴一阵，但只要把它们移到“生根培养基”里，叶子立即就黑死掉。我们总结了一句话：“生根不发芽，发芽不生根。”所有人都觉得无能为力，劝我“算了，不要再搞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搞不出来，我们真的会比他们更高一筹吗？”
　　我把樟树的愈伤组织拿到厦门大学的实验室里，用最先进而又非常精密的仪器检测组织里的各种微量成分，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虽然只是“痕迹量”，却有可能是造成樟树不生根的主要原因。我想办法在生根培养基里加了一些“络合物”把这“痕迹量”的物质“络合”住，世界上第一株“组培”的樟树苗终于在我的实验室里诞生。
　　“纯种芳樟”的组培实验成功了，我把几株组培苗种在苗圃里，细心地照料着。半年以后，采了几片树叶到实验室里蒸馏出精油，一闻，香气不纯正，再用气相色谱法分析，芳樟醇含量还不到百分之七十。几个同事说：“变异了，组培没有成功。”我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这树苗还在‘婴儿’阶段，叶子还在不断地变化着。我们每个月采叶蒸馏分析，画个曲线，看它这样变化？”
　　连续几个月，检测数据让公司所有的人一直倍受鼓舞。一年以后，芳樟醇含量最终达到百分之九十七，与母树叶子精油的成分接近了，我才请省、市林业局、科技局的专家、学者来公司鉴定，宣布樟科植物的组培实验成功！
　　我在厦门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育苗场，在中国林业科学院的全力支持下，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仪器一应齐全，全部采用超前的高新技术，年产健壮的“纯种芳樟”树苗一千多万株。省林业厅派专家组前来视察、检验后，又在厦门和省会召开几场论证会，最后决定在全省种植“纯种芳樟”五十万亩。
　　几年内，林业厅的几位厅长逢会言必称“芳樟”，种植芳樟的好处很快就在全省家喻户晓了。
　　最早种植的芳樟树在第二年秋天收获，产量超过我原先的估计，提取的纯种芳樟叶油也以原先估计价格的三倍被抢购一空。
　　我整理多年来大量的实验数据，发现这个树种的叶子在适当的时机采收，其胡萝卜素的含量大大超过胡萝卜！如何提取这宝贵的胡萝卜素？按照传统的做法，提取时必须耗用大量的有机溶剂，不但提取成本极高，而且大规模生产时“安全”、“污染”、“生态”等等都有问题。我想，要是能够用水提取就好了，但找遍国内外所有技术资料，“用水提取”没有任何先例，因为胡萝卜素完全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酒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油”！。
　　我想尽办法，同几个助手们做了数以万计的实验，几乎所有参加实验的人都认为“不可能”了，我却从大量失败的实验中发现了“可能性”，又一次提出无人敢想、极其超前的实验方案，终于有了“眉目”，再从这些“眉目”中理出“有理”的根据，再提方案，再做实验，最后竟然创造出了一种“用水提取水不溶物”的全新技术工艺出来！
　　实验成功以后，我又组织进行中试，确认新工艺的可行性，然后购买设备，安装试车后，开始大规模从芳樟树叶中提取胡萝卜素了。
　　有了提取胡萝卜素的经验以后，我再进一步从提取纯种芳樟叶油和胡萝卜素后的“废渣”中提取樟叶黄酮、樟叶皂苷、樟木脂素、樟多酚、樟酚酸、樟多糖、樟叶蛋白、叶绿素、花青素和其它樟叶色素等等，用于制造抗癌、抗艾滋病、降“三高”、预防糖尿病和前列腺增生的药品及保健品、化妆品、食品、饲料的绿色添加剂，全部采用“水提取法”，几乎不使用有机溶剂，实现了全世界化学工程师们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樟木脂素成为治疗口腔癌和前列腺癌的天然低毒特效药物；从纯种芳樟树叶里提取得到的天然杀菌抑菌促生长剂和天然抗氧化剂为我国饲料彻底摈弃“双抗”（抗生素和合成抗氧化剂）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芳樟树的综合利用经济效益高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公司也像“滚雪球”一样快速发展，很快就成立了“集团公司”，股票也上市了。
　　自从武夷山“顿悟”以后，我尝到游山玩水的“甜头”，常常放下繁重的工作，同家人四处旅游。有时回想起来，旅游好像比呆在公司里“钻研”收获更大。
　　有一回一家人到成都游玩，又到都江堰看那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工程，我大发感慨：“我觉得中国所有的工程师都应该在这地方住上三个晚上，好好看一看古代的“总工程师”（李冰父子）是怎么设计、怎么指挥建造这么一个大工程的。”
　　看到路边有人卖纪念品，有两块精美的石头上分别刻着“深掏滩”、“低作堰”，我买了下来。妻子问道：“你为什么独独对这两块石头感兴趣？”我说：“我要把它们放在家里的书橱里作为‘座右铭’——做学问应该‘深掏滩’，挖得越深越好；但做人要‘低作堰’，姿态越低越好。”
　　在重庆乘船游三峡到了宜昌，准备换乘火车去张家界还有一点时间，我在“逛街”时看到有一棵樟树似乎与常见的樟树不大一样，就让自己的孩子爬树采下几片叶子，揉碎了一闻，竟然有强烈的柠檬香气！这是从来不曾遇到的。我到邮局用特快专递把叶子寄回公司蒸油检测。
　　第三天，我在“天子山”上接到公司化验员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寄来的叶子含精油率高达百分之二点五，油里含柠檬醛百分之八十三”，预示这株樟树有着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足够我带领几个助手再研究几年了！
　　类似的“发现”几乎发生在每一次的“游玩”之中，公司的樟树“基因库”里有了“柠檬樟”、“龙脑樟”、“桉樟”、“玫瑰樟”等高价值的优良品种。有一次我跟公司的员工们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搞科研实在是太舒服了——别人考察植物要背着几十公斤甚至几百公斤重的仪器设备，而我们只要鼻子不感冒就是一台超好的仪器。”
　　从“天子山”下山到山腰时，导游小张一路指指点点介绍着景点。我在一个拐角处突然指着前方对小张说：“你看那像不像个张大了口的老虎头？吊睛白额的，额头上面还有‘王’字，喉咙口挤出一个人头，眼睛、鼻子、嘴巴一应齐全——这个景点可以叫做‘虎口脱险’。”
　　小张睁大了眼睛看了一会，连说：“太像了，太像了！我几乎天天走这条路，怎么没有发现它？”
　　我说：“你不是湖南省十佳青年导游吗？把我的发现报告省旅游局，如有价值的话，让旅游局送我一套景区房子作为酬谢就行。”
　　几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小张的来电：“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省旅游工作会议在张家界召开，我在会上报告了你的发现，领导们一起去实地看了一回，确实惟妙惟肖，就按你的意思，把这景点正式命名为‘虎口脱险’，现在正在‘挂牌’。”
　　我和我的助手们几年来实验记录、收集的国内外资料、各种图表的字数高达数亿，可以同一部《四库全书》相比了。我利用每天晚上睡觉前一个多小时把这些资料汇总、整理成两百多万字的书《樟科植物开发利用》发给化工出版社，出版社把它拆分成三本——《香樟开发利用》、《樟属植物》和《樟科植物》先后出版，这是国内外第一套樟科植物专著。
　　如同《神奇的植物——芦荟》一样，国内在短时间里就冒出了几百本有关樟树的各种“专著”，内容百分之八十以上抄自我的原著，少掉的是原作者的名字，而且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参考文献”绝对不会出现我的名字。
　　我鼓励公司的员工“只要有条件都可以自己办一个工厂。”黄德第一个响应“号召”，同他几个亲兄弟募集到几百万资金办了一个香精厂，几年的“艰苦创业”，也发展到年产值几亿元的规模，想要弄个“高新技术企业”牌子，询问市科技局，答复是“至少要有一个‘发明专利’或五六个‘实用新型专利’”才行，我“借”给他一个自己暂时不用的专利技术，黄德办的工厂马上就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了。
　　给我开车的驾驶员小谢看到我过得那么“潇洒”、“悠闲”，办工厂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心也痒痒的，对我说：“我也想办个工厂试试。”我给他几个香精配方，让他向亲友们募集资金办了个公司，也赚了不少钱，当了“老总”。
　　后来给我开车的两个司机也都出去“独立门户”开办工厂，当了“董事长”或“总经理”。
　　公司的员工们看到连司机都可以当老板，也纷纷仿效，先后有几十个当了“老总”，一个比一个大，有的规模很快就超过我的公司了。
　　六弟不解我的用意，说这些人出去自己办厂会夺走一部分业务，“多挖井多汲泉”，至少在开始阶段对公司的生意有影响，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原来公司做的业务，客户也还是那些客户。我说：“目前中国的香精市场几乎还是被国外的大公司占据着，我们只做了他们生意的几十分之一。我希望国内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与他们抗衡，日后我们再联合起来成为‘大舰队’就有可能同他们正面竞争了”。
　　报纸上报道了王穆“贪污、受贿”数千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消息，我急忙到省会找到陈琳，陈琳说：“我不知道那个‘天杀的’在海边还有一栋别墅，养着一个狐狸精，都是那个狐狸精把我害惨了。”
　　我安慰她说：“嫁给当官的就像风险投资一样，官做得越大风险也越大，风险和利润成正比。”
　　陈琳说：“我嫁给他后，一点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倒是跟着他担了多少心。早知道这样的话，前几年跟他离婚倒好些。”
　　我说“现在讲这些也没有用了。向前看吧，找个工作自食其力还不至于饿死。”
　　我要陈琳带我去监狱探望王穆，王穆对我说：“我和陈琳结婚以后，陈琳常常说你怎么自力更生，怎么艰苦创业，怎么发财致富，我告诉她：‘我们不用艰苦奋斗也能发财’，谁知……”
　　临别时王穆说：“这里的监狱长蔡亮听说是你们小学时的同学。”
　　我径直走进“监狱长办公室”，果然见到了老同学。一阵寒酸后，我说明了来意，就是请蔡亮“看在老同学的面上，关照关照王穆。”
　　蔡亮说：“我会关照他的，尽管放心。”
　　又说：“这监狱里关押着各种各样的犯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偷鸡摸狗、诈骗钱财的都有，有的犯人天生暴躁，几乎天天闹事，吵得大家不得安宁。”
　　我说：“犯人们暴躁发火有规律或者缘故吗？”
　　蔡亮想了一下说：“我注意到雷阵雨前他们往往会闹事；还有，掏粪车每一次来的时候他们也爱闹。”
　　我说：“我好像有办法了。”
　　过了几天，我寄了几瓶香精给蔡亮，告诉他利用“中央空调”散出的气流把香精的香味带到每一间房里，两个小时换一次香精。王穆叫办公室人员照做了，犯人们果然安定了许多。消息传开，各地都派人来学习经验，并纷纷打电话向我要香精。
　　我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和“脑波测试”，找出各种确认有清醒或安眠作用的天然精油，利用这些精油配制成“司机清醒剂”和“安眠香水”，发给各地数万人使用后效果极好。派人送“司机清醒剂”到公安部交通安全产品检测中心，用刚刚引进日本最新的“心理测试法”做了实验，结果是“有效率百分之一百”。检测中心主任说：“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出过“有效率百分之一百”的报告！
　　“司机清醒剂”和“安眠香水”两个产品很快成了畅销品，前一个产品大幅度减少了司机由于疲劳开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后一个产品则让数千万为失眠而苦恼的人从此有了一种既安全有效、没有任何副作用而又不会上瘾的好方法。
　　厦门晚报报道了厦门机场为了飞机的飞行安全而打下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肩雕后，引起市民们议论纷纷，机场领导请我和林业局的几个专家座谈“飞行安全与动物保护”问题，我提出可以用“香味驱鸟”，国外也在探索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与会专家们兴趣勃勃地听了我的设想，机场领导也表示“大力支持”。于是我配制了十几个“驱鸟香精”，派出几个技术人员带着这些香精去机场同“驱鸟队”一起做实验。摸索了几个月后，最终采用喷洒和固定散香的方法，能够把机场周边所有可能危害飞行安全的飞禽驱除干净，而使用香精的成本并不比人工驱赶、“大炮轰击”、“高音喇叭”等方法高。机场试用一年后，认为可行，上报国家民航总局后，全国所有机场都来厦门学习这种“香味驱鸟”方法了。
　　农业部有人看到机场实行“香味驱鸟”方法的报道后，也派人来厦门同我探讨如何把这种新技术用于农业，也就是“农田、果园、晒谷场等场所驱鸟”的方法，我根据各地鸟类的分布情形，配制了几种不同的驱鸟香精，所用的都是“食用香料”，对人安全无害。经过几个省、市实际应用后，效果很好，农业部连续召开几次全国会议推广这种新方法，各地不久就纷纷采用了。
　　河南几个农民找到我，说他们那里松鼠成灾，“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几十亩地接近成熟的玉米糟蹋完”，想用香味驱赶，用了“驱鸟香精”没有效果，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耐心地对他们说：“鸟类害怕的气味松鼠不一定害怕，我可以调配几个香精让你们带回去做驱松鼠实验，效果好的话，以后我们公司批量生产卖给你们使用”。
　　几个月后，农民们反馈“香味驱松鼠”效果很好——把香精喷在玉米地周边，“十四天内没有看到松鼠的踪影”，有效地保护了他们的劳动果实。我向农业部报告这个信息，认为可以推广。农业部表示大力支持，又提出：“要是有驱逐老鼠的香精价值就更高了。”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马上组织几个调香师、工程师进行试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驱鼠香精”试制成功并迅速由农业部发文推广至全国。
　　我同家人利用暑假时间到江西龙虎山游玩，听说这地方有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无蚊村”很神奇，我进入村子里，详细询问村里的老人们“为什么村子里没有蚊子？”村民们说了三个猜想：一是“张天师画符驱蚊”——据说当年张天师同他妈妈来到无蚊村，被蚊子咬得受不了，张天师画了一张符贴在村口，从此蚊子就不敢来了；二是“村子后山有个蝙蝠洞，蚊子被蝙蝠吃掉了”；三是村口的大樟树和竹柏树的香味可以驱蚊。
　　第一个猜想纯属子虚乌有，不必理睬；第二个猜想有没有可能呢？我在村子后山找了一天，没有找到蝙蝠洞，村民们也说这村子里从来没有见过蝙蝠出没，所以只有“第三个猜想”有可能让村子里夏天没有蚊子。
　　回到家里，我从竹柏叶子里提取出了竹柏精油做驱蚊实验，同芳樟叶油、樟脑、桉叶油、香茅油等一样，这几种精油单一种使用时的驱蚊率都是百分之五十几，不够理想。我用这些精油配制出几百种“驱蚊复配精油”，有的驱蚊效果比单一精油还差，但有一个“复配精油”驱蚊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几，超过任何一种用农药配制的蚊香！
　　我把这种香精介绍给全国各地的蚊香厂，教他们不用农药配制无毒蚊香的方法，再同几个日用化工厂一起研制用这种香精制作的驱蚊气雾剂、空气清新剂、驱蚊膏霜、超声波驱蚊器等，从此剧毒的农药开始慢慢退出家用驱蚊产品了。
　　继“驱蚊复配精油”的研制成功以后，我又一鼓作气研制了“驱蝇复配精油”、“驱蟑螂复配精油”、“驱螨虫复配精油”、“驱蛀虫复配精油”和能够驱除各种农业害虫的“复配精油”，全都取得良好效果。这些精油都要大量使用“纯种芳樟叶油”，又逼着我建立更大规模的纯种芳樟基地。
　　我在全国农药技术交流会上作了一个有名的演讲：“我们经常讲‘保护野生动物’，蚊子、苍蝇、蟑螂、麻雀、老鼠、蛇等等也是‘野生动物’吧？把它们赶尽杀绝肯定不行，也杀不绝。我们现在用天然香料的香味把它们驱赶到它们‘最应该’去的地方，最‘人道’，也最符合佛教‘不杀生’的理念。”
　　孩子准备结婚，买了房子后开始装修，有一天我去看了一下，闻到一股令人极其难受的气味，凭着我的好鼻子，断定这气味跟甲醛有关，我问装修人员为什么这甲醛的气味回避不了，他们的回答是：目前几乎所有的人造“材料”都或多或少地含有甲醛，完全不含甲醛的极少而且太贵，加上木工们现在还是用骨胶加甲醛作粘合剂，这样，装修时甲醛的气味就不可避免了，一般建议装修后几个月才能入住。而他们装修人员只能长期在甲醛的“熏陶”下工作，付出的代价也许是白血病！
　　我想到有几种香料可以同甲醛发生化学反应成为无毒甚至有香味的物质，就在实验室里做了几天实验，终于配制出几个“消醛香精”，拿给生产卫生香、空气清新剂、气雾剂、化妆品、洗涤剂的几个工厂，教他们几种配方配出了各种各样的“消醛”日化品，人造板生产厂也来向我们购买这种消醛香精在工厂里喷雾。从此，令人谈之色变的甲醛危机解除了。
　　我一直“挂念”着建立“气味学”的事，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一连几天做着奇怪的梦——都是精美绝伦的分形画，画面慢慢地动起来，变成各种字母和数学符号。有一天早晨，我突然从梦中跳起来，扑到电脑前，快速的按着键盘，几年来一直未能完成的论文《香气的分维》终于在“这一刻”大功告成了。
　　在这篇论文里，我应用“三值理论”、“气味ABC”和“分形几何”建立了“气味学”的第一个数学模型，得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利用这个公式，可以在理论上“预测”各种香料混合以后气味的变化情形；反过来，要“设计”一种香味，应该用哪些香料，用多少都可以用这个公式计算出来；几百年来困扰调香师的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这个公式的“简单”计算而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在中国的《香料香精化妆品》和美国的《调香师》杂志上同时发表《香气的分维》，引起香料界的震荡和关注，一时间国内外的调香师、香料工作者都在谈论“分维”、“奇怪吸引子”、“混沌调香”，都在学习混沌数学了。
　　我又利用每天晚上睡觉前两个小时写作，把这些新的理论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写了洋洋一百多万言的巨著《调香术》，又综合了所有调香师、香料工作者的智慧和国内外的加香技术编写了《日用品加香》和工具书、辞书《香料香精词典》、《汉英英汉香料香精分类词汇》、科普书《海水提钾》、《香味世界》、《第六感之谜》等，由化工出版社和纺织出版社出版，这些书很快都成了畅销书，一印再印、一版再版。国家劳动人事部把《调香术》当作各个级别的调香师职称评定考试的惟一教材，全国各地大专学校只要开设香料、香精学科都把我的著作当作“标准教科书”使用。厦门大学在化学化工学院开设“香化”课程，聘请我为兼职教授，并以学校的名义报教育部，想要在厦门大学开设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气味学”专业。上海交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等大专院校都请我到校开设讲座。
　　厦门大学“九十年校庆”时，校长请我上台给大家“讲点励志的话”，我说：“几十年来我每一次路过厦门大学的校门口时，鼻子都还会酸酸的，因为一直希望能够成为厦大的一名学生，没想到学生当不成，却当了老师。”
　　我利用教书的机会，把特别优秀的学生招聘到自己的公司里，委以重任，并放手让他们做实验、开发世界领先的产品。
　　中国饲料协会秘书长乔榛到西藏开会时，有个藏民送他两个麝香囊，“乔老爷”知道这天然麝香的宝贵，但不知怎么使用，闻起来又臭臭的，就买了飞机票到厦门来了，送我麝香时跟我谈了饲料行业当前的危机——我国饲料行业现在还在大量使用抗生素，而欧盟已经禁止使用，造成我国出口饲料和肉类受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饲养动物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的恐惧。
　　我查了一下资料，欧盟各国不用抗生素改用的是一种叫做“二甲酸钾”的化合物，巴斯夫公司做了十几年的实验不但证实了二甲酸钾取代抗生素的可能性，而且还公开了二甲酸钾的生产方法——中和法。这种生产方法在中国实行的话，中国是缺钾国，每年要动用大量外汇进口氯化钾，所以生产成本很高，只能向德国直接进口二甲酸钾。
　　我想，海水里虽然只含有少量的钾，但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能够直接用海水制取二甲酸钾的话，钾资源的短缺就不是问题。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海水提钾”还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至今没有一家工厂开工。我组织一个科研小组日夜“攻关”研究、实验，小组里的成员也不自信，觉得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太“超前”了，难度太大——要攻克的可是世界难题啊！
　　我收集世界各地零零碎碎“海水提钾”的技术资料，布置我的学生做了大量的实验，提出了一个海水提钾生产二甲酸钾的有经济效益的方法，申请了专利。有一个大老板看到公开的专利后来到厦门，同我谈判合作生产二甲酸钾。在厦门对面的漳州海边，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工厂拔地而起，年产数万吨饲料用二甲酸钾。我又用樟树叶提取出“樟多酚”加入到饲料里取代化学合成的致癌物——人造抗氧化剂。从此，饲料行业告别了令人谈之色变的抗生素与合成抗氧化剂，真正的“放心肉”终于摆上民众的餐桌。
　　科技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重大科技成果表彰大会”，会上，潘岩部长在给我颁奖时对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说：“没有人能像他研究这么多领域的问题，发表这么多文章，出版这么多著作，开发这么多新产品，拥有这么多发明专利，带了这么多高徒，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对各行各业的贡献这么大，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
　　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镜头立即对准了我，一个记者要我“谈一下获奖感言”，我说：“其实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挣口饭吃，以免挨饿，什么‘远大抱负’、‘崇高理想’都是在有饭吃的时候才冒出来的。”
　　那记者又问：“获奖了，你觉得首先要感谢谁？”
　　“我爱人和所有爱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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