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答别问瑞典学院，问自己

　　马悦然

　　瑞典人，著名汉学家，195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年到1958年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秘书。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并且是惟一精通中文的评委。他把众多的中文作品，如中国古代、现代、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部分）、《楚辞》（部分）、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诗、宋词、元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和沈从文、李锐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是我的好朋友”

　　马悦然，大名如雷贯耳。

　　他不仅是著名的汉学家，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惟一懂中文的评委。

　　因此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一告诉我马老在复旦的消息，我立即中断在外地的采访，返回上海。

　　会面的地点在复旦校园内一家小咖啡馆里。匆匆途经步行街上四家书店，总算觅到一本马悦然的大作《另一种乡愁》。这本三联版的散文随笔集，收集了马悦然有关中国的文章。

　　一头银发的马悦然早已在咖啡馆内等我们。见到马先生，首先是恭恭敬敬地捧出先生大作请他老人家签名。马老把我的名字翻成英文，“马先生为什么不写中文？”“怕写不好。”“那你平时怎么用中文写作？”“用电脑。”“用什么码？”“我习惯用拼音。”

　　1946年，马悦然开始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中文。学了两年的古文后，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来中国，在峨眉山古刹报国寺中精心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他曾说：“1948年到1950年，我开始对中国早期的诗歌感兴趣，读了不少汉朝、南北朝、唐、宋诗人和词人的作品。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书房里藏的诗集特别多。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里来：我想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者跟稼轩居士干一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因此，我不感觉寂寞。”

　　楼乘震（以下简称“楼”）：您认为汉语难学吗？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不难。当年高本汉教我们时从《左传》开始，在读过《左传》之后，我开始阅读春秋三传的其他两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当时《道德经》就有30多个译本，我们不知哪个最好。高本汉说他的最好，我们就读他的译本。我们请老师教一点现代点的东西，老师就说教一点陶渊明。就这样。1948年到1949年我在报国寺住了8个月，老和尚非常有学问，每天早上跟他学两小时汉朝五言诗、唐诗宋词。我教学生也是这样，不读课本，读名著。读《故乡》、《逝水》比课本好。汉语语法非常简单，只有语法没有构词法。只要知道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在语音上很自然学会。我的学生每天半小时，四个月就能讲中文了。

　　看得上眼的中国当代作家只有李锐？

　　马悦然近年来翻译了山西作家李锐的大量的作品，去年秋天，他时隔多年后到中国内地访问，就去了李锐小说中的原型——插队时的小山庄，住在窑洞里，还特意请房东杀鸡宰猪，款待全村的老乡。他回来后十分兴奋，逢人就说我去过吕梁山了，“我原以为那里很穷，结果发现大家过得挺好的。窑洞特别漂亮！”

　　难道马悦然看得上眼的中国当代作家就只有李锐？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许多作家也颇有微词。

　　楼：您平时对中国文学动态是怎么掌握的？

　　马：有互联网，大家都会给我发E－mail，我还会收到许多刊物。

　　楼：你对哪些当代作家比较熟悉？

　　马：我翻译了包括《厚土》、《万里无云》、《旧址》等在内的大部分李锐作品。李锐一直关注吕梁山区的农民生活，写的是典型的“农民小说”。此外，苏童的《米》、阿城的“三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王安忆的系列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翻译的作品是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他是一个山西大同警察，很穷，写1973年到1974年农村的生活，有30篇小说，运用了典型的农民语言，是一种山西地区的“要饭调”，但这不是“要饭”，是当地的一种情歌，其文学价值不可小看。他懂音乐，会拉二胡，吹笛子，耳朵很灵。我是去年到山西时李锐介绍给我的。明年春这本书就可在瑞典出版，明年7月香港也会出版。你看过他的小说吗？发表在《山西文学》上。

　　“中国有《诗经》时瑞典人还披着熊皮在森林里呢”

　　组织者曾事先关照，马悦然此次来沪十分低调，只是想会会老朋友，所以不接受任何媒体专访，更不要提有关诺贝尔奖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嘴里含了好长时间，终于吐了出来。

　　楼：非常冒昧地问一下先生，中国作家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得诺贝尔奖？

　　马：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冰岛、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们却没有？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个人的，不是给国家的。是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诗经》是全世界最古老、最优秀的诗歌，《左传》、《庄子》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那时瑞典人还披着熊皮在森林里呢。前几天我去看王元化，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权威，世界上有哪部著作可以与《文心雕龙》比？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是最好的，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等。四十年代后，许多人就不写了。沈从文也去搞考古了，原因不必由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你。六十到七十年代，有哪些文学价值高的作品出现过？除了浩然，还有谁在为读者写作？有什么作品可以吸引我？所以，这个问题不应问瑞典学院，而是要先问自已。

　　曾听说，美国人很早就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但翻译得不全。后来马悦然翻译了沈从文大量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都比较喜欢。沈从文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提名。从当年同事们的评论来说，他是很有希望得奖的。当年，龙应台把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马悦然。马悦然打电话到我国驻瑞使馆核实，但使馆接电话的那位老兄居然不知沈从文是谁，使他非常恼火。当后来证实沈从文确实已去世，马悦然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非常主观”

　　楼：那么，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标准？

　　马：只有一个标准，文学价值！头30年确实给了一些不应该得的人，如法国一位诗人，卞之琳气得要命，说太不象话了。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我觉得还是成绩比较好。但我告诉你，这个文学价值是非常主观的，我爱读的作品文学价值就很高。比如刚才说的曹乃谦，有人认为他的语言粗、脏，看不下去，而我却认为好，没有客观的标准。18个院士也不要意见一致，只要半数以上通过，这个奖就给谁。院士中懂中文的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是做说服。是的，非常主观！（马悦然坦率地再次强调。）

　　几乎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几位旅美华人组成的“推荐委员会”说某某今年要获诺贝尔奖，事后证明完全是炒作，但炒的不是某某作家，某某作家往往也很反感，炒的是他们自已。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读者肯定很关心，我得寸进尺想问一下。

　　楼：马先生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

　　马：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作家申请的，而是要有人推荐的，不能集体推荐，要个人。有推荐资格的人很多，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笔会的主席、副主席，大学文学系、语言系的教授、副教授。光一个复旦大学就有几百个。推荐在每年2月1日前结束，然后由一个五人小组进行整理，往往有二百到三百个，到4月份就筛选到20多个，到5月份就只有5个了。6、7、8三个月就看他们的作品，9月份每星期四开会讨论。10月份投票，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决定谁是获奖者。今年比较轻松，因为今年5位中，2位是前年的，3位是去年的。只要看一些今年的新作品就行。如果我一个人喜欢，别人不投，我投了也没意思。去年对某作家我很不满，想把书扔出去，但没办法，只好读下去。

　　我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才动笔

　　楼：今年的5个人中有中国人吗？

　　马：（顽童般笑着说）你可以问我，我可不能告诉你。

　　楼：评委中只有您一人精通中文，影响其他评委的是不是关键在翻译？

　　马：对！翻译的水平太差，完全没有了原著的意韵，这是个老问题了。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得还可以，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烦琐竟被大量删除，偷工减料。五十年代我请老舍吃饭时，他就说有人把他《二马》的结局改成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真是哭笑不得。我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才动笔。等到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四川话就是“拍子”，这时我才开始翻译。而且现在翻译的稿费很低，我翻李锐的一部长篇只有一万元港币，当然我不在乎这个，那青年翻译家呢？

　　楼：外国作家用中文写作恐怕不多，《上海文学》上发表你的“小说九段”，今天又得到您的这本《俳句一百首》。您怎么想到会用中文写作的？

　　马：莫言在今年《上海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小说九段”，莫言创作长达几十万字的小说多年后，又开始尝试微型小说，其创作能力着实令人吃惊。我模仿他的，也写几段微型小说，一下子写了四十多段，还有用古文写的，就从中选了九段发表。

　　楼：那您认为哪首写得最满意？

　　马：（不假思索）当然是第100首！

　　我翻到最后一页，只见第一百首只有一个字：空。我赶紧问，为什么说它最好？马大声回答，空嘛！（众哈哈大笑）

　　上海今年的夏夜闷热得烦人，可是这一夜聆听这位81岁瑞典老人用普通话夹杂着四川方言和英语单词的谈话，心里真够爽的。

　　作者:楼乘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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