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牛耕田畅谈”性恶论“－－权作本小说的总结
　　这篇支离破碎的故事中多次提到牛耕田，其实，我们俩（还有技术科的石大千）虽然都是一九七八年借着”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调到学校来的，但我对他只有表面的自然情况的了解，没有跟他交换过对周围的人、对社会的看法，不了解他思想深层的情况。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来自工会，我来自厂办；来到学校后，他从小学四年级接课，我从初一教起，后来都成了中学老师后，又从来没有教过同头课，总之，没有深谈过。他这人不苟言笑，至多微微地抿嘴一笑，听了再滑稽的事，也从不哈哈大笑。他对人不卑不亢，不即不离，对正派人还有话说，对不正派的人绝对不说工作以外的多余话。他总处在思考什么的状态中。早听说他研究人性二十多年了，总找不到发表他的论文的地方。这几天我在秘密写寇新宇的片断故事，总想找他聊聊，想了解了解他的思想，也想听听他对寇新宇的看法。我能回忆得起来的寇新宇的典型事情写的差不多了，思想轻松下来了，趁今天周六下午工会活动时间，人们都玩去了，他一般不去玩儿，我正好找他聊聊。主意打定，我起身到斜对面的办公室找他。我站在门口通过门头玻璃向里一望，他正一个人看杂志呢。我边掏烟边推门进了屋：“牛老师，有火柴吗？”
　　牛耕田放下杂志礼貌地冲我点点头：“有。”
　　我趁他拉抽屉找火柴的机会，边递上一支烟边在他对面坐了下来：“牛老师，请抽一支可能是冒牌子的‘龙泉’烟吧，不好抽。”
　　牛耕田接过烟点着后说：“为了不受假货之苦，我宁可抽旱烟叶儿。”
　　我看了一眼他桌边的杂志问：“看什么杂志呢？”
　　牛耕田展开杂志封面：“当代人看《当代》杂志，了解一下当代的社会，当代的人。”
　　话茬很好接，我要问的问题简直就是由他的回答引出来的：“听说您思考社会问题，研究人性问题二十多年了，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起探讨这个敏感问题的？”
　　牛耕田微笑着答：“文革头两三年，风云多变，大红大紫的人突然变成阶下囚，今天挨整的人，明天又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革命口号叫得最响的，却包藏着最阴险的祸心；大抓叛徒的人，自己却反复投降于对立的派别之间。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就在那几年以极浓缩的形式做了最精彩的演出；加上关于人、人性、阶级、阶级斗争、社会发展规律等等理论上的混乱和不能自圆其说，使我陷入了对人和人性的思考。”
　　我问：“您说说，文革中关于人、人性、阶级斗争等理论怎么混乱和不能自圆其说了？”
　　牛耕田反问：“一九六八年搞的‘要斗私批修’你怎么看?”
　　我说：“没什么呀。斗私，批修，很正常、很应该呀!”
　　牛耕田说：“私心人人有，人人都成了斗争对象，斗到人们都没有私心了，这人还是正常的人吗？什么是修？发展经济就是修的话，那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难道落脚点不是发展经济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这样惨无人道的、灭绝人性的口号也说得出来，你说，中国的社会和社会科学理论荒唐到了什么地步吧！”
　　我被问住了：“还真是的。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么多。那您对人、人性、人的私心的思考所得的最后结论是什么？“
　　“人性是恶的。这绝对是唯物主义的结论。”
　　我吃惊地问：“人人都是坏蛋？”
　　牛耕田：“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中国最早系统地谈论人性恶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子，他的所谓恶，不只是指凶恶、善恶的恶，更大程度上是对人的各种欲望的抽象和概括，是人的各种欲望的代名词。”
　　我问：“人有这代表各种欲望的恶性是好事，还是坏事？”
　　牛耕田：“好也罢，坏也罢，重要的是你得承认它，正视它；否认它，企图取消它，不仅是徒劳的，也会产生一系列不能自圆其说的社会理论，导致各种社会弊病。当然，任何社会都会有弊病，这也是由人性恶决定的。”
　　我说：“我首次听到人性恶这个词，当然也没有听说过有谁劝人们要承认人性恶，可是，谁又主张取消人的欲望了呢？”
　　牛耕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文革中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代替一切，还有刚才提到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等等，全都是主张取消人的欲望的理论。”
　　我说：“承认和正视人的欲望、人的性恶，又会怎样呢？”
　　牛耕田：“人性不能禁锢，人需要民主、自由，禁锢人性，社会就会倒退，至少会发展迟缓。但人性也不能放纵，社会需要法治、科学管理，放纵人性社会必然大乱，遭殃的是普通百姓。人总是要为自由而奋斗的，但绝对自由，又必然导致很多人得不到自由，受害的首先是弱者。”
　　我说：“这么说来，承认人性恶，可以形成治理社会的一系列好办法了？”
　　牛耕田：“是这样的。承认人性恶不仅有助于治理社会，还会加快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的性恶论时说过：‘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我睁大了眼睛说：“太玄妙了，我可不敢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
　　牛耕田笑了笑，从抽屉里找出一个笔记本，翻到中间：“于老师，我给你念几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话：‘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
　　我如坠五里雾中，简直不得要领：“这是进步？”
　　牛耕田：“原始氏族的共产主义社会靠这诸种人欲解了体，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难道这不是进步吗？这不管使后人感到多么遗憾，它是货真价实的进步，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
　　我说：“您还是举个通俗的例子吧。”
　　牛耕田想了想：“你看过电视片《望长城》吗？那里面有一句解说词，大意是说，商业、战争，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你说，民族的交往、交流是不是一种进步？”
　　“是。”
　　“商业，为的是利；战争，更是为利。利，就是人类之欲，而欲则是荀子认为人性恶的根据。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可怕，总觉得这理论有点可怕。”
　　牛耕田：“不是理论可怕，是人类的现实就是如此。连费尔巴哈这样对唯物主义思想有过贡献的人都不敢正视人类的现实，竟给人类社会开了一张‘彼此相爱’的救世处方，而这个出于善良用心的处方所起的唯一作用，是把他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给葬送掉了。爱，是人类的追求，是人类的美好感情，应该歌颂，应该创造爱。老子、孔子、释伽牟尼，还有圣雄甘地等哲人，都是爱的传播者和体现者，他们的思想对人类历史都产生过伟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不该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这些伟大的宗教奠基者，永恒道德原则的发现者，崇高的、无私之爱的活生生的体现者怎样广泛而久远地禁锢了人性，制造了愚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无所畏惧的，敢于承认、正视现实，把客观事物（包括人类自身）的真相揭示给人们看，而不是回避、粉饰它，不能唯心主义地编织让人们陶醉的虚假理论。在社会科学上更不能搞胶柱鼓瑟那一套。提政治口号于前，搞理论解说于后的所谓理论，不容易折服人心，还往往短命。搞物理、搞化学的，研究物质的最原始的这个‘子’那个‘场’的性质及其结构形态、变化形式；考古，便于摸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搞天体研究，可以知道宇宙的形成和预知它的未来变化。社会科学既然也是科学，就该放手让人们去研究，尤其是要像自然科学那样追根溯源，研究最本源的人性。这里所谓‘人性’是外延大于‘阶级性’的概念，是指人类相通、相同的那一面。不是共同的就不是人性，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人性。人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回避不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基础科学’，要两方面一起抓。人们的政治信仰所以发生危机，是由错误的政治行为造成的，错误的政治行为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支撑、理论没有深入人心、人民不能用理论作武器制约政治的结果。教育，从广义上说，既包括文化知识的教育，也包括社会理论的繁荣和普及。文化教育跟不上去，一个人读不了书或读不懂书，就难免被错误的理论愚弄，吃愚民政策的亏。”
　　我忽然想起一个这几年人们都不愿谈、也不认真去讨论的问题：“牛老师，您是入党三十多年的老党员，请向我这个晚几年入党的同志掏一句心窝子的话：您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真地会到来吗？它真地会比现在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好吗？”
　　牛耕田直起了身子，挺了挺胸脯，斩钉截铁地说：“绝对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比今天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民主、更自由、言论更加畅通，人将真正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恩格斯语）！在这些方面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那是封建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总结出的五种社会形态，不能人为地把它的先后次序搞乱，搞乱了次序，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上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对人类的创伤将非常惨重，负面的影响也一定十分深远。绝对如此！”
　　我说：“是的，从人的自由程度，从人的解放程度看，封建社会高于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很有道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高层次的智慧呵，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还真地违背不得呢。那么，牛老师，您都向什么有影响的人物、重要机关和报刊谈过您的这些思想或投过稿子？”
　　牛耕田：“太多了。从一九六八年起，我先是四处写信询问对人性问题的解答，后来是八方投稿阐释我对人性的观点。最早是给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写信，后来是给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信，给郭沫若、毛泽东（包括通过江青、林彪、陈伯达、康生转毛泽东）、胡乔木、邓小平以及一些学者等十几人写过信。就性恶论投过稿的报刊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北大学报、北师大学报、哲学研究、学习与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文史哲、江海学刊、河北学刊、南开学报、探索与争鸣等等。”
　　我感叹地问：“既然您的观点挺有道理的，至少是一家之言，又有党的双百方针作后盾，他们为什么不发表您的稿子呢？就算您的观点是反动的，发表出来让人们讨论、批评，不是对繁荣社会科学也很有好处吗？”
　　牛耕田的脸一下子拉长了，深深地吸了一口刚刚点着的第三支烟，转脸看着窗外辽阔的蓝天，半响没有说话。
　　我也陪他沉思了半响，之后转入了第二个话题：“您对咱们的寇校长，当年的寇书记是怎么看待的呢？”
　　牛耕田以平静的口气说：“落后的用人制度造成这样平庸的干部，有啥可说的。鲁迅有诗曰‘一阔脸就变’，民谚说‘官大自奸’，俗话说‘人心无尽蛇呑象’，这些朴素的真理都可以解释暴露在寇新宇身上的人性弱点。封建皇帝打下江山，靠的是顺潮流、得人心，皇帝当久了，就忘了当年了，不愿听反对意见了，就变得腐败了，脱离百姓了。注意检点（或曰改造）自己的，可以保持一世英名。但到了老年，到了儿子或孙子接班后，百姓的事就想的少而又少了。共产主义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如巴黎公社所示范的那样，都不是终身制。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有几个是中途让贤、换班的？终身制、变相的终身制、世袭制、变相的世袭制、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因人设事、领导人不受人民制约、政治行为不受法律制约、各项制度不能互相制约、社会科学理论不繁荣而又不彻底，都是社会的致命伤。恩格斯说过，理论愈彻底，愈毫无顾忌，愈符合工人的利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可以写好几本书去总结，但归根溯源，都涉及到人性问题。一切社会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基础上去解释，而所有经济基础问题，都源于人有衣食住行等等的欲望这个铁的规律。没有欲望就没有人类，没有恶就没有历史。你去慢慢地琢磨这些观点吧，条条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是怀着社会的责任感、历史的使命感、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研究这些问题的。二十多年来，我把青少年时代的很多理想都放弃了，如做诗人、当作家、演电影、编剧本、练武术，统统都让给别人了。”
　　显然，牛耕田的思路还停留在上一个问题上，没有理会我问寇新宇的事。我提醒他：“我想请您评论一下寇新宇......”
　　牛耕田笑了笑：“一，我不屑于评论他；二，我怕惹出是非干扰我的正经事。你不是挺爱看小说的吗？你试着把寇新宇写进小说吧，让世人去立体地思考有关的问题好了。”
　　我吭哧了一下说：“我怕写不好小说。”我所以不敢告诉他我已经写完寇新宇的事了，是怕发表不了，怪丢人的。
　　稍顿，牛耕田又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他说：“不过，把寇新宇写进小说也不一定合适，他不是坏蛋，不是罪犯，只是个平庸干部的典型，写出来老百姓不一定有兴趣看，也不一定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老百姓恨的是贪赃枉法、腐化堕落、逍遥法外的干部，他们关心的是社会治安问题，是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他们对平庸的干部已经到了习以为常、无动于衷的地步了。”
　　我得躲开写小说的话题。于是，换了一个远一点的问题：“牛老师，在咱们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您看对各级领导、尤其是对国家领导人搞直接选举怎么样？”
　　牛耕田很犹豫：“不好说，估计不来会怎么样。等中国将来出了不为一党之私、不为一已之私的掌舵人再看吧。搞全民直选国家领导人是当政者政治自信的表现，是人民有了制约国家领导人的实际权利以后的事。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两条：领导人政治上不自信，老百姓还不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
　　我接着问了一个距他很近的问题：“您的工资落了好几级，中级职称也没有评上，总部各厂统一提前五年退休，明年就该轮到您退休了，您怎么不找领导谈谈个人问题？”
　　牛耕田抬眼望着我：“谈谈个人问题？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领导的水平。”
　　我一愣：“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呀？这话里包含着什么真理么？”
　　牛耕田笑了：“这是阿Q精神，说一句儿子打老子，刚挨了打的皮肉也就不那么疼了，精神上也就得到满足了。知识分子－－假如我还是知识分子的话，自视清高，说一句瞧不起领导的话，什么不快也就都化解了。要说真理么，也确实包含着一个真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者，最能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最懂得社会怎样改造才会对自己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领导者的水平容易高于领导者。久处领导岗位的人，很少有人能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吹捧者硬说某个领导突破了什么什么理论问题是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
　　跟牛耕田一个下午的谈话，使我想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一条是：我如果不写寇新宇，而是写牛耕田一系列思想所以产生的种种背景，可能更能立体地反映当代的各种社会问题。不过，对我这个初学乍练的一直梦想着当作家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力不从心的巨大工程。不过，写到这里回头看看这篇小说习作，我还很满意自己一气写了三个互相映衬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常英、寇新宇和牛耕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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