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晴天霹雳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一张压着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地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３０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主席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紧张得差不多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弯曲的胳膊，跟随大伙响亮地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上，脑袋涨大了许多。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地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父亲依然同样的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了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浑身颤抖，紧紧抓住父亲的肩膀，她的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永远的诀别……我的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二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１９５９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半点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１９５９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
三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３０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６岁生日，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母亲是不会放我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况且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第五章 “活着的烈士”
一
我一走进俱乐部大门，得意顿时烟消云散。
室内闷热若蒸笼，烟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
俱乐部里会场爆满，墙壁都被一张压着一张的大字报披挂起来，白幅黑字的标语挂满两侧，上面写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口号。一千多个座位座无虚席，连过道上、安全门口都挤满了人。前面的人坐在椅子上，后面的人坐在椅背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会场后面的空间里。人人的臂膀上都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伸长脖子神情专注地望着前面的情况。我钻过大人的缝隙向舞台望去，舞台上灯火辉煌，上面挂着一溜横幅：糖厂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大会，其中那“造反”两个字分外醒目。主席台上摆着两排桌子，坐着文革工作组和造反派的头头脑脑，有人声嘶力竭地站在麦克风前说着什么。舞台下高帽林立黑压压一片，至少有３０多人挨斗。前面一排人低头跪在桌子上，后面一排人大弯着腰身，双手高举背后撅成“喷气”式飞机状向毛主席请罪。所有人的脸上都泼满墨水，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大红叉叉的牌子。一开始的时候我看了很害怕，不久也就看惯了。距离远，被斗的人模样差不多，又不许抬头，我看不清哪个人是父亲，哪个人是母亲，瞪大眼睛在人堆里找来找去。台下有个人正在喊叫：
“我提议，把这个小爬虫揪出来。”
众人应和：
“对……让他滚出来！”
一个哭丧着脸的人从观众席上走出来，看上去他紧张得差不多要崩溃了，浑身上下抖得厉害。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口号，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我惊讶地发现那个“小爬虫”也举起弯曲的胳膊，跟随大伙响亮地喊起打倒他自己的口号（我猜想他顶多是个科长级的小人物）。大概因为表现不错，造反派才没给他戴高帽、挂牌子，只往他脸上泼些墨水，命令他撅在走资派队列的最边上。那一瞬间我还替他委屈，为什么造反派不让他享受平等的待遇，连顶高帽都没捞着！原来挨整的人也论资排辈，无论鬼队还是神队，级别低的干部都必须自动对位，根本就没有平等可言。只不过厂级干部头顶的高帽高些，胸前的牌子大些，中层干部的相对小些。麦克风前那个人转向我的父亲，是斜眼：
“我再问你一遍，反党分子于渭生，工资组是谁撵走的？”
“我说过了。”父亲抹了把额头的汗水，眼睛始终朝下低低道。
“抬起你的狗头，大声回答。”
我看到父亲了，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头顶上，脑袋涨大了许多。他跪在党委书记冯燕川旁边，身旁空个位置。有人扯着父亲的后衣领揪起他的脑袋。父亲提高嗓音：
“这事儿是王厂长主管的……后来我不清楚。”
一个激怒的嗓音从台下喊道：
“王朋，你站起来，老实交代。”
王厂长慢慢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腮帮颤动着说：“同志们，是于渭生把工资组撵走的。我本想给大家普调一级工资，可就是这个走资派于渭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走了人家！”……共产主义兴起初期曾响亮地提出口号：“打土豪，分田地”。毋庸置疑，这种平均主义的意识非常具有煽动性，也许为了发动民众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决策人依然捧着这个法宝不放，就变成潜在的巨大破坏力。我们的目的是团结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不是什么“越穷越革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均贫富”的思想扎在工人农民心里，根深蒂固。物极必反，所以我的父亲以及各级干部理应自食恶果成为“替罪羊”。工人的工资低本来就有怨气，再加上挑动，积攒多少年的怨气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如决堤之水。台下群情激奋了，七嘴八舌咬牙切齿骂道：
“我操你祖宗，于渭生！”
“你他妈拿着高工资，吃香喝辣，让我们工人做牛做马！”
“谁不给我们长工资，就要他的命……”
台上的一男一女从舞台一边的幕布旁走出来，高举拳头喊起口号：
“毛主席万岁！”
“打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于渭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台下齐刷刷地举起手臂，愤怒的口号震耳欲聋，我禁不住捂住耳朵。口号平息了，斜眼手持话筒从台上跳下来走到父亲面前，叉开两腿收紧双肩，做出一副挑战的姿态质问：
“于渭生，你为啥如此心狠手毒，不给我们工人长工资？”
父亲低头不语。
“张开你的狗嘴。”
父亲不抬头。
“回答呀。”
父亲鱼一样地沉默着。
“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斜眼喊道，“于渭生不老实怎么办？”
“砸烂他！”
座位上一片应和声，父亲依然同样的沉默。人们从椅子上跳起来，喊叫着，挥着手臂。有一个人跑到台前，抽出硌在父亲腿下的板凳腿，把他的胳膊扭上脊背，抡起板凳腿朝脑袋打去。又有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挥拳乱打。父亲被从桌子上打了下来，抱着脑袋满地翻滚，一团团白沫流出嘴角。他任凭人痛打也绝不哭叫，绝不讨饶，绝不哀求。
我吓得闭上眼睛。
“别打了……我说……同志们，别打了……我说。”
我听到母亲凄厉的喊声，在暴风雨般的狂吼之中声若游丝，急忙又睁开眼睛。她被两个女造反派从侧门押出来，低着头，沿着舞台边焦急地跑向父亲。原来母亲上厕所了，父亲身旁的位置是留给她的。
“大家静一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斜眼望着骚动的人群，高兴地笑了笑，举起话筒对准母亲大声说，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后面的，安静……革命的同志们，造反派战友们，安静，安静，于渭生的臭老婆要揭发他啦！”
会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喧哗声传到后排，也归于沉寂。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她的山东口音在麦克风里分外浓重。“我们在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于渭生在省劳动局干计划处长，工资组组长是他过去的同事……于渭生去省里开会，听说此事专门做过老同事的工作，所以省劳动局才把工资改革的试点选在糖厂……”
“谁让你为狗丈夫歌功颂德了，”主席台上有人叫，“简明扼要。”
“简单地说，于渭生要为低工资的大多数人长工资，王厂长要为高工资的少数人长工资。工资组倾向头一种方案，征求厂里的意见……他，王厂长，在厂党委会上固执已见，人家才换了试点。”
“孙志刚，你闭嘴……我不许你胡说八道，你是个党员，还有没有一点组织原则的观念……”王厂长忽地站起身来，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跺着脚叫道。“再说，你不是厂党委委员，怎么能知道党委会上的事？”
“我不是，于渭生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当时你还和于渭生在会上将了起来……你说，王厂长，这是不是事实？”
王厂长一时语塞。其他人也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并对许多事情都回答不知道，甚至越来越不耐烦。台底下的青年工人火冒三丈，不少人举起拳头怒吼：
“打倒王朋！”
“他妈的，他怎么还能在上面指手划脚？”
“把王朋揪下来！”
几个年轻人跳上主席台，七手八脚将王厂长揪下台来：“低头……王朋，低下你的狗头！”我没看清他们是从哪儿拿的高帽，转眼之间便扣在王厂长的脑袋上，高帽太大，直接滑落在他的肩膀上，整个脸颊都被套进高帽里头了。几个人将王厂长架上前排的桌子跪下，有人给他画大花脸，有人给他挂牌子，有人往牌子上写道：漏网走资派王朋，打上大红叉叉。我踮起脚尖想看看父亲怎么样了，他还没有起来……我盼着他爬起来，又怕他再次挨打，只有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样的等待叫人心焦，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头在发烧，耳朵眼嗡嗡响个不停。
有个维持秩序的人撵我出去了：
“小孩子来干什么？喂，说你哪……出去出去。”
我想赖在里面，他一把拽起胳膊将我推出门口。一离开热烘烘的室内，夜晚的寒气吹透衣衫，冷得我打起哆嗦。那人为防止我再溜进去，守在门口，可我不甘心，又围着俱乐部绕了半圈溜进侧门……批斗会在继续，人们正在集中火力批判王厂长，逐渐达到高潮，又揪出一大串他的徒子徒孙，台前大约撅着４０多名牛鬼蛇神了。由于会场上的喧闹，后来上台揭发批判的人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了。父亲经过短暂的昏厥醒来，嘴角流出鲜血，母亲扶起父亲艰难地向厕所方向走来。侧门也挤满了人，有两个造反派分开众人，让两顶高帽摇摇晃晃接近侧门。我不想让父母发现，赶紧躲在大人的身后，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押他们的人留在门口不走了，示意我的父母自己通过长长的走廊里去上厕所。在走廊的深处，两人停了下来，母亲为父亲擦去嘴角的鲜血，要他倚在墙壁上休息一下。等到周围安静下来，我听见母亲低声说：
“于渭生，又犯傻劲儿了，人家都把你推到刀刃上，为啥不说话！”
“何苦，经历这么些运动……狗咬狗，一嘴毛。”父亲那高大的身躯几乎直不起来了，脊背靠在墙上，一个奇怪的苦笑扭歪了嘴唇。“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什么！”
“那就自己担着，能扛住么。”
父亲摇头，高帽跟着微微摆动。
“打伤了么，没事吧？”母亲伸出一只手为父亲搓揉起胸口，“学学我，挺不住就要求上厕所，多蹲一会儿，歇歇。”
“寒心哪，真叫人把心都寒透了……没想到……为革命出生入死一辈子，落到这般地步，还不如当初不出来干呢！”父亲双手捂着脸，弯下身子，声音里流露着一种悲怆和听天由命的意味。“你不要管我了，我不想连累你……”
“别，别这么说……”母亲忽然浑身颤抖，紧紧抓住父亲的肩膀，她的声音哽咽了，央求。“你知不知道……还有孩子，他们还小……”
押送他们的人回过头来，厉声呵斥：
“磨磨蹭蹭，快点！”
“你冷静一点，于渭生。”母亲流着泪水扶起父亲，“求你，坚持住……我求求你，千万冷静……”
“士可杀，不可辱！”父亲放下手，直起腰，一种视死如归的肃穆溢于眉宇之间——在他愤怒或下决心的刹那间，这道眼光叫人很是害怕，好像眼睛里燃烧着火炭。“要我的头可以，侮辱人格不行！”
母亲靠在墙边一句话也不说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父亲。
昏暗的灯光下，两顶高帽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长长的影子忽大忽小。母亲把父亲的大牌子甩在背后，两人再没说什么，分头走进男女厕所，仿佛生离死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分手竟成了永远的诀别……我的心里涌起酸楚楚的滋味，想等他们出来……但熬不住了，眼皮子连连打架，只得从人群里溜了出来，步履沉重地返回家去。家里一直给我们留着门，我轻轻推开门，钻到小屋的炕上，姐姐早就蜷缩着身子睡熟了。从白天到晚上，我的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没有片刻的安宁，眼前混乱地闪过俱乐部里的那一幕幕闹剧，无法恢复平静。我一直在想，一个人刚才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怎么几句话就完蛋了，瞬息之间从人变成鬼？父亲反复说“士可杀，不可辱”，是什么意思……种种纷乱的想法在脑子里进进出出，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更来不及仔细思考，这一整天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都没有料到，那时悲剧就诞生了。
我的父亲已是活着的烈士，他决心已下，要用生命给同胞作出榜样，唤醒中国人，奋起抵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二
父亲是老“运动员”了。
母亲说他是个直肠子货，上面吃完下面拉，就不能拐个弯！父亲嘿嘿一笑：“我倒是非常想，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父亲喜欢读书，闲暇时也看看小说，书架上摆满马、恩、列、斯、毛的大部头著作。我有时好奇地顺手翻翻，书籍里面画满红铅笔道道，有的地方还打着密集的眉批。父亲对母亲调侃：“有一天我向马克思报到时，与心无愧，是一名百分之百够格的布尔什维克。”
“书都读狗肚子里了，死教条，哪个买你的账。”母亲笑嗔道，“嫁给你这样人算倒透霉了，天天操碎了心！”
是的，母亲确实天天为父亲提心吊胆，生怕他直来直去得罪人，经常劝他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但是她一直坚定不移地爱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汉子，父亲短暂的一生也确实与心无愧。１９５９年大跃进后期，母亲把外祖父接到哈尔滨生活，父亲那时任黑龙江省劳动局计划处处长，听外祖父谈到家乡的情况，难过得一连几天都不说话。在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父亲不顾个人得失坦诚地向党提出建议：大炼钢铁不能再在农村搞下去，老百姓连门鼻子都卸下来交公社了，炼出来的全是一堆废铁疙瘩……农民的私有意识根深蒂固，全出去吃大锅饭地谁来种？没有粮食工业生产也搞不好……没过几天庐山会议精神传达下来，父亲一夜之间成为大会小会批判的靶子。
我可以想象年轻气盛的父亲不能在眼里糅半点沙子，坚持实事求是。他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幻想，大跃进的浮夸做法无异于杀鸡取蛋，在省直机关党员大会上也不肯低头。有人批判他抵制党的总路线，打着红旗反红旗，要他停职检查。母亲说父亲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死脑筋，好汉不吃眼前亏，见风向不对赶快把一切都推到我外祖父身上，就说都是老丈人从家乡带来的谣传不行吗。他一个农村老头子，烈士的父亲，谁能怎么样……据母亲告诉我，当时的运动场面就是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公平地说，反右运动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帽子满天飞，可不挂牌子，不戴高帽，不游街示众，不“小会帮助”，一天到晚打得你皮开肉绽，灵魂出窍。所以像我父亲那样经过战争锻炼的政治犯，即使被送去劳改或关进监狱，也都大多能在极恶劣的流放环境中生存下来……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吗？父亲固执地认为，否。大家都激流勇退，还谈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父亲明知后退一步天地更宽广，可他强调共产党人敢作敢当，自己怎么能昧着良心说假话。如果让家乡老百姓连肚子都填不饱，他于氏家族凭什么跟共产党闹革命？又有何面目再见父老乡亲？我的父亲一贯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君子坦荡荡，他不肯按母亲教他的办法蒙混过关，整他的人说他顽固不化，要他端正态度，深挖反动思想根源。父亲觉得憋气、窝火、想不通，愤然抛出自己多年的日记向党交心，让审查组看看他的心是红还是白的……这下可叫人家抓住把柄，铁证如山了。我随便列举其中的一条罪证，今天看来多么荒唐可笑。父亲在日记里写了对“打麻雀运动”的感慨，认为这是决策者的失误，大家不该都放弃正常工作一窝蜂出来轰什么麻雀。若真消灭了麻雀，生态平衡也将遭到破坏，纯属得不偿失。
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母亲跟我讲过很多。她曾形象地描绘过“全民除四害”的场面……只听得上级一声令下，机关、工厂、学校全体出动，男女老少抢占街头巷尾、林间地头的制高点。使劲儿敲打铜锣、脸盆轰麻雀，没东西可敲的也拍手跺脚人人喊打。据说这样一来麻雀无处歇息，飞来飞去就会累垮死掉。但无论决策者怎样一厢情愿，中国大地上的麻雀也没有灭绝，且不说它除秋天才糟蹋一点田里的谷物，大部分季节都靠吃害虫维持生命。地里的麻雀少了，各种虫害却猖獗起来……我的父亲一向只看光明的一面，什么事情都不愿往坏里想，他满以为审查组会欣赏他的赤子之心，承认他是党的好儿女，自己可以顺利过关了。母亲却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高兴为时过早，还有麻烦跟在后面。父亲孩子一般天真得可爱，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会断章取意，毫不留情地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重重扣在他的头上，职务一撸到底，流放到黑龙江喇嘛甸松江炼油厂劳动改造。
１９５９年年底，父亲满眼委屈地离开黑龙江省劳动局，背着行李卷下到冰天雪地的喇嘛甸劳动改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担心和预言也随之应验，天灾人祸不仅使哈尔滨，而是全国范围的食品供给短缺。农村赤地千里，城里物价飞涨，人人都勒紧裤腰带忍饥挨饿。不少省份的老百姓大批大批饿死，虽怨声载道却无人问津……凡经过那个年代的大人，对当时的处境肯定刻骨铭心，比一个６岁孩子的感受要深刻得多……
三
我的母亲当时在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工作。
父亲流放后，家里的生活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仅凭供给的口粮养不起外祖父了，母亲只得将他老人家送回山东老家。
我６岁，在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上大班，每日里的伙食由过去的鸡鸭鱼肉换作苞米面白菜粥。粥稀得像水，里面尽是冻白菜帮子，只要孩子们撒过几泡尿，肚里便空空如也，一到天黑饥肠辘辘，都饿得直叫妈妈……就是这种状况也没维持多久，老师取消了幼儿园大部分正常的游戏活动，一日三餐改成两餐，一喝完粥就让小朋友们上床睡觉，尽量少消耗卡路里……我们总是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失败的恶果，说明城市正在经受严重的食品饥荒，社会必须正视这些它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连无辜的孩子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是幼儿园乒乓球队的尖子，刚刚荣获全省同龄组大赛第四名，被市体校选拔为重点培养苗子，每星期有３天去体育馆训练。运动量大，我总吃不饱，身上没有力气。教我的体育老师是个漂亮姑娘，从不提高嗓子说话，经常领我们去其他幼儿园打比赛，为得是主人能招待我们吃一顿“发糕”。那是一种纯苞米面掺糖精发起来的食物，我可以放开肚子吃个饱了。遇上更大方的主人或许还能请一顿“列巴”就“苏伯汤”，“列巴”是一种俄式酸面包，像个烤焦的大馒头。“苏伯汤”是一种大头菜和土豆熬在一起的菜汤，也是由“老毛子”传到哈尔滨的。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管前苏联人叫“老毛子”？母亲说那是被斯大林撵到中国流亡的“白俄”，他们都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加入中国籍了。走在大街上，偶尔碰上个俄国老太太，三九严寒还穿着条大裙子，满面笑容地问小朋友们好。我想象她做的“列巴”和“苏伯汤”一定更好吃……
我最盼望星期六母亲来接我回家，晚上能饱饱地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母亲从不给孩子定量，每次回家都给我留着好吃的东西。
“妈妈来喽——”
我朝母亲鸟儿般飞去，一下子扑进她温暖的怀抱。笑盈盈的母亲先将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才叫我和老师再见，哈尔滨的冬天至少零下３０度，不“全副武装”，人一出门就会冻伤的。于是，我扯着她的衣襟，在小朋友羡慕的眼神中骄傲地离开幼儿园了。
傍晚，铅灰色的云雾沉甸甸地压在高楼大厦顶上，天空飘着雪花，街上的行人不多，公共汽车里却挤满乘客。母亲一手领着我的妹妹，一手领着我，眉毛上挂满霜花，睫毛也冻得发硬，踏着雪地走大约两站路回家。这是我最感到欢乐的行程，吃饱肚子的诱惑那么强烈，冰封雪裹的街道也非常迷人。我家紧靠着南岗区儿童公园大门旁边，距哈尔滨著名的秋林百货公司一站路。我６岁生日，母亲曾拿出２０元钱去秋林公司买回一小块生日蛋糕。我们住在临街面的一座５层楼上，楼门前有一道漫长的大上坡。石头块拼成的马路中间铺着两条窄窄的有轨电车铁道，不时有拖着大辫子的电车“丁丁当当”地开来开去，震落电线上的积雪，纷纷扬扬。世界变得臃肿，楼顶上，光秃秃的树枝上，男人的帽子上，女人的头巾上全是雪花。路滑，汽车蜗牛一样缓缓蠕动，骑自行车下班的人们遇到下坡大多推着车走。有胆大的小伙子不肯下车，一不留神儿滑倒摔出去老远，引起周围一阵善意的笑声。放学的小学生们３个一伙，５个一拨地追逐戏闹到大下坡，沿着人行道打“滑刺溜”，一下子滑出去五六米远。我心痒难挠，企图挣脱母亲的手掌去打“滑刺溜”，但母亲是不会放我出去的，有红烧肉吸引着我，是一件十分诱人的事情，不能打“滑刺溜”也就算了。
我的姐姐于爱丽上小学一年级，她能帮母亲干些家务活了。
我们一进家门，姐姐就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桌——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和几个菜团子，一大碗白菜汤里漂着３块肥肉片，这是母亲中午从单位食堂里带回来的，没舍得吃留给孩子们。我们一家４口人坐在桌前，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一个窝窝头，自己吃起菜团，还连连说好香啊。我狼吞虎咽地吃下窝窝头，只觉得分我的那块肥肉太小，一夹到嘴里没等品出滋味就化掉了，又贪婪地注视着姐姐碗里的那块肥肉，她还没往嘴里送，仍在一点点吃菜团。我琢磨着，她和母亲吃的是什么菜团，似乎那么津津有味？从不像我这个几辈子没吃饱的饕餮鬼，吃什么东西都风扫残云。我拿起一个菜团咬了一口，差点没吐出来，原来是豆腐渣和白菜帮做的食物，苦涩涩地直拉嗓子眼！极难吃不说，还一下散了架子，没办法，我只得用双手捧着将就吃两口，最后还是忍不住说：
“妈……我还要肉。”
我知道姐姐被选入区体校游泳队，经常去游泳馆大运动量训练，也需要增加营养。但母亲偏疼儿子，为保证我打好乒乓球省出好东西给我吃，让姐姐退出训练丢卒保车了。母亲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犹豫着夹起自己菜汤里那唯一的肉片，妹妹也转过眼睛定定地盯着肉片，轻轻叫了声：“妈……”姐姐委屈地低下头去，勉强往下吞咽菜团。母亲把肉片放进自己的嘴里，我绝望地转过眼睛不再看她，母亲却把肉片咬成３块分发进３个孩子的碗里。尽管她已经饿得有些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了。
“妈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母亲像做错什么事似的，脸颊微微泛红地说。“我决定找你爸爸去……你们愿意吗？”
“我要爸爸！”妹妹欢呼起来。
“那我不去体育馆练球了？”我诧异地问。
母亲摇了摇头。
“我不。”我舍不得体育馆和乒乓球，教练鼓励我好好练，极有可能入选市少年队。
“到喇嘛甸也能练乒乓球，妈把拍子和球都给你带去。”
“那儿能上学么？”姐姐问。
“你爸爸来信说，有一座小学校。”
“那就去呗。”姐姐想了一想，同意了。
父亲反对母亲去喇嘛甸，大庆油田刚刚开发，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油区条件非常艰苦，孩子受教育的环境远不及省会哈尔滨。父亲在信中说，我在喇嘛甸好好劳动改造，用不几年“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了孩子的发展你们千万不要来。母亲的同事也劝她莫一时冲动，换作别人想进哈尔滨都不容易。再说你也没犯错误，没人撵你下去，凭什么去那个鬼地方。你咬牙带着孩子熬过一段时间，没准你丈夫改造完了能把他拽回哈尔滨……同事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的事历来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钟摆一样忽左忽右。今天对了，明天错了，这场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一茬复一茬，始终不能让你开花结果。母亲自１５岁参加八路军以来，经历的运动不下十次，况且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的思潮，她知道同事的见解是对的，这已经成为一切有头脑的人对政治运动的标准答案。但是母亲义无反顾，她早已萌生和丈夫一起流放的念头了。
我的母亲是个理智型的女人，中上等个头，清秀文静，从不显山露水。她有一个朴实的哲理——中国的家庭条件有限，夫妻好比拴在一根草棍上的蚂蚱，如果其中一个不牺牲自己，哪一头上拴着的蚂蚱都跳不高。母亲放弃自己的追求，情愿做贤妻良母，全力支持父亲投身工作……以坚忍和乐观对待难题与变化，一直是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她并没有听从同事的劝告，毅然决然带领我们去喇嘛甸了。一直到后来，母亲才为自己的选择懊悔未及，临去世之前还和我念叨，悔不该当初没听同事劝告，她不离开哈尔滨，父亲也不至于去齐齐哈尔糖厂。但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买……母亲说：“我怎么能让你父亲一个人受苦，什么叫患难夫妻？我讲不出大道理，他好的时候在一起，不幸的时候更要在一起……”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母亲是否思索和猜测过，她的选择好沉重，以后会经受多么大的磨难？尽管她处处小心谨慎，到头来还是受到莫大的伤害。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抛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领着我们坚决地和父亲一起过流放的日子。母亲倒霉的时候，父亲却顶不住压力抛弃我们孤儿寡母独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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