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晴天霹雳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
一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孩子们在心里发挥着这个新念头，越来越兴高采烈。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２根或３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仆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３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头……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３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２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４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背着走向２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他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伤口，没走多远脊背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迷迷糊糊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３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只有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可笑。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５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１０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滚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第二章 我“光荣负伤”了
一
我们玩耍的花样翻新了。
从造纸厂到糖厂的铁道专用线分岔处，白土地人称作道北的地方，有一段路基下积满雨水，形成一个两亩地大小的泡子。随着时间推移，周围长满密集的芦苇和菖蒲，里面漂着几根被大水冲倒的电线杆。我的身高顶多一米四，水深刚好没及胸脯，这里就成为糖厂大院孩子们的探险乐园了。
我邻居家的郭春节，一个瘦得像一副骨头架子的男孩，首先发现了那个乐园，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兴奋。还有更让人无比刺激的是，孩子们可以像铁道游击队那样扒火车去泡子玩。糖厂大院的铁道专用线南面是一个江岸造纸厂的原料堆置场，经常有火车运送造纸的稻草和破衣烂鞋等原料。一般货车驶进院内都喷出一团团蒸汽减速慢行，驶出大院才吐出浓浓的烟柱提起车速。我们全都埋伏在路基下齐腰高的狗尾巴草里，猫腰屏息地躲避着司机锐利的眼睛，准备伺机扒上货车的车厢。你可千万别露头让司机看见你的身影，否则就搭不成车了，遇上脾气暴躁的司机说不定会为安全起见停下车头，逮住我们之中的一两个淘气鬼，毫不留情地一脚踹下路基……孩子们专等火车头带着一股钢铁和焦煤的气味缓缓开来，拖着一串长长的车厢一节节驶过，一声口哨争先恐后冲出草丛，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身手敏捷地抓住货车厢上的铁梯，一个拉着一个地挂在梯子上。等司机发现我们时，滚滚的车轮早已快驶到道北了。司机无奈，怕孩子摔伤只得减速，我们便“扑通扑通”跳进碧波粼粼的泡子里，尽情地朝司机挥手喊叫：
“谢谢司机叔叔，请我们免费乘车！”
我们把裤衩背心扔到岸边上，任衣服滑落水里也无所谓，赤条条地开始戏水玩耍。我喝下不少泡子里的浑水，总算能用“狗刨”的姿势凫水了。那正是黑龙江最热的时候，赤日炎炎，骄阳似火，反正等我们玩够穿在身上，没走到家门口湿衣服就干透了。我和彬子、春节一伙骑在漂浮的电线杆上划水前进，击起水花和其他孩子们打水仗，电线杆是一艘威武的战舰，大家都像电影《甲午海战》中的英雄邓世昌那样在弹尽的情况下，悲壮地冒着炮弹撞向敌人的旗舰。孩子们在心里发挥着这个新念头，越来越兴高采烈。你看吧，一丝不挂的“战士们”混战在一起，击起一阵阵水浪猛击敌人的“军舰”。炮火连天中有人大声喊道：“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冲啊——”，双方都双手拼命划水进行最后的决战，闭紧眼睛撞向对方。结果不亦乐乎，２根或３根原木上的孩子们撞在一起，无不撅着白花花的屁股滚下水去……我几乎变成母亲心目中的野孩子！
暑假天堂般的生活结束得非常突然。
一天下午，我照例和孩子们扒上过路的火车去戏水，司机没发现有人扒车，火车行至道北也没减速。彬子和春节跳下去踉跄几步站住了，我奋力向前跳去，惯性太大没稳住身子，我本能地用胳膊护住脸颊，一下子仆倒在地，脑子“轰”的一声天晕地转。我懵懵懂懂爬起来，这一跤摔得不轻，一个胳膊肘蹭去一大块皮，火辣辣疼痛。
“哎呀，于瘦子……你的腿！”彬子看着我惊叫。
“怎么啦？”我揉着胳膊肘说。
“流血了！”
“没事。”我故意满不在乎，以免他们说我是厂长的公子，娇生惯养。
春节跑过来吓坏了：“不行，于瘦子，快去卫生所。”
我为他的惊吓而惊吓，试图弄清他惊吓的原因，往下一看也有点害怕——膝盖上磕开一个两指长的大口子，皮肉朝两边翻着，露出白生生的骨头，血喷泉般流淌。我试了试还能走动，赶紧脱下背心包住伤口。彬子和春节架起我就跑向卫生所，一路上我只觉得腿部有些麻木，却没有疼痛的感觉。卫生所长董大夫是个笑口常开的叔叔，他解开浸透鲜血的背心，检查过伤口，决定给我做一次简单的缝合手术。我尽量在伙伴们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没打麻药就缝了３针。董大夫拍拍我的脑袋说：“这小子，一滴眼泪没掉，够‘尿性’！”其实我早已疼得大汗淋漓，母亲在身边准会瘫倒……此刻担心的倒是父亲知道了可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收拾我一顿？
我“光荣负伤”了，第一天晚上没敢暴露伤口，趁父亲下班之前洗了洗背心，怎么也洗不净上面的血迹，干脆藏到床底下得过且过。父亲回来后我推说头疼，强挺着在他面前走上几步，没吃晚饭就上床歇息了。夜里，膝盖疼得钻心刺骨，想哭又不敢出声，整整一晚上我都憋气加窝火，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天愈来愈热，风声愈来愈紧。父亲照例喝闷酒，听电匣子，听过中央台听地方台节目，关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电匣子里的革命歌曲如急风暴雨，现场直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实况录音此起彼伏，好不热闹……闲来无事，我发现父亲常常一个人凭窗眺望，他久久地站在那儿，两眼望着外面沉思着，一动不动。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消失了，仿佛不知道怎样才好。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总有点什么地方不对头……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到我家来串门了，屋子一下子变得又小又挤，冯叔叔长得人高马大，说话粗声粗气，行动大大咧咧，是和父亲当年一列火车北上支援东北建设的山东人。两个老搭档添酒回灯重开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断断续续听到外屋传进来的声音。这是一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谈话，中间穿插着长时间沉默，还说了一些没有说完的有时是听不明白的话。
“老冯，这次运动是怎么搞的？”父亲惶惑地问，“连清华大学党委都靠边站了，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于，我也摸不透精神，《十六条》上不是这么说的！”
“我的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也提不上去，有些事都把我弄糊涂了。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对了……你我撵走化工学校来煽风点火的学生，是不是也错了？”
“我们能让几个毛孩子牵着鼻子走！”冯叔叔的大嗓门震得屋顶轰轰响，他以一种领导者的腔调坚决地说道。“照市委的指示办，厂党委领导运动没错。”
“你没听省里的新闻，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揪出来了……”
“还能糟到哪儿去，怕什么，天塌下来有地顶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党干，咱们经历的还少么。”
“‘四清’运动还没搞完，文化大革命又接上了。”父亲激动地低声说，“我真不理解……毛主席他怎么了，今天打倒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就不能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下一步厂里的运动怎么搞？”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也不是什么事都清楚的，恐怕连市委书记也不知道，目前谁也吃不准……”冯叔叔回答说，看样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不管怎么样，我可不那么容易被吓倒！”
沉默片刻，父亲又说：“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看来大家都得承受同样的命运了！”
两个人重重地叹口气，谈起厂里别的工作。父亲问锅炉车间冒白烟灰的原因找到没有？冯叔叔说技术科正在组织力量搞会战，市里的专家也来帮忙了……遗憾的是，当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举一动都保持着一种尊严，完全不知道灾难不久就会猛地落在头上，自己也将不可避免地被打倒，失去一切权威。
二
我的膝盖摔坏了，躺在床上盼着母亲快点从省党校回来。
粗心的父亲终于发现我的伤口了。
我没想到，头一天晚上我还能挺住下床撒尿，早晨膝盖却肿得像个小馒头，疼得我把头埋在两只手里，大声号叫起来。姐姐发现了我的秘密，吓得够呛，她一溜烟跑到办公室叫回父亲。我满头大汗地咬紧牙关，面对父亲严厉的审视。
“怎么搞的？”父亲掀开被子问。
“和同学赛跑，”我撒谎道，“不小心，摔倒在一块石头上了。”
“男孩子，擦破点皮，哼哼什么！”
“缝了３针……”
“在哪儿缝的？”
“卫生所。”
父亲再没问什么，转身走出家门。我松了一口气，“妈呀妈呀”喊着疼痛，埋怨姐姐不该打小报告告密。父亲很快返了回来，满脸乌云地背起我向外走去。我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原来他去卫生所了，董大夫建议去市第一医院拍张Ｘ光片子，看孩子伤没伤着骨头？
那时候市里的２路无轨电车只通到造纸厂，从家属区到糖厂东大门有两里地，而从东大门到造纸厂车站也有两里地，父亲背着我走４里地才能搭上电车。我趴在他宽大的脊背上一摇一晃地走着，感觉视野那么宽阔，我变得高大无比，身边的景物都随之矮小，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喜欢我的妹妹于爱华，女孩子听话，乖巧，会搂着父亲的脖子撒娇……父亲要求男孩子就不一样了，总是要我跌倒自己爬起来，和别的孩子打架，他不管有没有道理准先揍我一顿……父亲背妹妹遛弯倒是常有的事，从没背过我玩。母亲说他背过我，那是生我妹妹的时候，母亲躺在产房里，透过玻璃看到父亲背着我高高兴兴走来，一边说：“咱们看弟弟来喽！”一个护士在走廊碰着父亲说：“恭喜你，于处长，又添个千金！”父亲闻声脸色一沉，连产房屋门都没进就转身回去了。气得母亲哭了一场，说父亲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我才不信他们这一套呢，父亲若真的重男轻女，干吗喜欢妹妹，看我什么都不顺眼？
我趴在父亲的脊背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背着走向２路电车站。父爱的感觉那么真切，永远铭刻在童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双手搂着父亲的脖子，腿搭拉在他腰间，脑袋伏在他肩头上，胳膊肘碰到他的络腮胡茬痒酥酥的。火辣辣的太阳晒蔫杨树的叶子，新铺的柏油马路变得软绵绵的，偶尔留下一个不清晰的脚印。父亲的脚步放得很轻，以免颠疼我的伤口，没走多远脊背汗津津的了。我的膝盖摇晃得隐隐作痛，迷迷糊糊打起瞌睡……父亲往上顿了顿我，轻轻问：
“疼么？”
当他的面，疼，也不能说。
“疼，你就哼哼两声，忍着干什么。”
我不吭气。路过糖厂二楼办公室，有人看到父亲跑过来问长问短，要背我一段送到电车站，均被父亲婉言谢绝。
“于厂长，干吗这么认真，”一位阿姨追着我们说，“从厂里要辆车送到医院不就得啦！”
“这是私事，”父亲淡淡一笑，“我怎么能带头违犯制度。”
走出糖厂东大门，父亲又讲起战争时期的故事，分散我的疼痛：
“还记得爸爸常讲的夺机枪的故事吗？”
“都背下来了。”
“……那时候情况危急，我们队长在掩护队伍冲出包围圈时炸断一条腿，我用他的裤子包扎一下就背着他往外跑。鬼子追得紧，救人要紧，我无法连枪带人一起背出来，只得将机枪藏在一个草垛里。我钻进高粱地，上气不接下气跑了一段甩掉鬼子，放下队长喘口气，他流血过多人快不行了，我想给他找点水喝。队长醒了，说：‘他妈的，我的腿没啦！’我说：‘没关系，大哥，我背着你走。’队长想起什么：‘机枪呢？’‘我没带出来。’‘操你姥姥的……给我回去……扛来。’我刚要解释，庄稼地里传来狗吠声，鬼子循着哩哩啦啦的血迹搜过来。我背起他接着撤退，队长一把推我个跟头，拔出盒子炮吼叫：‘保住你的脑袋，快把机枪找回来……它比我的命重要！’鬼子的狼狗已离我们不远，怎么能丢下队长不管。我火蹿三丈，说什么也得把人救走，等我再弯下身子要背队长逃跑时，他却掉过枪口给了自己胸口一枪……我对不起他呀，没把他背出来！”
父亲和我一阵沉默。
“机枪找到没？”我问。
“找到了。”
“爸，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爸爸是不是过于严厉？”
“有点。”
“你还不懂事，男孩子，我要对你不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安身立命。”
“什么叫安身立命？”
“坚强地生存下去……有一天我不在了，”父亲颇为伤感地回过头，微笑中闪出一种严酷的神情。“你也要保住自己的脑袋！”
这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谈话，我皱着眉头仔细倾听，竭力想理解他说的意思，好全部记住，但非常吃力。我还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却能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让我回味终生。我是在父亲遇难之后才明白这番良苦用心的，以他当时的处境，这是唯一能靠自己的努力为儿子做的事。我不知道冥冥中是否有神灵启示，还是人之将死先有预感。我的父亲一个月后蒙冤遇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拍过Ｘ光片子，医生告诉父亲放心，孩子没伤着骨头。他给我打过一剂止疼针，又开了些消炎药，等拆过线就没事了。
三
神州大地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形势愈加扑朔迷离。
糖厂大院表面上保持着平静，也风声紧，雨意浓了。省里模仿首都，上行下效，教育战线的领导统统被揪出来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像土改斗争土豪劣绅一样戴上高帽满哈尔滨游街。北京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北上齐齐哈尔大串联，发动当地的同学冲击市委。越来越多的人戴上红袖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甚嚣尘上。东北重机学院、齐齐哈尔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校园内外，到处都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
父亲的不安与日俱增，下班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给我做饭洗衣换药端屎端尿，酒也不喝了，家里笼罩着一种凝重的气氛。我不能动弹，唯一的乐趣是读书。父亲用他的借书证从厂图书室借来大量小说，我整天躺在床上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看不懂外国小说，那里面的故事离一个孩子太遥远，只喜欢看中国战斗的小说。这期间我走马观花地读遍到手的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枪声》《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作品对我的印象尤其之深。我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也像书中的人物那样叱咤风云，活得轰轰烈烈，死得英勇悲壮……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文学爱好者，也有几篇“豆腐块”见诸报刊。我见过他发表的几首小诗，那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写字台中文件夹里的，由于时间的久远纸张变得又黄又脆。我一时难以读懂诗中的含义，它对一个孩子未免过于朦胧抽象，只记得有一首诗歌的名字，叫《红红的山楂树》：
再见你竟如此憔悴
依然静静微笑
莫不是历经风霜雨雪
才发现爱你的人
再远也看得到……
我原想永远掩埋分手的悲伤
它却不断生长
默默地枝繁叶茂
又落叶般的无可奈何
在透明的秋天飘摇
那么就允许我爱
直至占据你心中每一个角落
像那沉甸甸的果实
与其在枝头烂掉
不如在风中燃烧……
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了“全民除四害”的运动里，自己开张假条躲在家里写长篇小说的情景。他要写出游击队长的英雄事迹，了却一点心意。大热天，开着窗户通风，城里城外撵麻雀的锣声、敲盆声、“呜呜嗷嗷”喊叫声，声震耳鼓。父亲关死窗扇，脖子上搭条凉毛巾，一边擦汗一边挥笔疾书，苦干了３个月才写出初稿。母亲怕父亲惹麻烦，趁他出差时将小说做了点炉子的引火纸，说他记“生死簿子”，净没事找事。父亲回来后痛心疾首，但已经既成事实，他只有大醉一场不了了之。反右运动开展之后，父亲反倒感谢母亲的英明决断，说多亏老婆有先见之明，要把小说抛出去不知道还多流放几年呢！我为烧毁父亲的手稿扼腕惋惜，没准现在真能出版……转念一想母亲没错，“文革”期间我家多次被抄，不销毁手稿也难以幸存。
母亲归心似箭，来信就要结业了。这些日子里，我除读书无所事事，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母亲赶快归来，无聊透顶时研究起父亲刮胡子……父亲总是保持军人的作风，脸刮得青虚虚光溜溜的一根毛都不剩。他围起一条布兜兜似的手巾，在胡子上抹一层肥皂沫儿，龇牙咧嘴地对着镜子刮起嘴巴，时而鼓起腮帮，抬起一根手指一点点甩掉上面的肥皂末儿，那神态非常滑稽可笑。我偷偷模仿他的样子刮过一次脸，一点都不好玩，一不留神儿下巴拉开一道口子，火辣辣疼痛。倒是那薄薄的刀片异常锋利，削起铅笔不费吹灰之力。我开始收集他淘汰的刀片玩了，父亲察觉后不准我用它削铅笔，还将废刀片全都扔进垃圾堆里。说小孩子玩什么不好，偏偏玩这东西，割破手指可不是好玩的事！
四
一个星期之后，我膝盖上的伤口拆线了，走起路来还是不大方便，膝盖一打弯就疼，有副双拐支撑着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有办法，扶着一个凳子当作拐杖，这样膝盖不用打弯，累了还能坐在上面休息休息。我竟为自己的“发明创造”得意洋洋，拖着凳子到处乱走。
母亲神色严峻地从哈尔滨赶回来了，一进家门就和父亲嘀咕：
“渭生，这次运动来势不同寻常，形势比五七年反右那阵子还厉害……哈尔滨闹得挺凶，齐齐哈尔怎么样？”
“一样，也闹起来了。”父亲的脸色焦虑而阴沉，“也是从教育口开始的。”
“我们学校有动静么？”
“你先歇歇吧……”
“人家问你哪。”
“有人给你贴大字报了。”
“谁……都是些什么问题？”
“我没去看，反正不少。”
说到这里他们不作声了，沉默片刻，母亲头也不抬地说：
“看样子我得经受考验了……不过你放心，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父亲的忧虑不无道理，身为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母亲，首当来势凶猛的运动其冲。母亲刚刚上班，大字报就贴满教室走廊，批判她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代理人，一贯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引导学生走“白专道路”。市里派来“文革”工作组进驻糖厂，勒令母亲停职反省。一时间学生、教师、工人、干部都争先恐后地大揭发、大批判，办公楼走廊里贴满针对母亲的大字报。工作组的目的很明显，发动群众集中火力进攻母亲寻找突破口，进而揪出我的父亲，扳倒以厂党委书记冯燕川为首的领导班子。
“渭生，你可得沉住气，看苗头工作组是冲着党委来的。”母亲看过大字报说。
“我百思不解，你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愤懑地涨红了脸，眼窝深陷，眼皮沉重，背着手在写字台前走来走去。他猛地收住脚步，一只手按在写字台上。“荒唐啊……你是地道的苦出身么！”
“群众运动，我们应该正确理解。”
“那也得实事求是，不能随便往人身上泼污水。”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是执行过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硬要当作把柄又有什么法子，准备承受吧。”又是一阵沉默，母亲继续说。“要紧的是管住嘴巴，不管他们怎样激怒咱们，于渭生，你千万别跳出来引火烧身。”
父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老大不情愿地“哼哈”答应着，朝窗外望了望，脸色愈发阴沉。最后也只好安于这个事实，以不变应万变……可怜的是他们虽预感到危险到来，却鸵鸟一样把头藏进翅膀里，似乎认为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肯定不会发生……这也是当时中国人应付政治运动最无奈的办法。
母亲停职反省了，整天憋在家里写检查。她看上去也为我的摔坏腿而后怕，什么都没说。我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她坐在写字台前苦思冥想，朝前俯着身子，低着头，神情委屈茫然。写满一张纸，手托腮帮歪着脑袋仔细研究一阵子，一会儿这改一个字，一会儿那加一句话，又撕掉放在手心里揉成一团，扔得满地都是小纸团团。似乎要写出令群众满意的检查，是一件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的事情！显而易见，她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自己又究竟错在哪里？
办公楼里贴不下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了，从一楼到二楼的走廊都贴得满满当当。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写大字报，谁写得越多就表明他革命的热情就越大。工作组在俱乐部门前的篮球场上搭起一座一层半楼高的帆布大棚，拉起一道道铁丝专供挂大字报用。我趁母亲写检查之际，扶着凳子一瘸一拐溜出家门去看热闹。大棚里犹如纸张的甬道，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叫人目不暇接。我发现这里不仅有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还有批判副校长赵关键以及厂党委书记冯燕川的……其中的一张大字报倒挺有意思，说我们家５口人住两间大房，工人一家三代１０口人只能住一间半房，孙志刚要真革命就滚出大房子，让工人阶级住进去……我可真心支持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希望能搬到一间半的房子里去住。现在我住的是里间，父亲住外间，我出去玩时必须经过外间，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皮，没准他一不高兴就会问你到哪去，或者干脆就不准出去……我企盼父亲看到这张大字报，换到一间半的房子去住。那样一来外屋小间放不下那张大写字台，父亲只能住里屋大间，我和姐姐住外屋小间。再出去玩就自由多了，起码不必经过父亲的审视，老鼠见了猫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渐渐地，我看出些门道，所有大字报的结尾一律上纲上线，不管被批判的对象是谁，归根到底都是自上到下一条黑线上的人。而糖厂党委最大的总后台，一定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赫鲁晓夫是何许人我不得而知，刘少奇我可熟悉，凡重要场所都有他和毛主席并肩挂着的巨幅画像，我举手宣誓加入少先队时就面对着他们……不过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隐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公安局过去怎么没发现？毛主席也一点都没有察觉？真是不可思议！
我挪动着凳子，一张张往下看。
突然，发现了一张父亲写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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