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五四”新文学开启的“化大众”启蒙，还是“左翼文学”倡导的“大众化”运动，读者在文学生产、接受链条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同的仅是前者是启蒙、说教的对象，后者是宣传、发动的对象，读者基本上是沉默的、无声的。及至延安文学，工农兵方向确立，人民大众成为了新生活的主人，赵树理们从地摊走向了文坛，于是，新文学人物谱系里第一次有了主人翁式“新人”，小二黑、小芹、水生、水生嫂呼吸着新鲜、俊朗的空气，唱着“清粼粼的水来，蓝咯莹莹的天”，大步走在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上。建国后，工农兵英雄一直活跃在文学前台，承担着有关共产主义理想的全部想象。从延安文学到新中国文学，工农兵读者在文本阅读中获得了空前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参照对象，而且是前进、前进、再前进，革命、革命、再革命的主导力量。立足于此，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肇始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问题，实不为过。

　　当下，读者地位在经历了新时期文学之初的情感认同与思想解放之后，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来了一个巨大的涡漩。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机制出现断裂，“气闷”、“读不懂”的声音此起彼伏，从熟悉到陌生，从热情到冷落，读者阅读遭遇前所未有的障碍。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五四”退潮后的一幕又一次上演，一面是高等学府中专家学者、莘莘学子，在残雪的“黄泥小屋”、孙甘露的“信史之函”里打捞、发掘，出土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西学之物；一面是市井民间中芸芸众生，在轻喜剧、青春剧里谈论些家长里短、情爱故事。作者与读者的分道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文学阅读的分野：“小众”们乐此不疲于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人性探索、生命可能、宗教情结，“大众”们津津乐道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大众文化、影视剧本的情了、爱了、欲了、物了。如果说“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框架下的读者处在一个选择与被选择的位置，那么当前的情形是迎合多于选择，娱乐休闲多于精神提升。

　　现在，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们已经踏进娱乐经济时代的门槛，娱乐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心理上，人们追求一种工作之余的全身心的放松，青睐“拳头＋枕头＋噱头”式的程序化文本克隆出的精神鸦片；在行为上，表现出别人怎么享乐，我就怎么享乐，别人怎样判断，我就怎样判断的倾向。具有娱乐化色彩的言情、武侠、宫廷、官场文学，由于它的有趣性、刺激性，很容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后，从众心理将导致更多的人在无意识中去大众媒介中寻找类似的文学阅读，从而加快了文学的娱乐化、粗鄙化进程。

　　文学娱乐化、粗鄙化在给读者带来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在制造着低俗的、色情的、暴力的信息垃圾，引导读者沉溺于或轻松、或惊险、或奇异的感官体验，不能自拔。在娱乐化充斥的缤纷世界里，人们不再需要殚精竭虑，没有痛不欲生，没有精神抚慰，它甚至可以把人们的智力消耗降低到几近于零，轻而易举陷入它营造的本文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当人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恋情终于柳暗花明，那些孤胆侠客终于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凡夫俗子竟然也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场景时，会情不自禁地与其一道进入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一个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进行了理想化的幻景世界，共同分享本文制造的即时欢乐，缓解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在这样一种粗糙、浅陋的叙事方式中，文学特有的精神价值被廉价地丢弃了，因为越是粗糙、浅表的阅读，越是能够刺激人们的随意和浮躁情绪，人们所感受与记忆的往往是一种场景、一种情绪、一种奢华、一种刺激。其实，作为人类的一种具有自律性的精神实践活动，文学假如不能正确地对内容与形式做出选择，而是一味地由着市场与消费的需求无限制地随“波”逐“流”，那么，属于文学的精神领地就会逐渐变得单一而贫瘠，读者的心灵世界也会随之变得苍白而无力。

　　哲学家曾经将文学分为两类：一是为俗世而写作，一是为精神而写作。当前的一些文学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俗世的写作，它是将娱乐、游戏、通俗、消费、时尚等元素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写作者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增强文学对人类精神深度的表现；它是向市场和读者趣味的妥协，而不是向作家和读者心灵世界的挺进；它是为了制造作家的明星效应，而不是彰显作家的良知与道义。简言之，这是一种庸俗化的商业性写作，与文学的人学本质相去甚远。《浮士德》中，浮士德因为把灵魂典押给魔鬼靡菲斯特而导致一场人生的悲剧，文学的灵魂（精神）被出卖给感官娱乐，也不可避免会导致文学的悲剧。对此，不知我们的作家、评论家、读者是否已经认识到！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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