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地主 为了啥
有只羊
扑克牌中有一款多数人和少数人较量的“斗地主”游戏：三四个人在一起，用一副或者两副扑克做道具，不管自愿还是被逼，每次都产生一位“地主”，然后其他的人就合伙和他斗。其他的人输了，每人出一份赌本，地主输了，给每人一份赌本。地主身份在变，斗的方法不变。
最早接触这款游戏，笔者的直观感觉，这是一种培养叛徒的游戏。因为随着地主角色的变化，每个人都可能是斗的主题，是多数派，也随时可能是被斗的对象，成为少数派。游戏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这种理念很符合社会实际。用市场经济的话说是，只有永恒的金钱，没有永恒的朋友。
设计这款游戏的人也很懂国情，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斗地主是很光荣而神圣的事情，更是革命与否的标志。对于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来说，最大宗也是最重要的资产无疑就是土地，将拥有大量土地的人给打倒，让其土地资产成为无主资产，然后将其分配给众多渴望得到土地而没有机会的人们，让“耕者有其田”。这是大多数耕者的愿望，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至于原来的地主们的土地是怎么得来的，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并不重要，少数服从多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永远是绝对正确的选择。事实证明，我们的这项土地改革政策也是推翻腐朽政权、确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的根本。
但这种政策容易引发出来另一个问题：这种改革不终结的话，没有人敢于拥有过多的资产。因为无论你的资产源于何处，是否正当，按照斗地主的规则，随时都有被没收的风险，甚至还有生命受到威胁的可能。所以，改革开放进行这么多年，不露富、怕露富仍然是很多人的不二选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古训不得不牢记。
回忆阶级斗争时代的斗地主，也能从中体会到点什么。
笔者有记忆已经是文革中期，那时候过一段时间就要召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其中地主居首。本家有位大爷，他是地主，有几次跪在土台子上，胸前挂个大纸牌，双手后背，绳子绑着。现场台上台下两个阵营，跪在台上的是少数派，站在台下的是多数派，批斗过程和舞台剧很是相像：地富反坏右们先是站在后台，将牌子挂到脖子里，反绑双手，等到有人喊“把地富反坏右们押上舞台”，他们依序被民兵们押到台前，然后下跪、低头，自始至终民兵与地富反坏右们配合默契。捆绑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捆的重了，半天批斗会下来整个胳臂就会青肿起来。一次在后台，我看到民兵正在给大爷上绑。民兵问“紧不紧？”大爷说“中。”捆大爷的那位按照辈分要喊大爷为爷爷，后来知道，大爷辈分高还不是他挨斗不受罪的根本，关键是大爷懂医术，解放前跟着家里老人学医，在村里口碑不错，挨斗纯粹是传统的“买房子置地”观念惹的祸——家里耕地多。我爷爷解放前就给他家打工。不是被逼，而是爷爷从小父母双亡，大爷家看爷爷可怜，收留了他。当然干活是少不了的。那时候爷爷刚刚十岁。
这样的情景深深地刻录进笔者的脑海中，很长时间不得其解。后来爷爷说，其实解放前地主也不容易。麦口儿都舍不得吃好面馍。他们那点地都是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扣的钱买的。像你大爷家，刚买了地解放了，划成分给划成了地主，一天福都没有享着。
那还批斗他干啥？笔者还是不解。
“形势走到那了，谁也没法。”爷爷是解放前入的党，但没有文化，对政策也解释不了。后来他经历的很多事，解释不了的都是这句话“形势走到那了。”不算罪大恶极，但因为耕地多，就得给分掉，而且还要挨斗。政策的刚性和个体的差异永远是一对矛盾。这是爷爷所不能解释的。
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则：有恒产者有恒心。人心稳定财富才能积累，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进步。解放初期的分田到户，一方面使少数有恒产者失去了恒心，同时又使更多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有了田产。有了田产之后呢？他们渴望的是永远拥有，但好景不长，人民公社化将众多农民的这一愿望化为泡影，耕地不属于地主，也不属于农民，成了国家的，农民创作财富的积极性逐步下降，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到了改革开放，重新划分责任田，让耕者有其田，农民二次拥有了土地，农民生产财富的积极性又一次被激发出来。
如是观之，财产权是否人格化是激发人们创造力的前提，合法的财产是否永恒拥有是人们创造力能否持续的根本。财产权都属“公”，其理论是大家人人有份，所以大家人人有责；其愿景是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其结果是“你不干我也不干，我没有你也没有”。
扑克牌中的斗地主游戏，设计理论就是人们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谁的牌好谁是地主。谁当地主大家就斗谁。这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怀揣矛盾心态：渴望自己拿到好牌然后当通吃的赢家，又希望和别人合作将拿到好牌的地主给斗翻。当地主与斗地主的矛盾心态简化了我们的思维逻辑：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同时又希望将富人的财富给瓜分掉。
游戏不是生活，但设计游戏的灵感来自生活。生活中如果过一段来一次斗地主，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通过劳动创造社会财富，更不敢拥有财富、暴露财富，而财富贫乏的国家人心不稳、政权动荡的主要地区。
201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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