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大钧

    我头一次正儿八经的接触到80年代作家的作品是在一所大学的评选会上，一位大学生站在我面前回答“喜欢那本书？喜欢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他滔滔不绝的开始复述一部小说的整个情节。足足说了10分钟，直到被另外一个评委不耐烦地打断，“不要求你复述整个故事，只是说为什么喜欢，还有你这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作家是谁？那个国家的？”那位同学似乎一愣，“是郭敬明的《幻城》啊！”

    这真的是一次让人啼笑的失败的接触。我问同去的旺才，“《幻城》这部小说你读过没？”旺才很老实，“没有，好像是80年代的。”然后我们就一起沉浸到70年代“老逝去”的伤感中了。

    虽然那次经历引起了我的伤感，但是我还是没有信心去读80年代作家的小说，因为就在不久之后，我读到新闻说郭敬明给电影《无极》配写了小说，而这部小说的情节（系统）可以无限的引申发展，这在科学界里就是发明了“永动机”，我知道那是伪科学，这样的小说作为商业的文字供应可能凑合，但是拿到书斋里面供香把读的情境还差得远，我这样想。

    然而到底摆脱不了各路媒体的喧虺诱惑，文学批评家白烨与80后作家韩寒的笔战、口水战越打越热闹，我终于狠下心来，花了好几天到处搜索相关的资料和作品来拜读。
  
    就我对文学评论的阅读经验来说，但凡同时代的批评家对同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总是不成功的。其一是作家的生息尚存，其作品风格还有变化的可能；其二是作家还不曾给后人膜拜或者唾弃过，一个批评家除非有足够的智慧与勇气，否则其评论总是失于片面，而耽于自我的喜好；其三就是批评家和作家毕竟属于文艺界的近亲，批评家固然靠着对作家批评过活，而作家又何尝不靠着批评家的批评来获得声名，何况自古文人相亲，如果彼此对彼此的作品、批评不满意总是要打将起来，除非可以像夏志清先生那样悄然躲在美国的图书馆里面写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远隔大洋的各路小说英豪因为忙于打扫厕所，无暇分顾，如此这样，同时代的批评家和作家才能有彼此相安的可能。

    然而，韩寒先生到底不是在打扫厕所，白烨先生也不够那么的静默。战到底是打将起来了，而且彼此的口水都足够恶心。

    人文学科虽然不像自然学科那样门禁森严，没有长时间严格的训练断断难入科学的堂奥，但人文学科也并非就应该由此浅薄，一个严肃看待其文学作品的作家和印刷厂的码字工人到底还是有些区别的。如果将几部自传式的小说作品当成是对文学的伟大贡献的话，那么码字工人要暴得大名只需要相应的运气便够，只要他没有将字码倒过来摆置的话。

    在韩寒所反驳的文字里面我只闻到了的暴戾气味，“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白烨写的批评文字，韩寒固然可以反对，但也用不着如此气急败坏，白烨在其导火索的文章里面对其批评仅仅几十个字，而韩竟然如此恼羞成怒的整出1000字的文章出来作为回应，如果韩以“后现代性的解构主义”来蔑视白烨的批评文字的话，韩的表现却恰恰反映出他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及其在意，并不惜将整个文学评论界、作家界列入其对战的范围。虚妄的自信加上对权威的漠视精神，韩寒终于自导自演了一场“逼宫”大戏，而台下那些远离传统文学熏陶的观众也看得格外起劲，分外叫好起来。

    而当反叛的年纪与解构的时代彼此重合的时候，任何认为传统的文学评论标准依然能够生效的想法是足够可笑的，传统的文艺批评家白烨认为可以对后现代的作家韩寒给出恰当的评论，韩寒出于本能自然只能回敬一句“文坛是个屁”。在文学评论中，80年代的解构主义已经开始允许文学批评家们对任何一个文本作任何的阐释，权威如果还有存在的意义的话，那也只在评选文学评论会议主席的时候起作用。后现代正是打破所有标准规格的时代，对于80后的小说家的作品，说它是文学作品也罢，说它是商业作品也罢，对其最后的评定只能等到90年代的人成长起来，因为只有到那时候才能产生为世人所接受的对“后现代性”批判标准。而刻下的“倒韩者”和“拥韩者”因为彼此的站位不同，骂起架来虽然都是用的汉语，但是就双方当事人来说，对方操的肯定是半生不熟的蛮语。

    在真正的文学大家面前，韩寒那几部可怜的文学作品正如他的清癯的脸庞一样还是过于寒碜，而白烨先生一本正经的用传统的衡量标准去打量（看低）后现代作家韩寒也实在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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