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可以零落，但不能遗忘

                （代序）

         总理寻访母校，国立中学“开襟”

2001年3月24日，我受命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自胜利油田基地出发，分乘三辆车远赴四川绵阳，为后续入川承担北出四川的第一条高速公路——绵（阳）广（元）路项目的大队人马打前站。一路上，朝行夜宿，十分劳累，而借宿陕西汉中的那个深夜，我却久久不能入眠，因为汉中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三坝”之一，是父亲流亡求学（国立十二中）的地方。

历经6天的长途跋涉，我们一行到达四川绵阳的龙门镇，暂住在一户“农家乐”中。站在“农家乐”的二层露天楼台，美丽的涪江尽收眼底，下游的古城绵阳也依稀可见。抗战时期，另一所以招收山东战区流亡学生为主的国立六中，就在绵阳城里川西北公园（今人民公园）附近。

4月7日晚，我在楼下房东的客厅里看到一条电视新闻：朱镕基总理到湖南花垣县视察工作。花垣是湖南湘西的一座小县城，沈从文先生的名著《边城》就诞生在花垣县一个叫茶峒的地方，而朱镕基总理视察花垣最动情的地方是花垣县民族中学。

在花垣县民族中学，总理摸着操坪上的石狮开玩笑说：“五十多年一摸啊，谁摸了谁可以当上副总理。”这里曾是国立八中所在地，当时，年仅16岁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的高二部读书。

  朱镕基总理视察当年就读的国立中学，不仅向世人证明了他流亡学生的身份，更寓意着党和国家对国立中学这段尘封已久历史的“开襟”。

那是入川以来的又一个失眠之夜，为国立中学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念头，在我涌动多年的心底油然滋生。于是，10多年来的节假日里，整理父亲的讲述，聆听母亲的回忆，联络海内外的长辈及其子女，查找地方史志资料，夜里孤灯笔耕，甚至午休的时间也被利用起来……终于，一部20多万字的书稿堆放在我的面前。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

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流亡是抗战时期极为鲜明的社会符号与标记。日寇的侵华战争使中国被卷入了空前的浩劫，炮火中祖国大地日月无光，铁蹄下华夏儿女生灵涂炭，失去家园、多达上亿的中国人，抛家别子、背井离乡、辗转千里向大后方的流亡，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如此规模的大迁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整个中国都在移动。军队在移动防御，政府机关、工业厂矿、商业团体和学校在移动，中国的广大民众在移动，这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国立中学的流亡学生。我的父亲就是当年李仙洲将军创建的国立二十二中的一名流亡学生。

那个年代，父辈们最美好的人生年华是在流亡中度过的。72年前（1940年），17岁的父亲从故乡徒步出发，先期到达安徽阜阳，又西迁至陕西安康、汉阴，再度迁移到汉中……1950年，父亲由部队转回家乡工作时已是27岁。

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所遭遇的人生艰难与痛苦大抵相仿。而就这种痛苦而言，其挖掘意义不是在于自己。所以，许多年来，父亲对那战火连天、社会动荡、流离失所、温饱难求的经历，一直知白守黑，在沉默中守护自身的历史，直到我高中毕业后才断断续续的与我谈起。

我读书时的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所以虽然已经高中毕业，但其实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无法体察父亲的良苦用心。罪过啊！

过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像父亲这样拥有流亡学生身份的人随处可见。而今天，经历了民国社会变革、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父辈们已沉淀为历史的“活化石”，他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闻听，也成了见证那一段历史的“独家博物馆”。

而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对这些不能泯灭的国家历史，抑或同一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因种种原因各自有着不同的版本与说法，其灾难性的后果是导致青年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南辕北辙，甚至怀疑反叛和不屑一顾。

真正的历史只能是个人际遇的总和。自民国以来，中国社会一再分成两半，封建专制的一半，自由民主的一半；日寇侵略的一半，抗战到底的一半；国民党的一半，中共的一半……父辈们在由这一半到那一半或者由那一半到这一半的穿梭中，有着“半边人”独有的通达。

历史上，人们记住的往往是一些波澜壮阔的重大事件，然而构建这些伟大事件的却是一件件鲜活的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

作为抗战国立中学的后代，我追随着父辈们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闻听，忠实的记录下他们的人生际遇和血泪所得。因为，他们的背后是一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祖国的命运。我自信，这部书稿具有独特的历史视角。

           抗战烽烟中的国立中学

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迄今为止，我仅有的两次南京之行其真正目的地同为一个场所，这就是中山东路309号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馆的历史馆藏分为五个部分，其中馆藏量最为庞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档案》。在由朱家骅题名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之《国立中学概况》中，我查到了以下的史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大后方成立了34所国立中学，在抗战期间累计培育学生10余万人。

      当今，一所中学冠以“国立”的名号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的中学多为公立，少数为私立，一般是××市（县）××中学，以××省冠名的也是凤毛麟角。以父亲就读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为例，它的全称是“中华民国第二十二中学”，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抗战国立中学是一个光荣的称呼，它寓含着抗日爱国的行动、艰难困苦的锤炼和拼搏奋斗的精神，它还与一串串闪亮中国和世界的名字联在了一起，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原天津市长聂壁初、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原天津市长聂璧初、著名诗人贺敬之、世界著名地理学家许靖华、中国当代杰出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就是抗战国立中学流亡学生的杰出代表。

在战火纷飞、流离失所、忍饥挨饿的岁月中， 抗战国立中学挽救了大量战区流亡青年学生，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国家重建与民族复兴积蓄了骨干力量，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当属一个奇迹。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学生问：“黑板挂在哪？”

老师说：“挂在我的胸前！”

台湾著名作家、英文教授齐邦媛也是当年的流亡学生，这是她在自传体回忆录《巨流河》中对流亡途中学习生活的描述。

章用老师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儿子，后来病死在西迁路上。

   “那时候的孩子，不会为没有生日蛋糕哭泣，只会为国家又沦陷一个地方，为某位叔叔阿姨惨死或受伤而哭泣！”当年随当教师的父母一起流亡、后来因《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红遍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一弓如是说。

少年的张一弓最先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弱？小日本为什么撵着我们走？”

看罢这两个细节，你对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历史疑虑就会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并肃然起敬。

        赢得青年就赢得了未来

 这部书稿最初的名字叫《青春温暖着另一个心房》，除了当年的父辈们是清一色流亡学生外，私下里还有吸引青年人眼球的初衷。

2011年11月2日，我应邀参加第二届王鼎钧（父亲国立二十二中同学、世界华文散文大师）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巧遇与王鼎钧来往密切的美国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彼岸》杂志总编辑宣树铮先生。

谈及父辈们流亡求学的经历，宣树铮先生用五个字勉励我：“把它写出来！”

我说：“上年纪的人喜欢看，青年人就不一定喜欢啊。”宣树铮先生回答我还是五个字：“那非写不可！”

“北伐胜利靠黄埔生，抗战最后靠青年军。”这是当年父辈们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台湾的同胞也大都记得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后关头提出的口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大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话更是家喻户晓。

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谁真正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

    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不能中断自己先辈的历史，正如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的台湾尔雅出版社所言：“中国人是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流血成河的年代已经遥远，我们的子孙不该全部忘记，一个没有历史爱恨的民族，他的子民会活得没有方向。”

       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故乡是根。上善如水，必有其源，故乡是源。

我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位于山东胶东半岛腹地的大沽河，大沽河的中下游地带便是我的故乡莱西。

   “膏腴大沽河，殷实桃花乡。”大沽河滋润延续了被称作“中华第一乐章”的韶乐，是中国古文明的源头和摇篮地带之一。大沽河边有一个叫“韶存庄”的村子，“韶存庄”的最初的含意就是古代的韶乐至今留存在这个村庄。

大沽河最早称姑河。在中国的古文字里，称母亲叫“姑”，母亲在世则称“君姑”,母亲死后则称“先姑”，妻子称丈夫的母亲叫“少姑”。大沽河在命名之初，就赋予了其浓浓的亲情。

“大沽河，无数弯，一弯一个官。”据历史资料统计，仅1840年到1911年的71年间，莱西境内就出了166名秀才、16名举人、10名进士。

抗战时期，日寇在莱西境内窄短的大沽河两岸就设立了八个据点，因而这里也成了家乡人民与日寇殊死拼杀的战场。侵华日寇在胶东半岛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金堂文雄大佐，就是被家乡莱西乡校的军民一枪毙命。

当年，父亲是从大沽河边的家乡出发，踏上了漫漫的流亡求学之路。建国后，回到家乡工作的父亲，也是在大沽河边的一所学校里认识了小他15岁的我的母亲。

莱西有名的抗战“拥军小道”在大沽河岸边。当年，路边树杈上挂着的“拥军袋”里，有油灯下母亲搓线、姥娘缝制的军鞋和鞋垫。

母亲的二爹（二叔）是一名抗战游击队员，牺牲时还是一个未婚青年小伙，那是一个寒冬的深夜，地点就在“拥军小道”的对岸。如今，他的石碑立在大沽河边的一个土坡上，立碑人刻的是母亲和她堂弟的名字。

我的三爹（三叔）17岁参军，不到20岁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他离校参军的那一天，没来得及和爷爷奶奶打一声招呼。三爹安息的公墓在大沽河的一条支流的岸边，每次清明回故乡扫墓，公墓的周围都是水雾漫漫、烟气蒙蒙，而我却清晰地记得三爹遗画像中骑着高头骏马、血气方刚、威风凛凛的样子。

王鼎均先生在看到我记述家乡和亲人们的文字后，禁不住感叹道：“家史即国史，了不得的感动！”

我不是在为我的家乡歌功颂德，也不是在为我的父辈们树碑立传，因为那个时代的家乡就是浓缩了的中国，因为父辈们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他们的经历与回忆是已有文献中所“考证”不到的，却让原本一些不甚真切的历史清澈见底。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历史，或者是宝鉴，或者是包袱，但不应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甲骨文里，“史”字与“事”字结构相似， “史，记事也。”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然而我们记载历史、研究历史却往往随着人的意识而变化、发展、完善，这其中也不乏来自主管和客观上的歪曲。

毛泽东曾经说过：“读史可以明智，这是先人早就说过的。”

天下之事，熙来扬往，分合交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夏一统，商周继之，春秋战国乱之；秦一统，两汉继之，三国魏晋南北朝乱之；隋一统，大唐继之，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乱之；元一统，明清继之，民国乱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之。

分有分的历史理由，合有合的历史必然，但这都应是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只是在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这或许超出了此部书稿所能涵盖的历史容量。

但有一点我深信不疑，这就是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因而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和胜利，抑或父辈们的苦难与喜悦，同样都值得我们年轻一代铭记。

正视历史，汲取历史养分，只有这样，历史才会真正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

沧海桑田，岁月如水。人生千回百转，历史百转千回。

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

是为序。谨以文此献给我曾经多难的祖国，献给我抗战国立中学可敬的父辈们！  

                         201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