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冯存孝》之四（完）（如要改编，请与作者联系）
第四章 从云上落地
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冯存孝，一九六四年九月又被推荐为“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境界更是升华了不少，感觉上自己就是真正的优秀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了，浑身充满了“铁肩担道义”的正义力量，下决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从内心感激林副统帅。冯存孝由热爱和崇拜毛主席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乃至人类史上最完备的革命理论，这完全归功于林副统帅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力推动。他认为林副统帅在大力宣传、普及乃至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从林副统帅主持军委工作后，一九六0年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由部队开始，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冯存孝非常赞赏和衷心接受林副统帅提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典指导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特别是参加了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他更加体会到了这个学习方针的伟大实际意义，由这一方针作指导，他自认为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掀起的文艺大批判所具有的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意义。所以，他从市里开会回来后向分厂机关以及向全厂干部作汇报演讲时，不用拿讲稿，就能滚瓜烂熟地背诵毛主席的有关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冯存孝在演讲中说，毛主席感觉到了中央已经出了和苏联修正主义相呼应的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和一少”是指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三自一包”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时刻。……
所有来听报告的干部无不对这个从农村“盲流”到工厂来的小伙子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进而毛骨悚然，心脏发紧，有一种乌云圧顶、呼吸不畅的憋闷感觉，好像中国就要发生一场不知敌人来自何方的大规模战争了。
正因为冯存孝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一九六五年底开始的对《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等等的批判，他更是一马当先。冯存孝已经成为分厂机关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的政治学习辅导员了。当一九六六年党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触及灵魂的具有反修防修重大战略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了。
在全分厂所有的大字报中，冯存孝写的大字报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最高，因而也最吸引人，他甚至还努力扮演运动指导者的角色。比如他在一篇题为《读大字报杂感之五》的大字报中说：“最近发现有些大字报不是一般的不尽人意，抓不住大方向，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哗众取宠，不以理服人。比如有一篇大字报的题目是‘从名字看走资派的灵魂深处’，说总厂厂长钱如奋的名字就是为钱奋斗的意思，分厂厂长李文忠的名字就是忠于封建文化的意思；这是在讲理吗？据我所知，钱厂长的父母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视金钱如糞土，取名钱如糞，参加革命后嫌‘糞’字不雅，才改为‘奋’的。还有一个拿名字说事儿的例子更没有道理，说冲压车间宋师傅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的名字分别叫宋爱国、宋爱民、宋爱党、宋爱家（嘉、佳）是别有用心的，连起来就是‘爱国民党好’的意思；这能说得通吗？如果宋师傅只有一男一女，取名可能就叫爱国、爱家（嘉、佳）了，是不是就表明他比一般人更革命？人们生孩子事先没有计划，不好定额生产，取名字也就带有偶然性。虽然名字也表达人们的思想，意向，但咱们不能以名字来认定人的是非、好坏、对与错和革命与反动。……”
冯存孝给领导写的大字报一般都能以理服人。比如他写道：“李文忠厂长几年前就对大张旗鼓地学习雷锋活动有抵触情绪，对学毛著‘讲用会’也有看法，认为这是搞政治花架子，是形式主义，这说明他反对突出政治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个老资格的走资派了。……”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连李文忠本人也认可自己一贯不突出政治，说“反对”突出政治也未尝不可。至于是不是走资派，反正群众的大字报把所有领导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派，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无所谓。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一场旷古未闻的几乎破坏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冯存孝本来是拥护这篇社论的，但看到红卫兵那种种破坏、践踏、掳掠、为所欲为、人性丧尽，以至虐杀的行经，在干部的政治学习会上很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把丰富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外国人创造的优秀文化都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去扫除、破坏是不对的，这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我一定要上书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制止这种破坏文化的行为继续发生。同志们都夸冯存孝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并鼓励、支持他一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社会上“破四旧”的实际情况。冯存孝出生在民族、民间文化丰富的冯村，他深切地感受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保持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他却能接受当时的红卫兵到处宣扬的“血统论”，从内心同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法。因为他是贫农出身，从小就知道贫下中农是党和毛主席始终相信和依靠的对象。这是由血缘关系和阶级感情决定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是天然的革命派。冯存孝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天然革命派中的优秀一员，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央文件、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章都是完全相信、衷心拥护的，如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这样的话，“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正以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巨大规模，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蓬勃发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已经是我国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共同的行动口号”，他认为这反映了社会实际，也代表了他的心声，所以，他对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欣然接受的，也认为自己最能心领神会，能够引起共鸣。
文革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夺权与反夺权的阶段，中国全面“内战”，不少地方发生了真枪实弹的大武斗，在冯存孝看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斗争，两种政治力量夺权与反夺权是必然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上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下至钱如奋、李文忠这些人继续掌权的话，必然抹煞阶级斗争，以生产压革命，继续反对突出政治，中国不就全面修正主义了吗？资本主义不就要在中国全面复辟了吗？社会主义不就没有了吗？在总厂军管会和分厂军管小组的管制下，全厂没有发生大的武斗，等于是“和平”建立起了各级革委会，冯存孝成了管具分厂革委会副主任。对此，冯存孝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不满意这个领导班子。革委会主任是军管小组组长老何，是个典型的“骑墙派”或叫“和稀泥派”，专门搞“政治平衡术”，哪一派也不得罪。以革命干部身份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明皓他更是十分了解，老徐所以能进领导班子，就因为他从来不得罪人，当然也不闹派性，是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这样的人所以能进领导班子还因为他是调度室主任，生产上的事他全懂，在李文忠靠边站的情况下他能把生产全面抓起来。冯存孝所以能以“革命群众代表”的身份进革委会，沾了他是当年的“学雷锋标兵”和“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光。中国政治有个传统，凡在基层树立起来的红旗，不能让他轻易倒下。其他几个委员，基本上都是老好人，冯存孝根本看不上他们，所以，他当了副主任以后也就高兴不起来。
到了一九六八年，冯存孝全身心地投入到“要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等项工作中去了。
冯存孝对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党的九大的选举结果非常满意，认为党中央是由林副统帅挑大梁的真正的反修防修的革命派掌了权，中国的前途可以让人放心了，中国的革命是大有希望的。当时的冯存孝只想到了“革命”大有希望，想不到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等等会怎么样，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深入地想一想“革命”要达到的结果和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谋杀“伟大统帅”的计划失败后仓惶外逃，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这件事把冯存孝震动得头发懵，心抽缩，呼吸不畅，险些窒息。别人对这件事可以吃惊，震惊，可以幸灾乐祸，可以客观地分析、议论等等，但冯存孝却几天说不出话来，思想上是木木的，判断不出这件事的是非对错来；感情上也是木木的，产生不出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对过去，他找不到回忆的路径；对未来，他看不到希望的所在和躲避的出口。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的副统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冯存孝整天缺氧般地盘旋在云雾里，找不到任何附着点。冯存孝进工厂十年来的言行都很认真，目标都十分明确，可今后还怎么认真？目标又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值得人信赖？灵魂的归宿在何方、在何处？
冯存孝彻底失重了。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毛主席和朱老总先后逝世，还有唐山大地震，十月粉碎四人帮，冯存孝的思想和感情仍没有被这些大事件激活，对政治几乎“失语”了五个年头，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申请“回到地面”——回到表面处理车间接着当工段长去了，从此过起了“上班去，下班回，饭后陪着孩子写作业，晚上搂着老婆睡”的俗人日子。
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在文凭突然吃香的社会大潮中，冯存孝参加了中文函授学习，三年后的一九八二年货真价实地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
一九八五年的经济大潮中，冯存孝“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挣了一些钱。
一九九八年冯存孝六十周岁的时候，以企业干部身份（他第二次下车间当工段长并没有改变干部身份）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炒股和倒腾文物。
二00四年的时候，冯存孝在市“开发区”买了一处二百多平方米的豪宅。他是全厂唯一住上别墅的退休职工，过起了有丰厚的物质基础的晚年生活，除了看书之外，就是请人吃饭、喝酒。不断被他请的人中有帮他进了工厂的初中同学郭起林，曾经的表面处理车间主任吴兴旺、支部书记程谦，材料库主任顾家成，调度室主任徐明皓，分厂厂长李文忠、分厂总支书记王尧，总厂团委书记李步东，总厂厂长钱如奋，总厂党委书记周全荣等（注意，这里说的是他们曾经的职务），都是离休、退休的老头子们。被他请的人当然还有一些曾经的工友和同事，不少人作者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作者和冯存孝是啥关系？怎么对冯存孝的事情那么熟悉？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同学关系——是一起参加了三年多中文函授学习的同学关系。正因为有这层关系，知道他不少事情，所以才能够粗线条地写出这篇小说来。
小说开头提到的冯存孝喝酒喝得“性命难保”该有个正式交待了：冯存孝那次喝醉酒被送往医院的一个多星期里没有传出任何消息，因为没有听说谁去看望过他，熟人中也没有谁再提起过他，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似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一年多没有见过面的熟人在大街上碰到冯存孝的老伴儿刘春凤了，就随便地问了一句：“刘姐，你们家老冯最近又忙啥呢？”
刘春凤答：“又出去蒙人、骗钱去了，都走了十来天了。”
原来所说冯存孝因酒精中毒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事纯属误传，那天酒友们租了一辆车倒是直奔市人民医院那个方向去了，但并没有把他送到医院，而是把他送回家了，第二天他酒醒后下决心再不喝酒了，稍做了一两天准备就带着两个年轻帮手远去西安找文物贩子们接着倒腾文物去了。
二00九年六月初稿，九月定稿
第四章 从云上落地
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冯存孝，一九六四年九月又被推荐为“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境界更是升华了不少，感觉上自己就是真正的优秀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了，浑身充满了“铁肩担道义”的正义力量，下决心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从内心感激林副统帅。冯存孝由热爱和崇拜毛主席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而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乃至人类史上最完备的革命理论，这完全归功于林副统帅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大力推动。他认为林副统帅在大力宣传、普及乃至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从林副统帅主持军委工作后，一九六0年九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由部队开始，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冯存孝非常赞赏和衷心接受林副统帅提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典指导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特别是参加了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之后，他更加体会到了这个学习方针的伟大实际意义，由这一方针作指导，他自认为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掀起的文艺大批判所具有的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意义。所以，他从市里开会回来后向分厂机关以及向全厂干部作汇报演讲时，不用拿讲稿，就能滚瓜烂熟地背诵毛主席的有关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冯存孝在演讲中说，毛主席感觉到了中央已经出了和苏联修正主义相呼应的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他们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和一少”是指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三自一包”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时刻。……
所有来听报告的干部无不对这个从农村“盲流”到工厂来的小伙子刮目相看，肃然起敬，进而毛骨悚然，心脏发紧，有一种乌云圧顶、呼吸不畅的憋闷感觉，好像中国就要发生一场不知敌人来自何方的大规模战争了。
正因为冯存孝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一九六五年底开始的对《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等等的批判，他更是一马当先。冯存孝已经成为分厂机关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的政治学习辅导员了。当一九六六年党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触及灵魂的具有反修防修重大战略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了。
在全分厂所有的大字报中，冯存孝写的大字报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最高，因而也最吸引人，他甚至还努力扮演运动指导者的角色。比如他在一篇题为《读大字报杂感之五》的大字报中说：“最近发现有些大字报不是一般的不尽人意，抓不住大方向，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哗众取宠，不以理服人。比如有一篇大字报的题目是‘从名字看走资派的灵魂深处’，说总厂厂长钱如奋的名字就是为钱奋斗的意思，分厂厂长李文忠的名字就是忠于封建文化的意思；这是在讲理吗？据我所知，钱厂长的父母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视金钱如糞土，取名钱如糞，参加革命后嫌‘糞’字不雅，才改为‘奋’的。还有一个拿名字说事儿的例子更没有道理，说冲压车间宋师傅的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的名字分别叫宋爱国、宋爱民、宋爱党、宋爱家（嘉、佳）是别有用心的，连起来就是‘爱国民党好’的意思；这能说得通吗？如果宋师傅只有一男一女，取名可能就叫爱国、爱家（嘉、佳）了，是不是就表明他比一般人更革命？人们生孩子事先没有计划，不好定额生产，取名字也就带有偶然性。虽然名字也表达人们的思想，意向，但咱们不能以名字来认定人的是非、好坏、对与错和革命与反动。……”
冯存孝给领导写的大字报一般都能以理服人。比如他写道：“李文忠厂长几年前就对大张旗鼓地学习雷锋活动有抵触情绪，对学毛著‘讲用会’也有看法，认为这是搞政治花架子，是形式主义，这说明他反对突出政治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个老资格的走资派了。……”没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连李文忠本人也认可自己一贯不突出政治，说“反对”突出政治也未尝不可。至于是不是走资派，反正群众的大字报把所有领导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派，自己承认不承认都无所谓。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一场旷古未闻的几乎破坏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的“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冯存孝本来是拥护这篇社论的，但看到红卫兵那种种破坏、践踏、掳掠、为所欲为、人性丧尽，以至虐杀的行经，在干部的政治学习会上很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把丰富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外国人创造的优秀文化都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去扫除、破坏是不对的，这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我一定要上书毛主席，请他老人家制止这种破坏文化的行为继续发生。同志们都夸冯存孝不愧是学毛著积极分子，并鼓励、支持他一定要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社会上“破四旧”的实际情况。冯存孝出生在民族、民间文化丰富的冯村，他深切地感受过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保持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他却能接受当时的红卫兵到处宣扬的“血统论”，从内心同意“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法。因为他是贫农出身，从小就知道贫下中农是党和毛主席始终相信和依靠的对象。这是由血缘关系和阶级感情决定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是天然的革命派。冯存孝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天然革命派中的优秀一员，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央文件、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章都是完全相信、衷心拥护的，如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这样的话，“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群众运动，正以人类历史上空前宏伟的巨大规模，在我国人民中广泛深入地蓬勃发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已经是我国广大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共同的行动口号”，他认为这反映了社会实际，也代表了他的心声，所以，他对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的文章都是欣然接受的，也认为自己最能心领神会，能够引起共鸣。
文革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夺权与反夺权的阶段，中国全面“内战”，不少地方发生了真枪实弹的大武斗，在冯存孝看来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斗争，两种政治力量夺权与反夺权是必然的。他心里非常明白，上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下至钱如奋、李文忠这些人继续掌权的话，必然抹煞阶级斗争，以生产压革命，继续反对突出政治，中国不就全面修正主义了吗？资本主义不就要在中国全面复辟了吗？社会主义不就没有了吗？在总厂军管会和分厂军管小组的管制下，全厂没有发生大的武斗，等于是“和平”建立起了各级革委会，冯存孝成了管具分厂革委会副主任。对此，冯存孝并没有显得特别高兴，因为他不满意这个领导班子。革委会主任是军管小组组长老何，是个典型的“骑墙派”或叫“和稀泥派”，专门搞“政治平衡术”，哪一派也不得罪。以革命干部身份当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明皓他更是十分了解，老徐所以能进领导班子，就因为他从来不得罪人，当然也不闹派性，是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这样的人所以能进领导班子还因为他是调度室主任，生产上的事他全懂，在李文忠靠边站的情况下他能把生产全面抓起来。冯存孝所以能以“革命群众代表”的身份进革委会，沾了他是当年的“学雷锋标兵”和“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光。中国政治有个传统，凡在基层树立起来的红旗，不能让他轻易倒下。其他几个委员，基本上都是老好人，冯存孝根本看不上他们，所以，他当了副主任以后也就高兴不起来。
到了一九六八年，冯存孝全身心地投入到“要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等项工作中去了。
冯存孝对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党的九大的选举结果非常满意，认为党中央是由林副统帅挑大梁的真正的反修防修的革命派掌了权，中国的前途可以让人放心了，中国的革命是大有希望的。当时的冯存孝只想到了“革命”大有希望，想不到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等等会怎么样，好像他从来就没有深入地想一想“革命”要达到的结果和根本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副统帅”谋杀“伟大统帅”的计划失败后仓惶外逃，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这件事把冯存孝震动得头发懵，心抽缩，呼吸不畅，险些窒息。别人对这件事可以吃惊，震惊，可以幸灾乐祸，可以客观地分析、议论等等，但冯存孝却几天说不出话来，思想上是木木的，判断不出这件事的是非对错来；感情上也是木木的，产生不出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对过去，他找不到回忆的路径；对未来，他看不到希望的所在和躲避的出口。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的副统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冯存孝整天缺氧般地盘旋在云雾里，找不到任何附着点。冯存孝进工厂十年来的言行都很认真，目标都十分明确，可今后还怎么认真？目标又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值得人信赖？灵魂的归宿在何方、在何处？
冯存孝彻底失重了。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毛主席和朱老总先后逝世，还有唐山大地震，十月粉碎四人帮，冯存孝的思想和感情仍没有被这些大事件激活，对政治几乎“失语”了五个年头，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申请“回到地面”——回到表面处理车间接着当工段长去了，从此过起了“上班去，下班回，饭后陪着孩子写作业，晚上搂着老婆睡”的俗人日子。
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在文凭突然吃香的社会大潮中，冯存孝参加了中文函授学习，三年后的一九八二年货真价实地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
一九八五年的经济大潮中，冯存孝“停薪留职”下海经商，挣了一些钱。
一九九八年冯存孝六十周岁的时候，以企业干部身份（他第二次下车间当工段长并没有改变干部身份）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开始炒股和倒腾文物。
二00四年的时候，冯存孝在市“开发区”买了一处二百多平方米的豪宅。他是全厂唯一住上别墅的退休职工，过起了有丰厚的物质基础的晚年生活，除了看书之外，就是请人吃饭、喝酒。不断被他请的人中有帮他进了工厂的初中同学郭起林，曾经的表面处理车间主任吴兴旺、支部书记程谦，材料库主任顾家成，调度室主任徐明皓，分厂厂长李文忠、分厂总支书记王尧，总厂团委书记李步东，总厂厂长钱如奋，总厂党委书记周全荣等（注意，这里说的是他们曾经的职务），都是离休、退休的老头子们。被他请的人当然还有一些曾经的工友和同事，不少人作者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作者和冯存孝是啥关系？怎么对冯存孝的事情那么熟悉？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同学关系——是一起参加了三年多中文函授学习的同学关系。正因为有这层关系，知道他不少事情，所以才能够粗线条地写出这篇小说来。
小说开头提到的冯存孝喝酒喝得“性命难保”该有个正式交待了：冯存孝那次喝醉酒被送往医院的一个多星期里没有传出任何消息，因为没有听说谁去看望过他，熟人中也没有谁再提起过他，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似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一年多没有见过面的熟人在大街上碰到冯存孝的老伴儿刘春凤了，就随便地问了一句：“刘姐，你们家老冯最近又忙啥呢？”
刘春凤答：“又出去蒙人、骗钱去了，都走了十来天了。”
原来所说冯存孝因酒精中毒被送到医院抢救一事纯属误传，那天酒友们租了一辆车倒是直奔市人民医院那个方向去了，但并没有把他送到医院，而是把他送回家了，第二天他酒醒后下决心再不喝酒了，稍做了一两天准备就带着两个年轻帮手远去西安找文物贩子们接着倒腾文物去了。
二00九年六月初稿，九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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