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由于在政治运动中站错了队，犯了“错误”，刚回乡时，我的思想包袱很重，头都抬不起来，我决心夹着尾巴做人，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大队干部和群众重新看待我。我参加了多次劳动强度很大的水利建设，每次都拿到“五好战士”的奖状，后来我当了渔民，也是埋头苦干，哪里危险哪里上，两年后，大队干部已经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我了。我没想到，由于因公负伤，得到大队领导的照顾，安排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建华山小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读完6年的小学，现在，我竟来这里当老师了。1966年以前，这所学校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1960年，六年级一个班竟有10多名学生考上了文昌中学第一届试验班【第一届试验班招四个班，共200人】，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文昌县。两年后，我从这所小学毕业，也考上了文昌中学。
当我来到这里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风光不再了。由于动乱，学校差不多停课了两年多的时间，教室破烂不堪，校道两旁的草儿也差不多都长到校道中间了，学校里荒无人烟。1968年底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学生才回到学校上课。后来的几年里，学校又成了政治运动的场所，大搞开门办学，教育和教学工作受到冲击，学生没有得到正常的教育，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好几年来都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
当时我们学校的规模很大，有700多名在校学生，72年办初中班以后，学生人数多达1000人左右，教师也增加到了40多人【现在建华山小学仅有在校学生300余人】。除了总校以外，学校还办有应公、南港、北港、港南等几个教学点，也叫分校。我被分到应公分校教三年级。
应公分校有3个教师，教一二三年级三个班，我们都是“全能教师”。我不但要上语文课，还要教数学，甚至还要上体育、音乐、美术等，3个教师都要当班主任。我当班主任的那个班几乎都是我们村里的孩子。我才20岁出头，比他们大不了多少【许多孩子八九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动乱耽误了他们整整两年的时间】。
我报到的第一天直接从总校来到应公分校，跟那两个老师打过招呼后，上课的钟声就打响了，我连坐也没坐一下就走进了课堂。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坐在下面的都是我村里的弟弟和妹妹们【五十年代是中国的生育高峰期，村子里都是孩子】，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我觉得很好笑，因为都是同一个村里的人，大家都彼此熟悉，我用不着介绍就向他们上了课。
教学用的课本是新编的，66年前的那一套教材都被当作封资修全给砍掉了，课文后面也没有什么思考题和练习题，甚至连汉语拼音也没有了。除了领袖语录外，课文全都是报纸上的，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文章。课前我根本就不用备课，上课不过是多读几遍，好歹我还读了10年书，课文上的字我都认得。读完课文后就叫学生抄写课文，抄完一遍又叫学生再抄一回。我不敢多讲，讲多了怕出政治问题。
当时动乱刚刚结束，林彪和江青一伙人正在台上，他们大批智育教育，宣扬“读书无用论”，提出“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从校长到一般教师，谁都不敢提智育教育，更不敢去实践。按照学校的要求，要减轻学生的负担，我留给学生的作业很少，有时甚至都没有给，期末也没有考试，学生好象是来学校玩的，他们没有一点负担。这些对我们这些刚上来的年轻教师来说，感到很轻松，没有一点压力。可是后果就很严重，几十年后跟这些学生见面时都觉得很难堪，他们都埋怨我，说我当老师没尽到责任，没教会他们什么东西，他们这批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我说我们当老师的是按上面的指示来做，革命大批判是主课，上级叫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敢另行一套？你们考不上大学，别埋怨我，那是你们没赶上好的年代。
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抓学生的纪律方面，只要学生听话就行。当时学生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根本没心读书，只想冲冲杀杀。学校不敢抓智育，老师更不敢抓学生的学习，都害怕被扣上“智育第一”的帽子，因此上课放任自流，课堂纪律松弛，学生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刚来时，也想让学生学到一点东西，但是看到其他老师并没有把学生的功课放在心上，因此也放弃了原来的念头，不抓课堂教学，只抓学生课后的活动，只要学生不出乱子就成了。当时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学校也成了政治运动的场所，社会上搞什么，学校也搞什么。什么革命大批判啦，什么开门办学啦，什么批林批孔啦，什么批反击右倾翻案风啦，只要你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就是有成绩，就出了名，学校就在你这个班里开现场会，你就会受到上级的表扬。
当时学校连学期工作计划都没有制订，也不叫教师制定学期教学计划，本学期做什么，怎么做，没有教育教学目标，也没有具体措施，从校长到一般教师都心中无数。其实学期工作计划订出来也没有用，上面的指示、通知一发下来，你的工作计划就成了一张废纸。上面的指示你必须无条件服从，立即执行，稍有违抗就通报批评，就就地免职。那时县里的公社的指示、通知多如牛毛，有时一天几个，搞得下面的学校晕头转向，忙得团团转。上面的指示都是叫搞运动的，没有一个是搞教学工作的。
当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的上面是贫管会，他们的权力大得很，连校长都得听他们的指挥。学校校长简直成了生产队队长，一点自主权都没有。大队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革命大批判会，忆苦思甜大会，都叫学校停课去参加，目的是壮大声势，增加会场的热烈气氛。
一到农忙季节，或是农业学大寨的大会战，学校就更忙乱了，学生和教师都成了劳动力，五六年级学生一放假就是一两个礼拜，整天在地里劳动，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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