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文化的融合，电影里有一条放在明处的线索，就是以阿嘉为首的摇滚合唱团从准备到演出的过程一直贯穿影片始终，本来在我的印象里摇滚应该是极少数愤世嫉俗的人的发泄工具，可是看到这个合唱团以后完全颠覆了我对摇滚乐的印象，这个团队里来自各种职业各个年龄层的成员都有，有为乡村小教堂唱诗班做伴奏的十几岁的小姑娘，有开私酒作坊的小老板，有交通警察，有摩托车修理店的修理工，还有那个上了年纪经常说“哭夭”的喜欢弹奏月琴的老邮差，新旧乐器混用，再加上担当乐团组织工作的过气日本模特友子要求乐团在演出曲目中加入的日本流行音乐元素，这帮人凑在一起在为怎样做好音乐的吵闹争论中制造出了很多笑料，而多元文化之间这样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使他们的音乐变得更加淳朴更加亲民。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听过的陈建年的歌，想来他的创作环境应该也与电影里相差不远，而陈建年本人也曾是邮差出身。
其实，文化的融合也好，演出的成功也罢，看到的只是结果。对于一个成员参差不齐，受到多种文化元素互相冲突碰撞的合唱团，是什么力量把这个本来已经人心涣散几乎失去创作方向的团队紧紧地凝聚了起来呢？
这就引出了影片的另一条关于爱情的主要线索，与前面的线索不同，这条线索在钢琴的舒缓伴奏下深沉而抒情地渐渐展开，电影一开始就是一场通过旁白描述的分离场面，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战败从台湾撤军，一对恩爱的情侣被这个并非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历史事件无情地拆散。情义无价亦无保，因为情感不合自己搞砸的分离并不值得加以同情，而如果因为一种巨大的外力把原本恩爱的情侣狠狠拆散，则特别会形成悲伤和凄美的艺术效果引人扼腕叹息。这部电影通过七封没有寄出的信件将这种艺术效果演绎的淋漓尽致，这几封信写在从台湾返回日本的跨海渡轮上，一个收入并不宽裕的乡村教师因为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战争不得不与心爱的人分离，他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这个懦弱的男人，从来不敢承认我们两人的相爱……你固执不讲理、爱玩爱流行，我却如此抑制不住的迷恋你，只是好不容易你毕业了，我们却战败了。”直到分离已经不可挽回的时候才敢承认心中深藏的爱情，但我相信他在此之前一定对他所爱的人特别好，只是在原本平淡的日子里不想让心中的热烈烧毁了美丽的爱情，以为可以像这样一直细水长流的爱下去，直到变故突如其来，措手不及。那他为什么不打算在这次下船以后过段时间坐船回去与心爱的人团聚呢？而要在信中说：“我心里已经做好盘算，一旦让我著陆，我将一辈子不愿再看见大海，海风啊，为何总是带来哭声呢？爱人哭、嫁人哭、生孩子哭，想著你未来可能的幸福我总是会哭”呢，难道是担心付不起差旅费吗？这个答案我也在信中找到了：“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他背负了一个超出生命个体可以承载的深重罪孽，使他无颜面对身在海峡那头的心爱的人，也才会说出：“想著你未来可能的幸福我总是会哭”这样的话，我想他说着这样的话时候一定特别心疼，虽然他说：“我的相思你一定要收到”，但还是没有把信寄出去，只能把刻骨铭心的爱与无尽的思念一起随信件封存。
虽然我不喜欢把这些信件俗称为情书，但毋庸置疑这些信件中蕴藏的情感深度已足以感人了，可是有关这些信件所涉及的故事的广度却并没有沿着这条单一的线索扩张下去，如果电影拘泥于这些信件中的无尽的思念不可自拔的话，那么就是另一部电影了，可如果把故事讲成了这个样子那未免就会显得狭窄和沉闷了，可看性和艺术成就也会大打折扣。影片通过为男主人公阿嘉安排邮差这个象征性的职业，又将这些本该永远尘封的信件投递到了几十年后的台湾，给一些人的生活起到了好像酵母发酵似的奇妙改变。
男主人公阿嘉以前是某摇滚乐队的主唱，后来乐队解散，只能顶替别人去做了邮差，但他对音乐的向往依然没有消退，经常会把邮包的绑绳当成吉他的弦来弹拨。女主角友子本来也是行走在T型台上光鲜亮丽的模特，却机缘巧合在台湾一个小乡村担任一场海滩演唱会的组织工作。这两个人都处在比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要平淡的处境里，多少都会在心中积郁下怨气，在乐队为演出准备的过程当中时常为了一点很小的事争吵不休，但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在为各自心中对梦想的向往而执着，只不过刚开始时各自都为各自的执着有所坚持，所以才会争吵。而影片中的还有很多小人物我也看到了他们内心当中各自也有平凡的执着，比如私酒作坊老板马拉桑一碰到人多的场合就会在众人面前不厌其烦地大力推销他的马拉桑酒。但这些小人物最缺少的还是凝聚力。影片最大的转折点是友子从打开的木匣中看到了那七封尘封多年的信件，她对阿嘉说：“那些信件非常重要，不管怎样，你一定要交到那个女孩手里”。于是寻找收信人的过程也就成了影片当中原本各自分离的人和事一一联通的过程，历史联通了，民族关系联通了，新旧音乐联通了，平凡与梦想联通了，从远到近的爱情联通了，“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还会再分离吗？还会再错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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