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兵

　　生也长江，死也长江。在6000多公里的长江两岸，那亿万年间的不息逝水，曾蕴育了多少生命，就淹没过多少生命。所有的生命有如无足轻重的尘埃，有如缠绵悱恻的水草，爱也长江，恨也长江，爱恨长江依。

　　1983年的夏天，藏在母亲孕肚里即将出世的我，根本读不懂大人们的焦急与惶恐。一连多天的大雨将池塘和洼地全部淹没，大水眼看就要漫进村子里的所有房屋。这时候，千百年的洪水记忆让所有安稳待命的动员失效，家家户户开始将那些箱柜家当向高地转移。于是，在这名为双溪的小镇即将被洪水淹没之前，我随母亲还有挑着家当的父亲来到了外婆所在的山村，一直住到洪水退去。长江方静，酷热又至。我就在这水火未济的时分出生了，似乎一开始就与长江有了某种难以言明的缘分，若即若离又难舍难弃。

　　当然，书本里面的长江是有如母亲一样和蔼慈祥的。从地理层面来说，它灌溉了一方水土；从文化层面来说，它催生了长江文明；从历史层面来说，它是政治主战场；从发展层面来说，它是经济大动脉。于是，每一个在长江边上成长的孩子，都会为自己生于这方水土、享有这份文明而骄傲和自豪，以仰视和崇敬的视角，一厢情愿地膜拜长江，这是对历史的臣服，更是对发展的祈盼。

　　是的，未曾见识过长江的洶涌，又哪里知道江水的无情，又如何能真切感受到史册里频仍出现的江洪肆虐、哀鸿遍野的分量。哪怕父亲曾在夏夜“讲古”中以沉痛的口吻念叨，1954年的江水如何滔滔，整个家族在避退高地之前，无奈将土屋前后打通，以期躲过几无幸免可能的毁家之劫，都不能让我生起对长江的一丝敬畏。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之前的安徽省会是安庆，枞阳县治是双溪。而因着这场洪水，省会搬走，县治撤离，最终改变了我们本是县城人也是省城人的命运。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以至于每到夏季梅雨时分，我会格外惧怕江水。在我12岁的时候，村里一年青妇人不知为何抛夫别子，独自到了旁邻铜陵市郊的江畔，在纵身跳江之前，脱下了衣服鞋袜叠好，并留下了一张写着家庭地址的纸条。经过无数波折，妇人的遗体被打捞运回，停放在我们上学必经的路旁稻床（打麦场）上——风俗里，在外意外去世的人不得回家——初夏的雨后，骄阳火热，几台大鼓风机吹着，也不能阻止那浓浓的异味。我们只能绕路远走，落荒而逃，但在梦里都逃不开早被传得无法辨别的是非，据说妇人死状颇惨，在被鱼虾攒食后又因打捞而钩损，这惨烈的景象成了我们的梦魇。以后几年里，每到夏季雨落河涨，我就心怀畏惧，总会担心江水泛滥，成为鱼鳖之餐。

　　可是，又绕不开长江。在长江沿岸的土地上，每一条溪流，每一洼河塘，都是源于长江，它们从几千年前起，就或大或小、或有或无地汪在那里，映照着人们的生或死。有水在的地方，就必然有人家，沿河而居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吃水、浣衣、洗澡、灌溉都有赖于它，而长于其中的菱茭、莲藕、芡实、鱼鳝，更成了土地之外老天爷最大方的恩赐。没有一方水面是闲潭，乡下过日子容不得一片空地，哪怕是在无法种植禾苗的水泽里。即使后来通了自来水，那水还是熟悉的长江水，很有一种“同饮长江水”的浪漫，只是那时的我们不懂，也无法欣赏，甚至还为家门口的河塘日渐荒芜而颇感遗憾，日子好了，就没多少人愿意精心侍弄和费力清淤了。

　　你若试图远离长江，它又总会在无意中走近你，如影随形。初中时离家远，中午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会不辞路远，翻过大埂，来到离校数里的双溪河，河上偶有船过，河畔芦苇丛生。那时并不知道双溪河通达长江，只是莫名地为河水会一浪一浪地拍打岸堤而感到惊奇。就着河水清洗饭具，也会试着引诱水中的鱼虾。一只无辜的小鱼不幸被捕，在教室窗台的一只玻璃瓶里观摩了一下午的课。听课的间隙，我望着那种老式钢筋隔断的窗户，还有在玻璃瓶里压抑得无法呼吸的小鱼，竟然大逆不道地想起了小学课本里的小萝卜头，放学时赶紧将小鱼放生在学校周围的沟渠里。或许，在鱼儿据说只有7秒的记忆里，这左右碰壁的一下午只是一段离家远走的时光，它却不知道，有时一走可能也就是整段人生，譬如后来离乡而居的我们。

　　真正见识到长江的威力是在1998年的暑假。那一年的洪水突破了1954年的水位。其实，在江淮一带的每一个夏天，长江都是不折不扣的主角。干旱时需要它拯救，发洪时需要它慈悲。它不像我们房前屋后的河塘，可以任由你使唤，所有的收获与毁灭，都要看它的心情。洪水来了，沿江的每一家一户都要出人出力，日夜到堤坝上守护。在不是特别危险的情况下，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孩也要跟着上去，挖土装袋——按指令在长江大堤外侧五百米以内的池塘都得填实，以防止溃堤。当然，我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主要还是大人们和穿着草绿军装的子弟兵。那些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却个个虎虎生风、一个顶俩，一声号子，数十斤的土包一扛就是几袋，然后奔跑着送往各处，这样的景象在长江沿岸的各个堤段存续了很多年，一种年青绿色洪流与千年长江洪流的对抗，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他们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

　　我那时很是瘦小，被安排负责装土，说白了就是牵好袋口，让挖土的大人能够快速地将土块送进袋里。这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看就会。朝着土块抛来的方向撑开袋眼，这时候双手是需要协调的。一手尽可能地往上拎，不然袋子就可能崴下去；一手尽可能地往前张，不然土块就可能掉到外面。很简单，时间长了却也很吃力，站也不是，蹲也不行，那腰必须半直半弯着。好在一袋土装满的时间并不长，间隙的松动可以舒缓一下腰肢。有时候我会把这个过程想象成一浪翻一浪滚的江水，江水就是在这样的起伏里愈演愈烈的，那充沛的后劲让人惊心动魄。江水翻滚需要堤坝阻挡，我们疲惫起伏的心情也需要。在那种环境下，不能让江洪决堤的信念成为阻止每个人偷懒的心灵堤坝。

　　最终大堤守住了，江心洲却被放弃了。泄洪的发令枪响起，房屋和庄稼都被滔滔江水淹没在底。站在被泥水浸漫的大堤上，看着一片洪水汤汤、江天茫茫，不知怎么地就会涌现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没有人能说得清已经有多少年，在随着长江情绪好坏的波动里，有多少人选择了留下，又有多少人选择了离开。留下的人，享受了恩赐，也就必然要承受威胁；而离开的人，则只能在记忆里默默怀念。

　　后来，在高考前的那个短暂假期，不知怎地就与一位同学临时决定，骑着自行车沿着长江大堤一路赶赴县城，漫无目的也毫无因由。骑到一半，我们就后悔了，彼时的大堤正在进行彻底的整修，一路上每隔几百米就有打桩机在钻孔，然后在深深的孔洞里浇灌钢筋混凝土，这让曾经驻守大堤的记忆变得愈发鲜明。时不时下来搬车而过，使得我们的骑行变得支离破碎。那沿途的江水明晃晃地刺眼，似乎在嘲笑我们承受不了高考前夕的重压，嘲笑我们谁也没有率先说出口的回头打算。于是，几十里的路程几乎花了我们一天的时间，傍晚只能在县城的小旅馆投宿。这是我们第一次以一种近乎逃离的方式，离开那个生活了很多年、学习了很多年的地方，怀着一种未知的情绪奔向不确定的远方，即使还是没能走出被称为家乡的县城，没能遠离曾在枕畔轻唱睡眠曲的瑟瑟江水。但我们知道，我们终会离开。

　　离开，还是绕不开长江。大学是在江城芜湖的一所师范大学，每次来回路过都必经铜陵长江大桥。从车上向桥下看去，那江水浩淼，不能细看，就像一个人在水边定睛久了，总会有一种被水涡吸引，然后生出一种进去一瞧的古怪念头，而这悠悠长江之下，又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大四时在贵池中学实习，因为离家近，每到周末都直接搭乘轮渡到桂坝，然后再坐三轮回家。在那简陋的轮船上，可以近距离地俯察长江。被风吹皱的江水是清澈的，照亮了世俗人心，很是亲切。那些曾经平常的日子，在一船家长里短的乡音里，显得格外记忆如新。

　　更多的时候，人们越畏惧什么，越喜欢谈论什么，比如在车上常会听到有人车祸丧生，在船上常会听到有人溺江而亡。一个在前天夜晚赌博赢了几十万，然后在兴奋醉酒后临时生起去九华山朝拜念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姨子，在凌晨大雾的指引下直接将车从桂坝的轮渡码头开飞进了长江……这样的故事让人恐慌，偏又在一片啧啧声里诱人竖耳细听。这时再看那江水，就莫名觉得不再清透——船快要靠岸了。回家的路有千万条，每一次来回总会听到不同的故事，每一次经过总会生发不同的感触，或许就是这来回起伏的情绪交织，最终裹挟包融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后的很多年，当离乡回家时，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条让人深刻的路了，即使一路几度经过长江，比如南京长江大江、润扬长江大桥、镇江汽渡……

　　毕业后我到了江苏工作和定居。在这个号称“江淮之水都汇于此”的龙川（江都古称）小城，我常常会到南水北调的“源头”（当地景点）看看，坐在引江水利枢纽公园的条石上，遥望奔腾的长江之水在这里休养生息，在这里回望故乡。滚滚江水被浩大的水利工程押解圈禁，终于得成上善大道，从一排排雄浑的闸口里轰隆隆涌流出来，显得格外让人放心，也让人充满力量。所有参观的游客都不再畏惧，他们必定知晓这江水肆虐四方、任意闯荡的历程，曾经有多少敬畏留存心上，此刻就会有多少欣慰爬到脸上。是的，所有记忆的指向都是正反相成的，当初越是想着离开、渴望走远，如今就会越是想着回归、渴望靠近，譬如故乡。

　　汤汤一水间，切切不得语。间隔着时空的距离，脑海里总会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想起那曾无数次在畏惧与渴望中慢慢走近又渐渐远离的长江，想起那如旧日老友一样轻轻起伏波动吟唱着熟稔旋律的浪花。好像注定了一样，我们在江边生长，转了一圈又一圈，走了一年又一年，还是回到江边，从未舍得放下，从未真正远离。直到有一天，我们终将离开世界，终会魂依长江，就像长江流域无数过往的先民们。

　　几十年间，对长江的爱恨绵绵，早已默默升华为一种对故乡的思念。在更为深远和广袤的时空范围里，整个长江流域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里日新月异变化着，一百三十多座大桥跨江而过，无数城镇因江而兴，无数居民因江而富，曾经野性难驯的长江变得愈加温顺、愈加慈悲，也终将成为历史转变的忠诚守护者和民族复兴的最佳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