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钟涛

　　走进《鹿鸣》

　　伴随着岁月的流逝，《鹿鸣》也出刊500期了，在祝贺的同时，作为《鹿鸣》的一位老读者、老作者，想起与《鹿鸣》相识、相知的日子，那些美好的记忆就像电影里的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令人难以忘怀。

　　80年代中后期，是我对文学最痴迷的一段岁月，在远离市区的白云鄂博矿山小镇，除了每天拼命地工作以外，读书写作似乎成了我业余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讲，最渴望的莫过于能把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这也许是当时最大的心愿。那时，我的梦想还不是太高，只是希望能在《包钢报》《铁花》等企业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就知足了，但后来随着发表作品数量的增多，我的内心也就萌生了一种期待，渴望走进《鹿鸣》走进《草原》，走进心中的那片让我向往的鹿野绿洲。于是，我鼓足了勇气，把一首首抄写的十分工整的诗歌，寄给了《鹿鸣》编辑部。每当把稿子寄出以后，心里就有了忐忑的等待，一天、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每次等来的大都是一封封的退稿信。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每一次退来的诗稿中，总会有张之静老师的亲笔留言，字数虽不多，但让人感到很亲切，诸如，“诗作已阅，还欠诗意，望继续努力。”等，正是由于编辑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我并没有心灰意冷，这扇微微对我开启的门窗，总是给我留下了那么多的诱惑。其实，我是知道的，对于每一个走进《鹿鸣》的作者来讲，（当然不包括名家）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鹿鸣》虽然向你敞开了大门，但是要凭作品的质量说话。在我的印象中《鹿鸣》的选稿原则一直是唯作品而不唯人，所以几十年了，《鹿鸣》才能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永葆它的纯粹和活力。

　　记得，1988年的一天，剑华从包头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诗在《鹿鸣》发表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叮嘱剑华去文联索取几本并把这期的杂志保存好。几天以后，我去包头开会，呦呦诗社的弟兄们小聚时，剑华把杂志送给了我。晚上我回到宾馆，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终于走进了《鹿鸣》，走进了这片文学的天地。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不言而喻。人的一生不知会遇到过多少的第一次，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忘记了，但我第一次在《鹿鸣》发表作品的感受，至今想起来都是那么深刻的，牢牢地存留在生命的记忆里。从我在《鹿鸣》发表第一首作品到现在，时间过去快三十年了，我也从一个热血青年步入了人生的花甲。尽管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出了几本书，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但是，像《铁花》《包钢报》《包头日报》《鹿鸣》《草原》，这些曾经种植过我文学梦想的沃土，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岁月变迁，那份珍藏于生命深处的一片绿洲永远都不会褪色。

　　難忘的草原笔会

　　在我的记忆中，包头文联和《鹿鸣》组织过很多的笔会，但1995年夏天，在白云鄂博举办的那次“草原笔会”，至今回想起来也是记忆犹新。

　　1995年6月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中，时任市文联副主席、《鹿鸣》主编的安泰对我说：想在白云鄂博举办一次文学笔会，让我回去落实一下。回到矿里，我把这个想法与矿主要领导汇报之后，很快就定下来了，当时文联主席是许淇老师，他们商量好之后并告诉了我，笔会时间定在了7月25日，为了把这次笔会办好，文联和《鹿鸣》杂志社也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笔会的前两天，并派李同振老师和年轻的编辑郭盛到白云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也许是因为做编辑的缘故，他们的工作做得十分的细致，以至于每一道菜都要进行仔细地推敲。我当时在白云铁矿任工会主席，对于组织好这次笔会，在物质条件上给予了大力地协调。7月24日下午六点多，许淇主席、安泰主编，马宝山和丁晓实老师坐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小车，一路风尘地来到了白云鄂博，晚上矿里设宴，招待许淇老师一行。那天我们喝了不少酒，也就是这次的相聚，我才知道了安泰的酒量大得惊人。兴奋之余，我提议让郭成显借酒助兴，唱起了由我俩共同创作完成的《白云鄂博，请你告诉我》，也许是酒起了作用，也许是矿山人的那份真挚和豪爽感动了许淇老师。这位让我十分敬仰的文学前辈，竟然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事后，我才知道，是这首歌打动了他。这首歌让他想起60年代初期，曾在白云鄂博生活过的日子，铁花，红柳，风雪、哈达，大漠，这些曾经无数次出现在诗人字里行间的词语，此时，便串起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7月24日晚上10点多，参加笔会的作者共计30多人，乘着绿皮火车来到了白云鄂博，这是继89年白云鄂博诗会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文学盛事。入夏的白云鄂博凉爽宜人，这座塞外小城因突然涌入了一群怀抱文学梦想的热血青年而变得更加富有活力。

　　我记得笔会共计开了7天，应该说也是时间比较长的一次。在这一周的时间里，参加笔会成员除了参观矿山，去草原观光，剩余的时间就是在一起交流修改作品，对文学的那份执着和倾心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在这次笔会上，我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如史爱平，戈亘，忻世荣、白峰等，同时也相识了不少文学界的新朋友，像赵连生，宋阿男，王运通，徐永国，贺东冰等，用编辑郭盛的话说，95年的这次笔会至今也是很难忘的一次。是啊，笔会的成功，与大家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当时跑前跑后的靳宝琪也已离开了人世。每当想起他，真的有些怀念。有人说，白云鄂博这块土地人杰地灵，这座神山不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带来了钢铁的沧桑与梦想，同时也是一片滋养文学的沃野。60年代，玛拉沁夫就是在这里创作完成了《草原晨曲》，一支歌从这座山起飞，飞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阮章竞的《白云鄂博交响诗》、徐迟的《钻机的梦》、许淇的《新春寄语》这些老作家们用生命的脚步，踩出了一行行至今都让人们赞叹的诗文。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白云鄂博成为市文联和《鹿鸣》杂志社组织文学创作活动的主要阵地。1997年的秋天，市文联和《鹿鸣》杂志社，还把包头文学艺术创作基地放在了白云铁矿。我记得挂牌仪式的那天，市文联主席，《鹿鸣》主编伊德尔夫，编辑部主任马宝山，都亲自参加了这项活动。那个时期，在许淇，伊德尔夫，白涛等市文联领导和包钢文联领导的陪同下，玛拉沁夫，公刘，刘虔，梁晓声，韩静霆，冯苓植，赵健雄，路远等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来过这里。他们目睹了一座山和一片草原的凹陷与崛起，也带走了白云鄂博人豁达开朗和宽厚的情怀。白云鄂博，你的热情像火一样燃烧。来过这里的人都这么说。

　　没有破碎的花瓶

　　1992年，《鹿鸣》杂志社举办了鹿城风采大赛征文。在这次活动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能前去参加当时的颁奖仪式。丁晓实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奖品已经有人代领了，先放在我这里，等你从白云回来的时候拿回去。那年初冬的一天，我去市里开会，丁晓实老师得知我住在包头宾馆，便来看我，那天我们见面时，只见他双手抱着一个大花瓶，花瓶上还拴着一条小红绸子。他一见我就说：“钟涛，你这个花瓶可躲过了一难呀。”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刚才在宾馆门口不慎摔了一跤，可你这个花瓶完好无损”。我看了看丁老师，前后打量了一下，看来还好。此时，我关心的还不是这花瓶，而是他的身体。因为我知道他平时的血压就很高，别一下子摔出什么毛病来，丁老师笑着对我说“我没事，”你这个花瓶好好保存吧，说不定哪天还要升值呢。至今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花瓶跟随我从包头来到白云，又从白云来到包头，期间，我搬了3次家而每次搬家的时候，我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好，我知道，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花瓶，但从丁晓实老师手里接过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花瓶的份量很重。一个初冬寒冷的夜晚，一个年长我几岁的老兄，在他不慎摔倒的那一刻，仍然紧紧地抱住了花瓶。这意味着什么，每当回想我们相见的那一幕情景，内心总是涌动着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情感。2003年，我调到乌海卡布其矿的第二年，丁晓实老师还专程到矿里看我，老朋友相聚总是要谈一些往事，而这个花瓶的故事却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段难忘记忆。

　　其实，在编辑与作者之间，像这样的故事还是很多很多的，这些年来，我和《鹿鸣》的编辑們不管是退下来的也好，在岗的也好依然有着很好交往，特别是像杨挺、郭盛、马端刚、乔昕、潘姝、康丕耀等，他们也始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作者，各种活动尽量请我们参加，给予很多的关照。如果把一本文学刊物比喻成芳草园，那么，这些编辑们就是这片芳草园里的育花人。他们辛苦地耕耘，默默地付出，承担起发现作者，培养作者和推出作者的职责。在钢铁城诗社组织的几次活动中我几乎都能看到马端刚的身影，如今他凭借个人的勤奋创作，在全国和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可是他作为一个编辑，始终把扶持文学新人，为作者搭建实现文学梦想的平台当作一份责任。这些年来，在他的极力推荐下，钢铁城诗社的很多作者已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并且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精心呵护下，一棵棵小树长大了，长高了，一朵朵鲜花绽放了，美丽了。而他们总是躲在幕后，用目光欣赏着一棵树的新绿，一朵花的娇美。

　　如今的《鹿鸣》，虽然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与《鹿鸣》的情感，就像那只花瓶一样依然如初，不管岁月怎样老去，而《鹿鸣》依然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一声清脆的鸣唱，在鹿野钢城，悠悠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