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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后的“涅檠重生”

时间:2023/11/9 作者: 文艺生活·中旬刊 热度: 19890
成果

  滴要:当今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是包容的、活跃的、与国际专业音乐创作潮流相接轨、既学习借鉴又保有自身特点的话,那么站在历史语境下观察十二音音乐在中国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可谓是“蛰伏”与“涅檠”。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这一时间段内中国专业音乐领域对于十二音音乐的实践创作、教学实践、理论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为研究十二音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

  关键词:“涅樊重生”;十二音音樂;发展

  中图分类号:J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5-0062-02

  一、引言

  纵观十二音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遇到的曲折与艰难。但经过了长达将近30年的“蛰伏”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新音乐思潮来临,十二音音乐“涅樂重生”,成为中国音乐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观察十二音音乐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能够让我们了解十二音音乐是如何被中国所接受,从而引领我们如何在音乐流派纷繁的当下接受和感知,而不是毫无保留的拒绝。

  二、上世纪50年代前我国十二音音乐的传播与发展

  国内早期对于十二音音乐的介绍是以柯政和于1927至1928年发表在《新乐潮》上的两篇文章为起点的。1927年柯政和于《新乐潮》杂志第一卷二期发表了题目为《新音乐》的文章,该文简述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术语,诸如“多调性无调性”等概念;1928年柯政和在《新浪潮》杂志发表了题为《申伯克的音乐》的文章,着重介绍了十二音音乐的开拓者勋伯格。

  而在上世纪30年代,青主于1934年在《音乐杂志》上发表了《反动的音乐?》,通过反问的角度向质疑勋伯格音乐的人们提问,其对十二音音乐持肯定态度。1936年宋昌寿在《音乐教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调主义》的文章中,对十二音音乐评价为“和音与和音结合的最高无疑的纯粹性”。

  在上世纪40年代左右,高等音乐院校中已经展开了有关于十二音音乐的教学活动。1939年弗兰克尔到达上海,其于1941年被聘为国立音专教师(现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弗兰克尔于1941年至1946年在国立音专任教期间教授了和声、对位、配器、曲式及作曲等课程。他不仅教授了传统西方音乐的技术,还介绍了晚期浪漫主义音乐与表现主义音乐。据德国作曲家和音乐学家维也纳大学音乐学博士克里斯蒂安乌兹考证,弗兰克尔在上海期间写有大量音乐分析手稿,其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查阅到16份音乐分析手稿。最为重要是有标注日期为1944年3月2日于上海,并有弗兰克尔签名的对勋伯格、韦伯恩、贝尔格、斯特拉文斯基乐谱的编订以及对一些书目评注的理论写作。而在其离开后,则有着贝尔格的学生许洛士、亨德米特弟子谭小麟继续开展十二音音乐的教学活动。在北京也有勋伯格学生汉斯.艾斯勒(HannsEisler)的弟子姚锦新从事相关教学活动。

  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国十二音音乐的困境

  自新中国成立之后,音乐界受到了政治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反对十二音音乐的声音。1955年前苏联音乐家阿拉波夫在与国内作曲家的座谈会上对于十二音音乐提出批评的观点。在之后的一年《人民音乐》发表了格·史涅尔孙题为《反对十二音体系》的文章?。史涅尔孙引用了亨德米特、奥涅格的观点,批评十二音技术的形式主义;同时又对自德彪西以来的音乐创作都进行了批判(包括了亨德米特与奥涅格)。1959年,汪毓和在《现代资产阶级反动音乐流派简介》一文中则从意识形态上对德彪西以来的作曲家进行了批判,汪毓和在文中谈到:“这种理论根本否定了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他们的作品实际上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虚和冷酷无情。无调主义的理论是现代派中最反动的一股逆流。它起的影响也最大。”③

  1960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呂驥发表了关于十二音音乐的报告,报告中谈道:“从十二音音乐、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具体音乐,直至所谓的‘烤猪交响乐,都不是什么真正的新音乐,而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临死前的病态狂热和精神总崩溃的反映,用‘世界末日的宣传来散布恐惧和绝望情绪。相这次报告明确了十二音技术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在这期间,作曲家罗忠镕仍然尝试着使用十二音技术进行创作实践,其于1962年创作的艺术歌曲《囚歌》的片段中,局部的使用了十二音技术。

  可以说自1949年后的近三十年里,无论是十二音音乐还是整个西方现代音乐的发展在中国都处于停滞状态。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关于第二维也纳乐派的研究才再次开始,而这一次则引起了中国音乐界对十二音音乐的音乐创作与理论研究热潮。

  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十二音音乐的复起

  了解了当时十二音音乐所面临的境况后,更加钦佩罗忠镕于1979年创作《涉江采芙蓉》的勇气。而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十二音音乐的创作解禁是有所准备的。在意识形态上,1978年人民音乐复刊,发表了从恩格斯、列宁喜爱的音乐家角度介绍贝多芬的文章,重新开始介绍西方音乐。此后每隔一期发表一篇对于防音乐的介绍,介绍的人物从贝多芬到舒伯特再到肖邦,之后对1936年姚文元发表的反德彪西言论进行了批评。

  1978年后,音乐院校开始组织学习毛泽东于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出现了“不中不西的东西可以搞一点”,“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中国的音乐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等言论都是具有鼓励和支持十二音音乐的意思,通过学习《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并收集谈话,于1979年发表,对十二音音乐能够重新涅檠重生具有重大意义。1979年重提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提出的“双百方针”中鼓励讨论、创作的观点,对于新音乐具有指导意义,为之后新音乐创作的意识形态进行了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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