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科技大学 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辽宁 鞍山 114051)
一、引言
2000多年前，先人们就开始了对城市发展的哲学思考。《周易》、《道德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西方学者柏拉图也在《理想国》中构建了理想城市所具备的条件：市民的基本生活物质保障、能够抵御入侵的营地、冬暖夏凉的住处以及接受正确教育等。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急剧扩张，城市化人口带来空间布局的极大变化，城市功能体系因此也出现了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德国鲁尔工业区的转变便是典型案例。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迎来城市研究高潮，各国政府在各项会议上将“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编入本国国家政策中。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提升城市品质中不断努力，并在改善城市品质的进程中根据本国国情不断调整方向和理论下取得了显著地成果。二、德国社会结构及政策与城市品质的联系
德国的城市规划注重完整的体系、科学的层次结构和完善全面的法律政策手段。在德国，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的重中之重，其目的是通过对城市规划空间、建筑功能、交通道路网络、建筑形态要素等的规划与设计，从而使城市更好的为人居环境服务。在德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城市品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结合城市规划设计作为规划的内容与结果，同时与各种法律规范和国家政策紧密结合。（一）鲁尔工业区的发展
在1960年代左右的德国鲁尔工业区，遍地是烟囱、钢炉和炼焦炉厂。这些厂房和炼钢设备每年排放着数以吨计的煤灰和粉尘。当地居民们的家庭供暖系统和厨房烹饪厨具与该地区的锅炉房，发电厂和烧煤设备等，都在没有加任何过滤器和烟雾净化设备的情况下运作，因此因煤矿粉尘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与此同时，由未完全变成煤块的褐煤燃烧时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的会使树木枯萎，从而使土壤和水体酸化，破坏了当地的生态链。环境污染严重破坏了鲁尔区的城市品质，也影响了当地农业、畜牧业和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威胁着人们的健康。1964年，德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颁布了“空气质量控制技术指南”，其中有更新工厂过滤设备，烟气净化和空气质量控制等说明。1971年，德国联邦政府出台法律限制了汽车尾气排放。1973年，联邦政府颁布《联邦准入控制法案》授权北威州当地政府在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有权临时关停工厂、限制车辆交通出行。经过一番整治，如今人们再去鲁尔工业区，已经是一个汇集德国新兴技术的高新产业区了，风景优美，景色宜人。
（二）柏林城区的品质发展
两德统一后，柏林再一次成为了德国的首都，但战争和冷战期间东、西柏林的分裂和战争，是这座城市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柏林总体城市品质的提升是整合曾经被割裂的东柏林和西柏林两个区域，重塑其作为欧洲大国之一的首都的地位。为此，柏林市政府的规划部门于1996年至1999年通过开展一系列规划和建筑设计竞赛并以此制定了《柏林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该政策以找寻“欧洲城市传统”为宗旨，通过批判性的恢复，结合柏林特有的围合式街区肌理，塑造街道、广场、公园和连续街道界面，使曾经被割裂的城区重新彼此融合，并更新了《柏林土地利用规划》。在此政策下，柏林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了新的活力，东西柏林人民再一次彼此融合，民族得到了空前团结。而作为遗留下来的柏林墙断垣也成为世界人民来柏林必到的景点之一，从而给柏林旅游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基础上，德国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法案：在西德工作的人税收中加入新的一个项目“团结费”。这笔钱的作用是投入到东德城市建设中去，加强基础建设和致力于东德人生活品质的提高，使东德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生态建设，都呈现焕然一新的状态。
由鲁尔区和柏林城市发展可知，国家政策对其城市品质有着决定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空间思想里也曾提到过：作为资本累积的空间，社会空间的生产需要符合于客观条件本身，即资本主义所积累的生产机器造成的影响不能对客观环境起到影响破坏作用。这同时也说明了每个城市不能一味的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放弃环境效益，同时也不能忽略人作为空间的活动者所需的最原本的生存需要。
三、斯图加特中心城区的规划与改善
斯图加特位于德国南部，二战以后成为新型的工业城市，是现代汽车工业的基地。二战时，斯图加特主城区遭到破坏，城市机能严重受损。政府在重建过程中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核心目标——中心城区概念规划》这一法案。在建筑部分，规划通过范围和强度不等的新建和改建工程，加强人们对斯图加特特有的盆地地形的体验，完善连续街道界面，恢复紧凑的城市空间肌理，改善和突出城区内标志性建筑的形态和地位，协调不同时期形成的建筑风格，明确开发与更新的潜力区域。
在绿地和公共空间方面，规划对现有的绿地布局和广场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针对主要的绿地和广场空间，分别利用城市型、绿化型等线性元素，加强各种尺度、类型的公共开放空间和景观节点的联系。
在城市功能方面，规划对中心城区的商业零售、餐饮等进行了评估，明确中心城区所承担的历史文化职能。
在交通方面，规划了现有交通，并提出了各项交通要素协调发展的原则，就主要的系统性措施和重点区域提出了建设指导，以加强中心城区对各种交通工具和行人的交通服务水平。
从德国三个城区城市品质提升，结合国家政策来看，城市品质的提升不是一味的去改善原有的生产资料及设施而忽略了原有基础建设的存在，原有文化、建筑规划等都是城市品质提升最直接的推动者，而将原有资本结合新的技术手段的共享和优化则对城市品质有着深远而坚定的影响。
四、中国国家政策和城市品质的联系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中央政府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立足于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对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运行总体进行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对所有城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出了若干要求和建议。而在城市品质的提升中，少不了五位一体全面平衡发展。（一）上海市城市品质的导向与变化
上海市政府针对城市品质提升制定并颁布了诸多政策，诸如《关于完善本市控详规划管理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上海市社区规划导则—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这些文书旨在以人居环境公共要素的需求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前提，并在此基础下健全完善城市有机更新政策机能。在《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这一政策中，制定了对城市品质更新的多种手段，从用地使用功能转变、活力提升、容积率使用要求、土地价值等方向，注重公共环境资源的可持续价值，从而激发城市品质提升更新的积极性。除此之外，通过强调上海当代艺术特质与兼容并包的文化特性，旨在将上海市打造成为多元并驱的城市标杆，成为城市改良中的领头羊。一方面，上海市政府在世博会举行前后放弃近百万的建筑容量，把世博园后滩地区打造成集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共享空间；另一方面，政府举办“行走上海”活动引导全民进行人居社区空间的“微更新”。该活动立足于民众、将结果奉献给民众，作用于社会，提高市场活力从而达到自上而下呈现齐全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保障，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在城市历史文脉传承方向，以保护传承城市文脉和记忆为主，在提升城市品质提升的理念中推进旧社区改造工作，进一步强化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历史积淀意识，探索新形势下的风貌保护路径和多样化的空间重塑激活机制。
一是扩大城市品质保护范围，这意味着提升文化内涵不仅局限在文化本身，而是将历史建筑、街道和社区活力等从点到面相结合，成为一套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
二是政府需出台一系列针对城市品质提升的政策法案。例如《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条例》、《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重点针对保护对象、资金筹措和管理体系等提出新要求。三是突破传统措施，创新保护方案。上海政府拟订并出台《上海成片历史风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注重历史遗存的突破性保护，还出台了《上海市历史风貌成片保护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积极探索活化保护利用，建立原权利人及市场主体等多方共同参与的保护模式。
（二）北京市城市品质的导向研究
为提升北京市城市品质，北京市总体规划局和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政策要求在北京市区范围内形成“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突破原先单一化的中心聚集模式，同时提出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核一主一副的城市发展模式，为的是整改单一中心集聚的发展模式，构建北京新的城市发展格局。这些政策以落实城市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考虑延续古都历史格局、治理“大城市病”的现实需要和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着眼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完善城市体系为着眼点。
为了考虑疏解与整治、疏解与提升、疏解与承接、疏解与协同的关系，突出把握首都发展、减量集约、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的要求，北京市大力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并明确核心区功能重组和中心城区疏解提升。在原有规划为基础上，将北京城副中心和河北省雄安新区创建规划成为北京新的两翼，从而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效率，做到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副结合，探索出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为实现首都城市品质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由以上来自中国和德国典型城市案例分析可知：德国的城市改革具有相对重大的意义，城市功能完善的契机多半构建于历史重大事件或是环境的严重破坏。而在此情况下制定的政策引导城市机能的复苏则具有全盘动工的整改动机，例如鲁尔工业区的城市功能完全转型，立足于生态环境链的严重破坏，由原来的煤矿工业园区转型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而城市功能的完全转型是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重新构建基础设施、人口的定向引导和迁移、城市立面的设计和功能转型后的街道活力唤醒等。又比如柏林城市重建，在东西德合并的历史背景下牵涉到一系列的复杂的政治、宗教、历史问题等等。所以相较于中国的城市品质提升，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城市改革更为复杂和多样化一些，立足于西方建筑史上对城市规划的思考与尝试，例如经过“田园城市”等众多改革者的试验之后，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诸多城市机能以趋于完善，他们将城市品质的导向侧重于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更新上，在以教堂为城市中心放射式的城市街道基础上，更注重历史文脉的沿袭和新老建筑的融合。在德国，法律规定但凡超过50年以上的建筑都被视作历史建筑，而对历史建筑的处理一向是不能拆除需要保护，再建的新建筑则需要与之融合，例如德国议会大厦等。建筑作为城市品质的主要功能体现着是如此，其他在政策引导下的措施更是与之契合。相较于德国的“老城”城市品质和功能的完善与提升，中国城市品质的改良则更契合于政策导向下的新城构建，这样会引发一系列城市机能受损的问题，例如梁陈方案下的北京城的新老规划，却在经济政治诸多复杂的情况下遭到拒绝。
相比于德国人对“往昔”的追求和历史的记忆，中国人则更倾向于对“未来”的构想和新兴理念的全盘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好的影响就是城市机能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城市居民出行方便，生活品质得到高效提升。坏的形象即历史建筑的生存状态会遭到严重威胁，城市样貌趋同化和单一化、城市文化机能丧失，城市居民生活缺少内涵和信仰感。
从德国的典型政策引导下的城市改良案例来看，中国对历史文脉的重要性看的相对较浅一些，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历史传承的古国，如何在现在技术更新的状况下做到文化性并头齐驱，给予城市居民精神满足感和文化归属感，从新老建筑的理性对待以及融合，城市街道的文化职能，公共空间中标志性建筑的地位与作用等，德国都做了很好的榜样。
综上，城市品质就像个有机体，一方面出现问题便会招致其他方面的损伤，所以在建设城市品质时，不能忽略小的方面，也不能只注重大的方面，更不能忽略人作为城市成果分享者的各项价值，应当考虑到城市原有构建设施，在此基础上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来完善城市品质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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