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管窥柏拉图的“相论”与“摹仿”

　　王晓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000）

　　前人对“相论”与“摹仿”都有过许多研究，柏拉图有着明显的贬低摹仿的倾向。柏拉图为何会如此重“相”而轻摹仿？本文将着重论述此问题。首先，笔者援引柏拉图著名的“日喻”、“线喻”与“床喻”，重述柏拉图的“相论”。接下来，笔者将探讨“摹仿”产生的历史语境，揭示柏拉图以画喻诗，将矛头直指诗歌，继而对摹仿型艺术大加批判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柏拉图的“相论”与“摹仿”均服务于他的“理想国”的建立。因此，摹仿需要进行接受监督和改造，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美好心灵的塑造与理想城邦的建成。因而，对于柏拉图的“相论”、“摹仿”的理解，我们也应当回归到柏拉图设置的语境之中去。

　　“相论”；“摹仿”；摹仿型艺术；道德理想主义

一、柏拉图的“相论”综述

（一）“相”的源起

　　古希腊人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也趋于简明。由此产生的古希腊的哲学更是如此，哲学家们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运用理智的思维和缜密的逻辑，力图从现实世界的万千事物中总结归纳出一种本质性的原理。对于世界本源的问题，泰勒斯归于“水”，毕达哥拉斯归于“数”，巴门尼德归于永恒不变的“是”。柏拉图也深受古希腊哲学的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他曾在《理想国》中表露了这样的观点：“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①这便昭示着“相论”的产生。

　　上文中提到“同一名称”，“一”指的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相”，而“多”是指现实世界中的万千事物。众多的事物依赖“相”而产生并存在。在“相”的统摄下，整个世界变得秩序井然。

　　（二）“相”与最高层次的“善”

　　柏拉图的“相”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最真实的，是万物追求的终极目标。它是从普遍的善、正义、美等一类概念出发，按照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归纳总结出来的，探求真理的过程不使用任何感性事物，因此具有普遍性。

　　说到“相”，就不得不提到“善”。“善”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其他一切“相”的原因，是最高层次的“相”。为了便于形象地描绘“善”，柏拉图在《国家篇》与《理想国》第六卷中通过“太阳之喻”做出了解释。“善”是可知而不可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实世界中“善”的儿子来了解它。“善在可见世界中产生的儿子——那个很像它的东西——所指的就是太阳。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可理知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知事物的关系一样。”②在柏拉图的“相论”中，“善”在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里都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

二、被贬低的“摹仿”

（一）被高看的“可知世界”与被轻视的“可见世界”

　　在《理想国》第六卷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明确地划分出两个世界：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并且用一条线段来代替。纵观柏拉图的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看重可知世界而轻视可见世界的态度。

　　柏拉图在划分了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之后，又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是声色的爱好者，喜欢美的声调、美的颜色，美的形象，但他们的思想并不能认识和喜爱美本身；另一种人不沉湎于声色之中，能够理解美本身。因此，柏拉图贬低可见世界，抬高可知世界。认为前者是真实的，高级的，而后者是虚假的，低级的。这种对可见世界的贬低直接影到柏拉图对“摹仿”的态度。

　　（二）“床喻”

　　如果说“线喻”只是顺带着点出真理与摹仿之关系的话，那么“床喻”就一语道破了柏拉图对“摹仿”态度。柏拉图认为世上存在三种床，第一种是自然的床，是由神创造的，是本体性的存在，也是真理；第二种是木匠的床，由木匠所制，是实物的存在，是对自然的床的摹仿，也是“相”的影子；第三种是画家的床，由画家所创，是对木匠所造之床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两层。这三种床只有第一种是真实的，其余两种均是假象。但相比之下，木匠的床要比画家的床稍好一些。因为木匠的床不仅可以满足人类现实生活的某种需求，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在实际制造床的过程中还涉及到诸多专门的技艺和相关的知识。至于画家的床作为摹本之摹本，没有实用价值；作为影子之影子，也没有认识价值，因而被柏拉图所轻视。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画家的床会与真理隔了两层。首先，我们来从字面上理解。自然的床（真理）——木匠的床（真理的影子）——画家的床（影子的影子），第一与第三种床之间只隔了木匠的床，又何来隔离两层之说呢？柏拉图恰巧弄错的可能性很小，极有可能是故意而为之。

　　柏拉图贬低摹仿型艺术，认为他们荼毒心灵，劣迹斑斑，因而就要将他们放置在离真理越远越好的位置。柏拉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时刻提醒被艺术迷惑了双眼的城邦公民，对于艺术要擦亮眼睛，清醒地意识到艺术所描绘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只有“相”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和摹本，可见世界的一切特殊物都是对“相”的“摹仿”。正如《巴门尼德篇》中苏格拉底对巴门尼德说：“这些“型”竖立在自然界好像模型，其他的事物则像它们，是一些摹本；说其他东西分沾着“型”，无非是说照着它们的样子造的”。③

　　摹仿凭借外观形象上的逼真，使人们沉浸于虚假的幻影之中。这一点不利于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柏拉图对摹仿型艺术的态度是否定的。他直言不讳道：“模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④柏拉图便通过绘画过渡到诗歌，以绘画喻诗歌，认为两者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摹仿。自然，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必定毫不客气，他甚至声称：“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⑤

三、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

后代理论家对柏拉图的“相论”与“摹仿”褒贬不一，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在笔者看来，对柏氏的理论众说纷纭的原因在于，后人对该理论的审视均未放置在柏拉图所设置的特殊语境之中。真理往往是有条件的，“相论”与“摹仿”也并非孤立而存在，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适用。时代在变，语境在变，“刻舟求剑”式的思维方式显然已不合时宜。脱离了适宜的语境便可由真理变为谬误，柏氏的主张也不例外。

　　立场决定观点，“相论”与“摹仿”均服务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建立。从此立场出发，柏氏对“摹仿”进行了一定修正，使之共同服务于公民品行与道德、美好心灵与品格的塑造，最终完成理想国的建设。

　　（一）“相论”服务于理想

　　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源于目的，“相论”也不例外。柏拉图苦心经营“相论”，原因有二。首先，“相”即真理。它可以让城邦公民拥有广博的知识，摆脱无知蒙昧的沉睡状态。第二，终极目的，那就是为了培养城邦公民的理想品格和治理城邦的哲学之王。象征着终极真理的“相”至高无上，俯视着可见世界里的一切事物，世人应该穷其一生而将它追寻，切不可本末倒置，被眼前表象所迷惑。

　　（二）对“摹仿”的监督和改造：戴着镣铐的舞者

　　柏拉图虽不遗余力地批判摹仿，但他不否认摹仿有好坏之分，也没有将其全盘否定。但是，人在孩提时代天真无知，无法识别真伪善恶。因此，艺术极有可能凭借逼真的外表来哄骗他们。如此说来，摹仿的艺术必须受到监督。此外，柏拉图深知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虽有巨大的影响力，倘若不能以理想的形式被利用却会适得其反，产生极大的危害。鉴于以上考虑，还需要对摹仿进行改造。

　　柏拉图对摹仿的监督和改造深受道德理想主义的影响，那么，好的摹仿型艺术必须符合最高的“善”，以尽善尽美为标准。从此尺度出发，艺人们必须接受监督，洗心革面，一切创作需以城邦教育与心灵发展为原则。他们的作品中不能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等坏内容。这样一来，被修正了的摹仿型艺术便不会再荼毒心灵。城邦里的公民可以通过可见世界的艺术陶冶心灵，修身养性，凭借健康的心智透过现象看到实物背后的“相”，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真知。

　　注释：

　　①②④⑤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9，391，396，404.

　　③柏拉图，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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