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霏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基于人物选择及叙事方法视角的中外古典戏剧比较分析

　　吴易霏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中西民族意识不同，人格价值不同，所产生的戏剧精神也不尽相同，反映在古典作品中的美学特征也各有千秋。本文主要从中西方古典戏剧的人物选择的特点及叙事方法的安排的差异等方面对中西古典戏剧方面的美学特征进行分析比较，以欣赏这些古典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民族意识；中外古典戏剧；戏剧精神

一、中外古典戏剧人物选择特点分析

任何戏剧得主人公都是是的整个故事情节的贯穿者和连接者，一个故事的中心。他们的事件和行动影响着全局，甚至决定戏剧的属性。可见戏剧的主人公在全剧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中西戏剧都非常重视戏剧主人公的重要地位，可是，选择戏剧的主人公的原则却完全不同。

　　中国古典戏剧特别擅长表现弱小善良的小人物形象，尤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女子形象，强调主人公的正义性和无辜性，更富有人情味。中国古典戏剧美感的获得，并不因为其主人公地位的超乎寻常，而是由于其力量的弱小，由于善良本性和或悲情或圆满的结局反差。这些社会低端的小人物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他们得到偏爱或者受到恩惠的时候，人们会格外的为之快乐。因为大多数的观众都是平凡的人，他们能够从主人公的身上获得极大的认同感，并从他们的美好结局中获得希望。而当她们备受摧残、坠入苦难的深渊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痛苦和可悲，令人生出不尽的怜悯和同情，同时也引导观众对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深深思索，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的效果。如明代《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是农妇；《王魁负桂英》中的敫桂英是妓女；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是妓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是一介书生，《五女拜寿》里杨三春是几个女儿中生活最为窘迫的一个。

　　传统的西方悲剧人物都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按西方观众的审美心理，戏剧中的人物都要是“高贵”的，表达的事件是“崇高”的。西方悲剧选择伟大、高贵、崇高、英雄的人物做主人公，是因为他们要将戏剧拉升的生活的上层，他们认为戏剧中的人物应该要脱离平凡人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说，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能产生重大影响，他们的价值比那些普通的小人物显得重要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古希腊的戏剧多以英雄和天神作为主角。《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主人公普罗米修斯是天神；《特洛伊女人》是皇后；《俄狄浦斯王》是国王。这些悲剧作品所描写的悲剧事件。到了莎士比亚时代，人物和事件仍循旧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罗纳二绅士》、《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都是国王、王子和贵族，描写的也都是重大历史事件。

二、中外古典戏剧叙事方法安排分析

中国古典戏剧主要描写主人公个人的遭遇，引起受众的同感和认同，而不是剧烈的冲突。比如，《窦娥冤》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作者关汉卿塑造了窦娥这一平民妇女的典型形象。他笔下的窦娥是一个很丰满的形象，不甘屈辱，不畏强暴，善良又质朴对亲人细致体贴；原本是封建社会中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妇女，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儒家的思想和教育，她的父亲窦天章把“三从四德”当作教条来约束窦娥，窦娥善良、温和、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却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迫害。窦娥的命运如此悲苦，遭受了丧母、离父、亡夫的一系列不幸，但她没有任何怨言，认为自己厄运都是因为“前世烧香不到头，今生甘愿受苦罹难”，劝自己，也劝别人“早将来世修”。因此，她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命运，她希望能洗清她的清白，支持她对地痞无赖的抗争。

　　中国古典戏剧的冲突往往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制服假、恶、丑，伸张真、善、美，使观众对剧中的善恶、忠奸、正邪、美丑进行伦理评判，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四郎探母》取材于杨家将故事，但情节却与《杨家将演义》有所不同。小说中的杨四郎战败被擒后降辽招亲，是为了伺机报仇，后来果然策应宋军破辽。该剧的作者却在原小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改造，有意淡化战争气氛，重点渲染人物之间的人伦亲情。对人物感情的描写，很有深度。同时，在“人情”二字上也做足了文章。在两军对阵、剑拔弩张的背景下，身陷异邦的杨四郎冒着杀身之祸偷跑出关探望母亲。漫长的15年骨肉离别，短暂的一夜团聚，杨四郎在声声更鼓的催促下，依次与家中亲人相见，说不尽的离愁别恨、思念之情，才相聚，又分离。剧中强调杨四郎与铁镜公主的恩爱，母子的离别之情，最后的大团圆结局也给观众以极大的心里安慰。再比如《赵氏孤儿》通过对孤儿的几次仗义相救体现了两大势力的曲折冲突；《雷峰塔》通过法海的步步追逼与白娘子的几经忍辱，表现了正邪冲突的曲折性。

　　相比较的，西方古典戏剧更强调一种挣扎冲突。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挣扎冲突所强调的焦点也发生一些列的变化。古希腊时期的戏剧主要是强调命运挣扎冲突，它的题材往往取自于古代神话，表现了人对自然与命运的挣扎。包括《俄瑞斯忒亚》、《普罗米修斯》和《俄底浦斯王》，等等。其中《俄底浦斯王》被认为是古希腊戏剧的典范，被称为“命运悲剧”，即通常表现个人意志行为与命运之间的冲突。俄狄浦斯智慧超群，热爱邦国，大公无私。在命运面前，他不是俯首帖耳或苦苦哀求，而是奋起抗争，设法逃离“神示”的预言。但最终在命运的面前败下镇来。性格挣扎冲突是莎士比亚时代的典型特征，它反映的是人对自身性格的挣扎和角色之间各种性格的碰撞和冲突。比如，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守财奴，心胸狭窄，复仇心极重，一遇机会便要疯狂报复对他不利的人，非要置对手于死地不可的人。《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因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犹豫，而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复仇机会，最后酿成大错。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戏剧开始强调社会冲突，代表作家有易卜生、梅特林克、奥尼尔、斯特林堡等，它反映的是个人在社会力量的挣扎，在他（她）所处境遇的危境、巧境中挣扎。无因此西方古典戏剧在表现冲突过程中，着重塑造人物复杂的性格，尤其是他们在与命运、性格和社会挣扎中所显露出来的可贵的闪光点或致命缺陷。

三、结语

艺术的审美取向取决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古典戏剧拥有各自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审美观念，从而使中西古典产生巨大差异，形成不同的美学特征。单一从理论上看西方人以合理性作为美的基础，以客观的合理的原理去掌握美，我们的祖先则注重情绪和心境的美学思想，我们传统对于美的感受并不存在于原理中，而存在于感受者的心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自古就认为纯艺术是孤独的艺术家的精神产物。换而言之，孤独的艺术家专门面临神或者超脱的理念，在跟上帝的对话中完成他的作品，所以西方伟大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完全无视于他人的存在，把自己与现实隔绝的神圣世界之中。

　　与此相对照，我们的艺术家绝不是在表现自己孤独的精神，而是常常在于他人交往中，在具体的社交场所而产生的，即使八大，徐渭的狂傲，也是在渴望别人对于他们内心的了解，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一个神能够使得这些艺术家有精神上的皈依，他们自古就在内心深处就一直在努力的追求的道，即意境。

　　总之，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意识趋同的时代，只有保存各自的民族特色，相互借鉴与吸收，融会对方的表现技巧与艺术手法，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文科培育项目《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跨文化有效传播的路径及策略研究》结项成果，项目编号：CUC15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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